政治課本教導我們，改革開放源於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該舉措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在學校的洗腦教育之外，「敢為天下先」的小崗村也被媒體「神化」——幾十年來，各種黨報黨刊、電視媒體、報告文學、紀實小說都在竭力鼓吹小崗村的經濟奇蹟、改革勇氣與制度的優越性，他們不斷地向我們灌輸這樣的觀念：「私有制萬能」、「一分就靈」、「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三十多年來的社會實踐充分表明：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只有聯合起來走集體化的道路，方可實現農業的現代化。人們只要對比一下小崗村與華西村的情況，就不難得出這一結論。
本文原標題為《真相：小農經濟+輸血打氣——兼評〈小崗村的故事〉》，曾刊載在微信訂閱號《盜火》上。作者通過批評《小崗村的故事》這一所謂的「紀實」文學作品，破除了迷信，打破了神話，解放了思想，有助於我們了解一個真正的小崗村，同時，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整個農村改革的歷史邏輯。
小崗村神話的小船，還真是說翻就翻啊！由於本文過長，暫發上篇，下篇以及其他相關文章，將陸續刊載，以饗讀者。
歷史往往是「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對開國領袖毛澤東，以及人民公社時代，小崗村的原隊長嚴宏昌，和原安徽省委書記做出了不少的評價與否定。現在三十年過去了，我們對這兩個風雲人物也不妨做一點評價。
小崗村分田單幹這顆特色蛋，砸向毛澤東時代，瓦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現在三十年過去了，我們對這顆特色蛋作剖析，看看究竟是件什麼東西。
鄉村三十年來的兩極分化與「三農問題」的尖銳存在，已為本文提供客觀事實的依據和支撐，也不是什麼純理論層次的問題了。
一、小崗村，三十年到底吞吃國家人民的多少錢財？
安徽省小崗村是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名字，曾以「摁紅手印冒死也要分田單幹的行動」而名躁國內外。三十年來，一直戴着「中國改革第一村」的桂冠，為紀念中國農村改革三十周年，安徽省陳桂棣、春桃倆作家隆重推出扛鼎之作《小崗村的故事》，本想為小崗村再貼一片金，再唱一支新頌曲，誰知失算於「人意」與「天理」的法則，將小崗村從新中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吞吃數以千萬元計的巨額錢財和盤托出，讓全國農民看出這個「金身菩薩」的老底。因此，我們特別感謝這夫妻倆所付出的心血和貢獻。從而聯想到小崗村的順口溜，什麼「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當時是出名的，曾一時迷惑不少人，現我們不妨來一首《小崗村沉浮圖》應對：
大包幹，大包幹，三十年，三十年，
直來直去不拐彎，輸血打氣常保鮮。
分田分牛分公產，「第一典型」中了邪，
一心折騰要單幹。「偏窮亂散」翻白眼。
第一筆，在合作化與人民公社的三十年裏。該書的第59頁自覺地坦白敘寫：
打從一九五六年高級社起，小崗隊的生產和生活就主要靠救濟；僅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三年的一百五十六個月份中，小崗吃國家供應糧就多達八十七個月，吃了二十二萬八千多斤，佔到這十三年總產的百分之六十五，佔到集體分配口糧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九。此外，國家還無償供應各類種子六萬五千多斤。就是原先隊裏的那十條牛，沒有一條不是國家花錢買的；社員過去使的犁耙鍬杴，也沒有一件不是國家掏的錢。
按着嚴宏昌供出的吃糧數據，可以計算出從1966年至1978年，小崗村13年的糧食總產才35.07萬斤，那麼，每年糧食產量僅有2.6萬斤。全村土地1000畝，荒蕪500畝，僅種植500畝，那麼平均畝產僅52斤；全村115人，每人均生產糧食226斤。直截了當地說，小崗村在整整13年時間裏，國家供應着救濟糧、生產工具和耕牛，每一年卻生產如此低的畝產和人均產量，實屬全國罕見——罕見得令人生疑！
全中國當過人民公社員——包括我們知青在內，面對小崗村這種生產水平，很難很難相信——在安徽省的同志能否專門調查小崗村及附近村子在新中國三十年究竟是怎樣的真實情況，因為這個嚴宏昌所提供的事實疑點太多——很有點白天活見鬼聽鬼話的感覺。「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就是因為合作化、集體化不合心意，小崗人就自私互鬥到這種非人性程度，寧肯躺着餓死或者出門敲花鼓去討吃逗狗咬也不顧，整整13年少出力、不願干，讓集體田地幾無收成的程度，還是人嗎？「餓死老娘不吃種糧」是中國農村的千年古訓，小崗人連五、六萬斤種糧都吃個精光，靠國家供給種糧，還是人嗎？
如果是人，生兩隻眼睛，長兩個耳朵，難道不知道當時全國有個大寨嗎？過去在解放前，也是「打長工，沒鋪蓋，賣兒女，當乞丐，有女不嫁窮大寨」。700畝地散落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畝產一二百斤。可是到新中國成立後，大寨人當家作主，向窮山惡水開戰，一步步前進。1963年遭了七次災害，他們拒絕了上級救助的物資和款項，全村60多勞動力齊上陣，奪得了畝產704斤的重大勝利。從1952年至1963年全村糧食自給還向全國交售175萬斤糧食，平均每戶每年交售7000斤，年終分紅值1元以上。難道沒聽說過嗎，小崗人？文革中大寨更是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整修穩產高產田800多畝，植樹1000多畝，築盤山公路12里，建水池6個，開渠道28里，所打出和搬運的石方如果壘起1米高2米寬的石壩能從大寨到北京一個來回。小崗人聽了有什麼想法？會不會臉紅？小崗村，同大寨以及全國多數村子一樣，頭頂一個藍天，都是在一個制度里勞動，為什麼自己干不好，該不該捫心自問?當然從根本上說，小崗村搞不好，主要責任在生產隊的領導班子。「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幹部」。造成小崗人一盤散沙，根子在隊幹部的極端自私與無能。總而言之，小崗人沒有吃的，敲花鼓當叫化子遭狗咬，隊幹部應負主要責任。
是的，在新中國建設與創業期間，即到1978年，確有討飯的，但是人數並不多。據有關部門的統計，將流浪乞討人員安排在各省44個農場的只有1.6萬人，再加上沒有收留在農場的充其量不過10萬人（可後來的2003年63.5萬人，2004年119.6萬人，2007年203萬人，2008年224.5萬人，都比1978年多百倍）。是的還有各地農村人民公社，也包括我們插隊的昆明市郊區也有相當落後的「三靠隊」——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佔10%左右。雖然落後得令人頭疼，但黨政各級領導都從各方面努力，促進轉化，從未言過放棄。像小崗村許多村民「逃亡和餓死」，筆者在農村工作二十年聞所未聞。退一步講，信其有，但也是全國罕見，根本不能代表全國廣闊的鄉村和五億勞動農民的全貌，更不是全國普遍現象。
這裏建議小崗人想想，在自己曾年年直至十三年吃着其他人民公社、也包括大寨村生產的公餘糧；用着毛澤東時代供給的耕牛、生產工具，該不該有點感恩之心？該不該「吃水不忘挖井人」？廣大農民群眾都知道：隨口亂罵人民公社及政策，亂罵毛澤東時代，不符歷史事實與情理；胡亂咒罵，而且罵了三十年，是陰損缺德之事。小崗人不能再糊塗了，當今三十年沒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靠山，全國農民，包括你們小崗人就朝不保夕，生活動盪，顧頭難顧尾。這難道不是沉重的教訓？
第二筆，1984年，在上調北京的萬里兌現「三五年後會來看小崗的」承諾的時候，村頭忽然出現24間新瓦房。
該書的第143頁自覺坦白敘寫：
自從一九八O年萬里進京之後，就再沒有來過小崗。他曾答應過小崗人，三五年後會來看小崗的，隨後的一九八四年的四月，曾傳來了萬里要來小崗的消息。鳳陽縣委、縣政府為此也忙了一陣子，考慮到小崗雖有了不小的變化，主要還只是變在吃飽穿暖上，家家戶戶住的仍然是茅草房，路也很差。縣裏就決定撥出一筆專款，為小崗改換新裝，可是縣財政捉襟見肘，不可能讓村容村貌煥然一新。鑑於村子西頭是進村的必經之道，就出資為嚴立付、嚴立華、嚴立坤、嚴立學、嚴金昌、關友江六家，各翻蓋了三間瓦房。因為嚴學昌家人多，翻蓋了六間。
小崗村的人分田單幹多年後太不爭氣了，致使萬里當時檀口一聲諾過上美國日本農民的日子，成了水中的月亮而已。鳳陽縣委政府的領導，對屬地小崗村的真實情況是最清楚的，他們思來想去動用國家——人民的錢財為小崗村，在路邊建蓋改革開放的第一批新瓦房。這種「臨時燒香抱佛腳」，不知是表功？還是一種無奈？或許兼而有之？總之，小崗村分田單幹多年「江山依舊，舊貌猶存」，形成對鳳陽縣委政府領導人一種壓力，一種制約——什麼叫守土有責？當年的省委書記現在中南海的京官萬里會不會發問：「為何沒有將小崗村領導好，建設好？為什麼還住風吹就動的老茅屋？為什麼比公開貶斥的大寨村差距還那麼大？為何沒有過上美國的、日本的標準呢？」……所以動用國家即人民的血汗錢來補台，讓京官不尷尬有面子！鳳陽縣委政府領導，堂堂皇皇將嶄新的二十多間全呈亮瓦房一順溜地建在村道邊，第一眼看了舒暢得很呢！來來往往的政客與佳賓看見了這排體現大包幹的正確和成果的新瓦房，誰也就一百年不動搖了，也不懷疑了！
其實真實的答案非常清楚，分田單幹的小農經濟勝似《水滸》中的「武大郎，就是拼命抬上牆頭——上不去下來容易，」除此有什麼能耐和結果呢？小農經濟的沖天幹勁不過是曇花一現，幾年後就是徘徊的勢態，小崗村是如此，分田單幹後的全國農業也是如此，後邊我們將詳盡分析。
鳳陽縣委政府領導還忽略一個嚴重的後果：無償送給24間新瓦房的兩重性，既為小崗村保鮮增光，也激活小崗村乞討癮，還引起多數住茅草屋的村民怒憤。就因為那個力挺者萬里光臨小崗村，天上掉下餡餅——不出力不淌汗不挨狗咬，也能輕輕鬆鬆得24間新瓦房，這讓小崗村人眼睛一亮，心裏一動，誰說「天下不掉大餡餅」？誰說「沒有白吃的午餐」？在小崗村就成為事實！這不勞而獲的6戶新房將沉寂一時的乞討歷史攪了攪，從此舊病復發，難以收拾，終於成了小崗村向社會不停伸手二三十年的頑症，而且相互爭鬥此起彼伏。
第三筆，1993年後經省人大代表嚴宏昌遊說，安徽省委的主題聯席會作出承諾：支援一千三百多萬元！
該書第136頁自覺地坦白敘寫：
嚴宏昌，「他利用會間的一切休息時間，一個一個地去拜見到會的各位廳級領導，重要的，他還會不厭其煩地進行『家訪』，向他們介紹小崗的現狀，求救於各位領導，希望他們支持小崗，為小崗的發展指點迷津。
……
（時任省委副書記兼省人大主任孟富林）『有許多問題，他已是深思熟慮。他先後講到了小崗村的交通、教育、供電、電訊、水利、農業科技、村辦企業以及農貿市場等方面的現狀和自己的設想。……小崗村的發展已引起了省里眾多部門的高度重視。會上可以落實下來的，方方面面支援小崗村經濟發展的各項有關資金，便高達一千三百多萬元』！
孟富林設宴請嚴宏昌吃飯。孟富林動情地說道：『宏昌啊，你打破了安徽省歷史上的三項記錄：第一，省委沒有為一個村解決實際問題召開專題會議的先例，這是頭一次；第二，也沒有因為一個村解決這麼多資金，和這麼多問題；第三，省委更沒有專門請過一個農民吃飯。』
孟富林的話，打動了在座的所有人，也紛紛過來與嚴宏昌碰杯，表示要向勇於改革的小崗人學習，致敬……（該是眾多廳局長神情錯亂了，小崗村包幹15年因窮來當叫化子討錢，居然一個個來碰杯，要向小崗學習致敬，這份恭敬不是很搞笑嗎？——作者注）
……
嚴宏昌想：他在會上首先提議的，是希望有關部門幫助小崗村修一條路，不說方便小崗人，現在來自省內外乃至國內外的參觀者，踏着『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揚（洋）灰」路』，丟的就不光是小崗人的臉面。
……
直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在孟富林召開的那次聯席會議上許多廳局承諾的援助款項，一直不見下來（上級與下級不是在上演忽悠鬧劇嗎？——作者注）。嚴宏昌去參加安徽省八屆人大三次會議時，向大會遞交了一份提案，詢問小崗發展專項資金的調撥情況。這份提案，引起許多代表的關注，最後有十三位代表聯合在上面簽了名，很快，嚴宏昌就收到了滁州市政府的答覆涵——目前已投資六百六十一萬元。」
可是所承諾的巨大的財政撥款，小崗人可以看到的，除蓋了一棟上下兩層的村委會辦公樓和村頭豎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大牌樓，外加幫村民拉院牆，村民還是出了500元錢的，一共也就是三四十萬，而那六百多萬都用到了什麼地方呢？
「丟的就不光是小崗人的臉面」這句話看似普通無奇，但充滿政治智慧。別看分田帶干帶頭人、原隊長嚴宏昌是一個普通鄉村農民，實際上他洞察各級黨政領導內心的好惡，也深知他這句話的作用與份量。這句話暗示，各級黨政領導說好聽點會「心領神會」，說難聽點「會知趣的」！——既然你們堅持吹捧中國改革開放的偉業是以我們村子為起點，依託我們村大包幹的各義，加緊在全國城鄉推開與實施，那麼我們這張「王牌」豈能無償使用呢？我們這些摁紅手印的帶頭人難道不該回報？各有所好，雙贏雙贏！
時任省委副書記兼人大主任孟富林，當時也太愛動情了，扶持小崗村改變面貌的力度也夠大了，可是當兩年後僅落實六百一十萬元時，乞討人嚴宏昌當然不高興，心裏嘀咕「也就是三四十萬，而那六百多萬都用到了什麼地方呢？」須知當時省委召開會議承諾的是一千三百萬元呀！由此可見，叫花子也難當，總是要的多而得的少；「施主」更難當，給也不錯了還賺多賺少，說三道四！「叫花子」若要追究到底施主不是太沒有臉面嘛！
第四筆，1997年，解萬里之憂，全國「最佳經濟效益鄉村」加入援助大軍，僅修路和農科改良就得140萬元。該書的第154頁自覺地坦白敘寫：
上海《解放日報》社建議召開的『兩村聯動發展會議』在鳳陽舉行。開會那天，張廣友（同萬里一起出道，後升《中國農民報》總編輯——作者注）受萬里委託，專程從北京趕過來，並在會上宣讀了萬里的賀詞。賀詞說：『鳳陽縣小崗村和張家港市長江村結成對子，聯合發展，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小崗村在農村改革中帶了頭，長江村在改革中得到了發展，小崗村走出去和經濟發展較快的地方結對子，這是加快東部和中西部經濟共同發展的路子。祝兩地在共同發展中結出碩果。』
會上公開了長江村和小崗村聯動的方案，大體是：一、兩村協商在村內修一條橫穿全村的水泥路，並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修建完成（長江村捐助120萬元修建「友誼路」——鳳凰周刊）；二、長江村出資二十萬元，幫助小崗村進行農業、農副產品的高科技改良；三、小崗村每年供應長江村六十萬斤稻米，按市場價執行，以解決長江村缺糧（這個村缺糧得靠小崗村供應，胡編得很可笑！——作者注）困難；四、長江村提供資金，技術，小崗村提供勞力，興辦兩個企業，作為長江集團公司的配套廠，利潤留在企業作為擴大再生產，等等。
小崗村大包幹二十年仍沒有出現「形勢自然會大好」，這真讓退休的萬里內心不寧靜，到處求救成了唯一的妙計。
對帶頭分田單幹的小崗村隊長嚴宏昌，現在安徽夫唱婦隨作家又是欽佩又是稱讚，封為「小崗村的新聞發言人」，其實這個評價偏低了。他可是小崗村的一位傑出詩人，順口一段「我保證，只要幹上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個人富，集體富，國家還要蓋糧庫！」縣、地、省書記聽後無不點頭折服。而且他在社會心理學方面很有造詣，很精。社會既然誇讚小崗村，好、很好！小崗村面貌依舊需要輸血打氣，找到誰，誰都會慷慨解囊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難道各級官員不懂這個理！——「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楊（洋）灰』路，丟的就不光是小崗人的臉面」，即是一高招。他創新的名言「不光是小崗人的臉面！」，尤其比較能打動官場。此論傳開，一長串書記及書記的書記，即刻付諸行動支援，連退休多年的中南海領導人萬里不甘落後，花白的腦袋常常擺出不少金點子。嚴宏昌躋身中國一流心理學家之列。
第五筆，1998年，總書記親小崗村視察的時候，一大串「政治禮品」應接不暇。該書第156頁自覺地坦白敘寫：
這一回不大一樣，一場讓小崗改天換地的工程很快拉開了序幕！其工程之浩大，速度之快捷，不僅讓嚴宏昌，更讓小崗人目瞪口呆。
一所可容納師生一百六十人，從一年級到五年級一條龍五個班的小崗村小學，六月動工，八月竣工，確保九月一日正式開學的工程開始了。
省建設廳，省水利廳和省衛生廳聯手幫助小崗村破天荒地像鳳陽城裏人一樣吃上了自來水。
六部門聯合出資，為小崗家家戶戶住房的牆面，刷上一遍塗料，塗料一上牆，整個牆子就好像搖身一變，光鮮了許多（這個點子不知是哪部門領導出的，可得當年的中國金點子頭獎！——作者注）；為各家各戶建造了一個衛生廁所。隨後，小崗村大包幹展覽室和招待所，也平地而起；黨支部辦公室也因為得以美化而讓人眼睛一亮。替小崗村一家不拉地裝了部程控電話，不僅事情辦得漂亮，而且明說收費，實際並未讓小崗人掏多少腰包。修了一條很氣派的友誼路，但美中不足的是路兩邊光禿禿的，不好看。酷熱難當，縣林業局從百里之外的鳳台縣林場買來八百三十棵蜀檜，每棵都在兩米高以上，並且搞起了科學試驗。在蜀檜根部包上營養土，趁夜搶運，當天入土，還專門雇了兩位懂業務的工人，吃住在小崗，精心澆水，培土，看護，高溫植樹，居然棵棵成活。
……
江澤民、溫家寶、曾慶紅一行來到小崗村，還是讓嚴宏昌，讓小崗人激動不已的。江澤民說：『我一直很關注小崗，一直想來看看鄉親們。因為鄧小平開創和領導的改革開放事業，首先是在農村開花結果的，而小崗村又是率先進行農村改革的。家庭承包經營這一政策要長期堅持下去，是不會改變的。』」
對隆重慶祝大包幹二十周年的中央領導的小崗之行，書里繼續敘寫一個非同尋常的亂子：「嚴德友，卻在江總書記來前的幾天，被組織上調出小崗。」至少有兩個不應該有的後果。一是，嚴俊昌說：「要不是把德友調走，小崗就搞上去了！」二是，嚴俊昌說：「江總書記來小崗也不讓德友見，媳婦覺得政府不講理，女人遭不得人孬，幾句話受刺激，想不通就上了吊！
這個小崗村幾十年來總是發生大不吉的怪事，正當舉國同慶改革開放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一行黨和國家貴賓親臨小崗是精心安排和實施，力求達到重大宣傳的效果，偏偏小崗村的村領導家庭竟然發生媳婦想不通上吊之事，原因正是「覺得政府不講理」。嚴德友家在全國大喜日子裏出現哭哭喊喊的喪事，也太不是時候了，太不給面子了！這簡直是製造全國最大的難堪？也幸好村領導媳婦上吊一事不了了之，也幸好夫唱婦隨倆作家沒有刨根問底採訪，否則又要鬧出多少內幕與尷尬的事兒來！
第六筆，1999年，帶頭分田單幹的原隊長嚴宏昌重新在小崗村上任的時候，又吃下各方的許多錢財。該書第174—215頁自覺的坦白敘寫：
這期間，他發現王省長對小崗要建設『工業園』大加讚賞，就趁機提出，希望省政府能幫助解決購買一台推土機的銀行貸款，結果貸款很快批下來。他馬上找縣農機公司，經過他的一番遊說，又從縣公司開回來一台舊機子。
沒錢為這兩個『大傢伙』安個『窩』，嚴宏昌想了想，跑到省農機公司去求援。省農機公司投資了二十萬元，在小崗村蓋了一處農機大院。這不僅為小崗解決了大型器械的存放，省公司也在皖東地區多了一個產品推銷點。
常州柴油機廠支援小崗村一輛客貨兩用車。外省外市的柴油機廠同行尚且支持小崗一輛客貨兩用車，他肖總（全椒縣柴油機廠）難道不『表示表示』？
肖振海見到嚴宏昌親熱得不行了，說：『我送你福田小貨車吧，送你一輛沒大用處，乾脆給你四輛，這樣你們就可以跑運輸！』
……
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喬木一男先生（這位日本資產階級分子的鼻子比狗還靈，很及時很慷慨地對中國大是大非中的一方予以財力支持——作者注）來小崗參觀時，願幫助小崗村建一個養鴨基地，一期投資一千萬日元，先把基地的管理中心大樓建好；二期投資三億日元，再建冷庫和加工廠。日本駐上海領事館隨後就把一千萬日元匯到了鳳陽縣農業局，嚴宏昌及時解決了養鴨基地辦公樓的用地，地皮騰出來後，縣農業局很快組織施工的隊伍。
……
這消息後來被賈泰斌（北京大北農飼科科技有限責任公司開發部經理）知道後，他很是不安，沒想到集團的合肥分公司一個莫名其妙的『證明』，竟給嚴宏昌（指被當地檢察院立案偵察貪污十萬元）帶來這麼大的災難。他很過意不去，便爽性又寄過來七萬元，聲明這一回是真心實意無償地支援小崗村發展生產的。用這錢為小崗村家家戶戶挖一口當家塘，緩解小崗人長期缺水的局面。
……
小崗村和長江村共同修建「友誼路」時，村里欠下的那九萬多元電費一直掛在帳上，縣供電局多次催要，再不繳就要拉電了。嚴宏昌說：沒辦法，我只得硬着頭皮去找縣政府，前前後後為這事跑了十多趟，終於給免掉了。
為搞好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中央和省里都撥下來專項資金。村級建設專用款，大村小村一律五千元，這顯然是對我們的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總歸還是無濟於事……
張家港市長江村黨委書記郁全和為了葡萄園之事，沒少來過小崗，並派來技術員給小崗人傳播種葡萄的技術；逢上過年，還會給村里六十歲往上的老人，每人發上一件衣服，或是送點過年的禮品。（嚴宏昌主動棄放再當選的權了）長江村的郁全和又許下那麼多願，誰不想選嚴德友呢！雖然後來一票五百塊錢，一戶兩頭奶牛，大家沒看到，給小崗村的三百萬發展資金也成了『空頭支票』。也還不錯了，最後長江村還是給每家每戶發了台彩電。（共106台彩電——作者注）
第七筆，2002年，需要三千萬巨款修茸當地水庫，國務院副總理提筆欽批了。小崗村分田單幹沒幾年，開始呈現一些亂象，原來參與大包幹的副遂長嚴俊昌已有覺醒。1987年，他直言不諱地對前來考察的時任國務院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說：「我當時應當說，發現大包幹分田到記掛不行了。（見鳳凰周刊2006年.25日）這本是一次難逢的糾正錯誤的機會——小崗村幹部直接提出否定意見，倘若得採納，小崗村不會在邪道上再滑下去了。對廣大讀者說，為什么小崗村幹部的意見得到採納又是一個難解的謎。該書第223—233頁自覺地坦白敘寫：
嚴宏昌給我們談起鳳陽縣燃燈寺水庫綜合治理的故事時，至今還十分激動。它不光牽扯到一個小崗村，不光牽扯到一個小溪河鎮，直接影響到鳳陽縣東部缺水地區。水庫還是『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上的馬，一九七九年建成，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因為長年失修，工程設施嚴重老化，啟閉的設備已鏽跡斑斑，許多渠道嚴重淤堵，坍塌，跑冒滴漏。可它是周邊十多萬畝農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啊！再不治理，便嚴重危及十幾萬農戶生活的提高和生產的發展。
嚴宏昌帶着朱土銀這才向中南海的北門走過去。緊接着，嚴宏昌就把小崗村，以及燃燈寺水庫灌區十幾萬農民多年來熱切的願望向溫家寶做了最簡明扼要的匯報。掏出了一份只有八百字的『報告』。溫家寶接過信，交代（黃守宏）說：『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說：『還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給我吧！』
（出門時）溫家寶再次握着嚴宏昌和朱土銀的手，說：『好，你們就放心吧！』
……
誰知，嚴宏昌前腳才進家門，縣水務局一個叫朱土銀的人來電話找他。朱土銀在電話中激動的聲音都變了，高聲大嗓門地嚷道：『老嚴，宏昌！行了！總理已經批了』！
在新中國三十年的建設和創業期間，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農業學大寨」等一系列號召下，各省廣大公社社員每年冬春季節掀起興修水利的高潮。在舊中國僅有大中水庫23個，到七十年代基本上完成江河湖泊的治理，新修8.69萬座水庫，數百萬小垻塘，近百條人工渠道達300多萬公里，配套機井220萬眼。例如河南林縣的「紅旗渠」被譽為「人造天河」和橫跨100多公里的人造「漢北河」等。這些偉大工程都是毛澤東時代一座座豐碑，蜚聲國外內。一批大型水電站建成，1977年僅農村建中小水電站5.6萬座，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大隊通電。這些工程已產生根治大旱大澇的效果。到1979年，增加5億畝旱澇保收田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面積7.3億畝，佔世界灌溉面積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一畝旱澇保收田，灌溉密度超過美國的13%，達到46%，居世界首位。從1978年分田單幹，各家各顧各家眼前利益，集體經濟瓦解，鄉村社會失控，基層政權的威信與號召力凋萎，毫無能力和組織興修水利，再加上國家水利欠債太多，全國大量水利設施失修，毛澤東時代水利的老本吃得所剩無幾。據不完全統計，到1988年水庫減少3681座，鄉村水電站減少了3795個；機井面積減少了652萬公頃，以後乾脆不公佈了。估計每年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積2.48萬平方公里，新增旱澇面積5.75萬公頃。濫墾濫牧，沙化面積更是「沙雲壓城城欲催！」沙塵飛落京都，漂洋過海，襲擊日本與北美。南方則是不下雨大旱，下點雨大澇，年年傷亡事件頻發頻傳。
安徽省鳳陽縣燃燈寺水庫失修，不過是其中小又小的個例。湊巧的是在校對這篇文章時，家鄉雲南省也慘遭所謂「百年一遇旱災」，才到2010年3月，就有596.9萬人、359.4萬頭大牲畜喊渴水，4月、5月預計全省飲水困難的群眾將達951萬人、1014萬人。全省小春受災面積達85%，其中1000萬畝。西南五省農作物直接損失超過260億元。「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又是汽車送水，又是開井提水，上演自封「吃大愛水」一場場鬧劇。正如古詩中說「吃水不忘挖井人」，現在廣大群眾又想念起毛主席當年興修水利時的魄力與遠見，那些醜化與攻擊毛澤東時代的政客和精英們在事實面前露出卑劣的靈魂了。
家鄉雲南是水資源大省，水資源總量排名全國第三位，人均擁5000立米以上，徑流面積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06條，現在竟然出現如此嚴重的旱災難道不觸目驚心嗎？
第八筆，在2004年下派幹部沈浩赴任小崗村黨委書記的時候。安徽夫唱婦隨的倆作家有很政治心計，對黨委書記沈浩在小崗村的六年工作與努力很少敘說，若不得不提及時也是話中有話，閃爍其詞。作家遺漏沈浩在小崗村六年多做些什麼事、怎麼做等，沒有去寫，決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作品不需要，而是有意為之。歷史要空白就空白吧！
因為小崗村後任書記沈浩說了一句大實話：「一夜越過溫跑線，二十五年不富裕。」（見《沈浩日記》）
又說一句政客與精英三十年最忌諱的話：「搞新農村建設，生產要發展，首先要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的道路。」（見《我在小崗村當書記》）
他更做了一件讓政客和精英們集體沉默的顛覆性的大事：2006年1月25日，在村民大會上明確宣佈合地，成立「農業合作農場」招商引資辦工廠走集體經濟致富的路子。
由於小崗村的現實基礎和條件太差，他仍舊通過其它渠道求援，也得到一些外界「贊助」。互聯網上作一些介紹：
2004年過年前，他給18戶分田單幹帶頭人每戶送了米麵、油、慰問金。
2005年夏天，突然下起暴雨，沈浩馬上想到徐慶山一家遷往在三間危房裏。他想方設法，四處籌錢，當年年底，第一批住宅新區終於建好，26戶村民（小崗村後同其它村合併）搬進新區，徐慶山一家也住上了兩間樓房。
當時小崗村的瀝青路大概只有1公里，其它的都是土路，很破舊，他爭取到50萬元的資金。
2006年1月省財政廳贊助5000元，發每戶一桶油；當年按手印分田單幹的18戶，每戶發2桶油、一條煙；帶頭分田單幹的隊領導嚴宏昌、嚴俊昌，除發2桶油、一條煙外，再加一箱酒。
2006年起，每新建一個標準棚，財政補貼5000元以上。69歲的五保戶韓慶江得了肺結核，沒有錢治病，是沈浩把他送到鎮醫院治癒，沒讓韓慶江花一分錢。韓慶江感激涕零地說，要不是沈書記，我這一條命早沒了。50多歲的關友林全家六口人，四個智障，生活十分困難，被子衣服都沈書記送過來的。……
第九筆，2008年舉國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喜日子的時候，小崗村又收到一批「政治禮品」。該書第236—237頁自覺的坦白敘說：
友誼路兩側一個式樣的兩層樓同時都在施工。村民說：村里給了每戶兩萬元的補助。村東小區蓋了四排整齊的樓房，住進了二十多戶村民。村西小區是商品化連體別墅式樣的新型小區，緊鄰一個大型集貿市場和一所衛生院，凡願意在那兒買房的村民，都可以獲得1萬元的補貼。
小崗人盼了多年的一條通往外面的像樣的公路，也終於動工了，它不再繞道小溪河鎮，而是一條由國道直達小崗村的高標準的水泥路。使它同外面的世界一下拉近。村子西頭拔地而起的小崗村信息中心，已初具規模，據說那是國家檔案局和縣檔案局聯手援建的；儘管還正在施工，其鮮明的徽派民居的風格已清晰可見，建築面積將為一千二百平方米，總投資一百八十五萬元。（國家檔案局在一個相隔千里毫無關係的村子投資，可獲當年全國最佳投資獎——作者注）
與信息中心隔路相望的，是省政府撥款二百萬元將要建成的大型廣場，到時候，高大的小崗村牌樓，別具一格的小崗村信息中心和偌大個小崗村廣場就會連成一片，在村頭蔚為大觀。
而與村頭遙相呼應的村尾處，則是一座耗資六百多萬元的氣勢恢宏的『大包幹紀念館』。『大包幹紀念館』六個蒼勁的硬筆字，為萬里親自題寫。它佔地三十畝，建築面積六千六百平方米，設計成江南園林式的建設風格，看上去很典雅，很秀美。整個紀念館由主展廳、多媒廳、珍品展廳、餐廳及觀景走廊組成，館前還有一塊八千平方米的綠色草坪，用於舉辦大型的文藝活動，兩邊都是葡萄園；館後是一萬平方米的綠色園林與池塘，可供遊人休閒與觀賞。（安徽省管轄全省的省政府在一個小小的村規劃得那麼氣派而且投資，可獲中國最優規劃獎——作者注）
（嚴宏昌、嚴俊昌）特別是解決當年冒死大包幹的老夥伴們的實際困難，二人同心協力，一齊找到了縣委，他們的這種聯合行動，顯然也感動了縣委書記馬占文。儘管這事上面並沒有具體的政策，鳳陽縣的財政仍舊捉襟見肘，但馬占文還是主持召開了一次專門的會議，決定為小崗村當年十八位『大包幹帶頭人』，每家每月給予了五百元的生活補助。（這位縣委書記可獲當年全國最成功的創新獎——作者注）
至此，書中記載的國家、社會先後所提供的8筆錢財物，我們粗略計算在1500萬元之上，以小崗村20戶平均每戶75萬元，或者後來擴並的100戶平均每戶15萬元，真是演出一場「全國農村改革第一村」變成「全國富裕第一村」的曠古鬧劇；一筆筆錢財乞討過程，就是一段段精彩紛呈的折子戲。誰說現在中國沒有偉大傳世的作品，小崗村由窮變富、面貌巨變難道不就是一出最有特色的世界名著！
思緒之一：爛泥巴的菩薩貼金，不是偽典型嗎？
自1978年後，在那位萬里先生的發現與推動下，小崗村被層層包裝，片片貼金，現在列舉如下：
想不到馬列主義竟出在你們這樣的茅屋裏呀」，「你們這樣干，形勢自然會大好」；什麼「經濟改革從農村突破了——馬立誠、凌志軍
完全是農民群眾冒着殺頭坐牢的風險自發搞起來的，它不僅直接地表達了億萬中國農民最迫切的訴求，更體現出了今天中國最需要的敢於衝擊長期以來極左路線的重要禁錮與束縛，殺出一條血路的大無畏的改革精神！——安徽夫唱婦隨作家
堅冰已經打破，第一艘開出的帆船，是農村改革。——杜潤生
它們的名字也將自此載入史冊。——新華社《半月談》一文
高歌的同時卻背着全國農民，層層動用國家——人民的血汗錢，先是將茅草屋改為瓦房，接着拉一道遮醜藏陋的高大院牆，村頭立上大牌坊，再供送自來水、電話、樓下樓上，以及氣勢恢宏摁手印的雕塑、「紀念館」等等，在中外群眾面前，完全是上演一台精民股攆狼狗——膽大而不知羞恥的大戲！
如果僅僅聽到這些豪言壯語，我們會以為是回事兒，信以為真，可是知道了包裝的底細，原來小崗村是依賴國家——人民的巨額錢財1500萬元撐抬着不讓倒，靠不斷輸血打氣保着鮮，一旦停止輸血打氣就雙腳站立不起來，請問能有多少價值呢？自1978年以來，小崗村流汗不多，收穫不少，貢獻有限，高帽頂頂，我們不禁要問三十年所得的1500萬錢物，（小崗村20戶，每戶75萬元；後來並村子，如果有100戶，每戶15萬元）居然反覆號召全國農村和農民向他們學習，看齊，照辦，這是什麼政治邏輯？這不是愚弄全國農民嗎？全國農民智商再差，文化再低也不致於傻到分不出是真假和是非的地步。倘若現在全國8億農民都向他們學習，伸手乞討，每戶15萬元將達幾萬萬億的天文數字。政府當然拿不出那麼多錢，萬里等人是不是指示中國人民銀行的印鈔機日夜加班趕印——那才是國民經濟崩潰到邊緣了！
「小農經濟十輸血打氣」，這難道不是小崗村三十年的真相嗎？
當然，中國人民、中國農民決不會向小崗村效學乞討精神的，因為從心底就看不起。我們深知：伸手向社會乞討，社會看不起；伸手向國際乞討，國際上看不起。叫化子不好當，低三下四的求助也好，臉上貼金的乞討也好，終究是奴才的地位，挨棍棒狗咬也是遲早的事。所以，中國人民、中國農民若干年來只是看到在社會舞台上寡廉鮮恥的賣力表演，看到「燕古藏珍」的典型洋洋自得，大都感到羞恥。小崗村乞討所造成中國的經濟損失可以計算，然而造成政治和道義的損失無法估量了，也讓每個中國人在文明世界面前無地自容。
思緒之二：中國大幸，全國農民在人民公社體制里創造一系列的奇蹟。
新中國是從千瘡百孔的廢墟上起步的，十分貧窮，但是上自黨中央領導下至廣大當家作主的工農群眾都有一股勁，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主席當時指出：「韓愈有一篇文章《送窮文》，我們要寫送窮文，中國要幾十年才能將窮送走。」通過30年不懈奮鬥，流汗流血，在農村各方面取得顯著成績。修建8.6萬座水庫，20萬公里堤壩，修建人均一畝旱澇保收田。1978年糧食總產達30477萬噸，人均637斤；毛澤東逝世留下5000億斤貯備糧，夠全國人民吃三年。在國民黨中國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GNP僅是75.5億美元，而到1978年達2165.1億美元，增長27.2倍。農業總產值達到1397億元，增長1.1倍。糧食產量達到30477噸，增長1.03倍；棉花增長1.55倍，羊存欄數增長1.72倍，肉豬存欄數增長2.84倍，水果增長9.51倍等。1978年全國社隊企業達152萬個，總產值491億元，有2827萬農民成為不離土的工人。10個成年農民中就有1個務工。農業生產增長速度超過美、日、德、英、法等國。這裏特別指出的是「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毛澤東的話）正因為新中國頭三十年，幸虧五億中國農民沒有依賴外援和乞討，幸虧五億中國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揚「愛集體、愛國家」共產主義風格，（周恩來的話）才有多餘的糧食與物資，解決全國七億人溫飽問題。十年文革中，還見購買245噸黃金貯備，又支援第三世界人民的鬥爭；還解決全國農民的醫療和教育問題，這一點整個世界都承認。當年能夠扶助全國10%的「三靠隊」，尤其像以乞討為生的小崗村，就是建立在社會主義雄厚的物質基礎上。萬里先生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以為大包幹的政策，比毛澤東時代高超，不過是自己欺騙自己罷了。
幾年前，堅持集體經濟，沒有分田單幹的南街村、華西村和大寨村，產值已分別達到14億、30億、2億元，而被吹得金光四射的小崗村僅能飽肚子，全年產值不到他們一月的產值。這就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就是全國農民看得見的客觀事實，這就是集體的優越和單幹的落後的生動寫照。三十年實踐的結果，是小崗村這尾黑泥鰍鑽進金魚缸——現丑。
自此我們應該詢問萬里先生，你否定大寨村等，否定三十年農村社會主義建設與創業的成就，否定人民公社三十年糧食增產解決中國人、包括他本人吃飯的基本事實，而百般吹捧一個乞討便宜成性的小崗村，靠輸血打氣才勉強兩腳着地站着的小崗村，是不是神經錯亂？秦代權奸趙高指着一隻鹿說是馬難道世人也就真的相信了嗎？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此話已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與反差，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兩條路線，孰優孰劣？客觀事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一個是農村幹部群眾第一次嘗試公有制並取得驕人業績，另一個是人心煥散，依仗輸血打氣度日；一個是萬眾一心改選山河的色彩斑斕的巨幅油畫，另一個是自打嘴巴笑料不斷的滑稽漫畫。
二、帶頭分田單幹的隊長嚴宏昌到底是什麼角色
在新中國的建設和創業階段，鄉村流行一句諺言「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幹部」，揭示一個規律：凡是一個村子，搞好搞差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村隊的領導者。在三十年的建設與創業里，已確實湧現一大批如李順達、陳永貴、呂玉蘭、焦裕祿等的幹部，他們沒有辜負鄉親父老的信任，一心撲到改變貧困面貌的工作上，「先治坡，後治窩」，帶頭艱苦奮鬥，作出犧牲。他們以驕人的業績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樹立楷模形象。當看到他們，聽到他們的名字，中國大多數人心中湧起崇敬之情。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也樹立一些農村的典型。其中的小崗村及其隊長嚴宏昌等，不管怎麼宣傳與追捧，但同以上提到的那些人相比，總覺得精神上和實績上差一大截，更不知道該學習點什麼。夫唱婦隨的安徽作家在書中儘管嘔心瀝血，調動一切藝術、非藝術的手段，想將小崗村及嚴宏昌塑造成楷模，頂天立地。可是二三十萬字寫下來，想說小崗村是英雄的村子、嚴宏昌是英雄人物，又不敢直說或者說不出口；小崗村靠數以千萬元計輸血打氣的一筆筆帳目，儘管從正面落筆，還是抖了出來，偽典型的底細敗露；嚴宏昌的極端自私的行為儘管盡力弱化、美化、分化，誰知欲蓋彌彰，上身和下身赤裸裸的站在廣大讀者面前，無非是一個小崗村的第一個包工頭（首富），當上生產隧長後，私字當頭，一是拒絕多勞多得的年終分配比例；二是腳踩隊長和包工頭兩張船，「魚」得「熊掌」也得；三是亂中自辦資本主義私營工廠，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小崗村隊長嚴宏昌的第一件專利作品：分田單幹路徑圖。
英國文藝復興的領軍人費朗西斯?培根有一名名言，引在此處甚佳：「螞蟻求私利，非常聰明，但在園圃之中卻是一害。」這裏說的「園圃」小崗村集體是也。
1978年前，年輕的嚴宏昌長期在外打工，後來當上包工頭承攬許多工程，手底下最多時能有四五百號人，炊事員就有十五六個，這時城裏人月工資三十幾元時候，他已經已積攢了三千多元（是一百人的月工資相加）當時能蓋三間大瓦房的錢了。可是每月要交生產隊上15元記150分工分，參加年終分紅分口糧，他總覺得自己吃大虧。至於自己養的尚未能勞動嗷嗷待哺的4個娃娃吃生產隊供的口糧，他似乎忘記了。1978年，當地旱情嚴重，公社黨委擔心小崗村經不起打擊，採取「提高交隊的管理費」每月150元，逼這個「能人」（包工頭）回村當隊長。反正這時正盛行「不管黑貓白貓，逮着老鼠就是好貓」！
新官上任的嚴宏昌如何率領小崗村社員把村子搞好呢？燒三把什麼火呢？
這位年僅二十九歲的隊長認為農民的人性就是「各自對自己的利益看得更直接」、「攤子越小越好干」，就以「打破大鍋飯」為由燒了第一把火：請示公社將村東村西兩個作業組分割成4個作業組；沒幾天燒第二把火，瞞着公社再將4個作業組，分割成8個作業組。沒幾天，燒第三把火，私自將8個作業組最後切割成20個作業組，即全村一家一組，分田分牛分公產，各家單幹。據書中的記敘，小崗村共20戶，通過二變四，四變八，八變二十就繪出一張小崗村分田單幹路徑圖。
在分割到8個作業組時，他本想已經是父子組、兄弟組、女婿組、友鄰組，應該是社員們很滿意了，不是有「肥水不流外人田」、「被窩裏划拳——沒摻外手」之說嗎？即便吃點虧相互是血緣親屬也不會斤斤計較的。讀者請注意正是他又親自推翻幾天前親自組建8個組的方案，繼續分割至20個組，其重要原因他內心深處對血緣親屬這一套，也不相信。血緣親屬當傷害到自己的利益時，也滾你的蛋！改你的命！該村的分田單幹路徑圖如下：
由此可知嚴宏昌真正信奉的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個底線誰都不能碰，血緣親屬不可能例外！第25頁，夫唱婦隨安徽作家自覺坦白敘說：
然而，首先感到仍有問題的，就是嚴宏昌。嚴宏昌和嚴付昌劃在一組（第5組，僅有兄弟倆），嚴付昌是他親弟弟，兩家一直和和氣氣，從未紅過臉。但兩家人現在成為一個作業組，如何出勤、如何記工、弟弟嚴付昌和他的看法首先就產生了分歧。他家是兩個勞動力，六口人（四個娃娃），弟弟嚴付昌是四個勞動力，八口人。如果依然按照生產隊原先記工的辦法，分配時實行『勞三人七』，即工分佔三成，人口佔七成。（按中央規定『勞六人四』或『勞五人五』）嚴付昌家勞動力多，分配上就吃了虧。嚴付昌就提出要憑工分而不按人口搞分配，這樣一來，嚴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他家娃娃4個，工分少）再說嚴宏昌畢竟當了隊長，隊上的事不能不問，弟弟又是個急性子，看到農活纏手，進度太慢，便發了脾氣，吵着要分開。
第五組，只有嚴宏昌哥倆，弟弟提出年終分配時應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原則，他家勞動工分多，就應多分錢和糧食，這是正當要求，也是可以解決的。當時隊上「勞三人七」的分配比例——年終分配的勞動工分僅佔三成，不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正當要求，也不符合中央政策規定的比例，嚴宏昌作為生產隊長可以修改這個比例——再說當年，我們知青參加隊委會時，也在村里修改過當時分配比例——或者「勞四人六」、「勞五人五」甚至「勞七人三」，這對缺乏積極性的小崗村來說十分重要，尤為迫切。隊長嚴宏昌只要出於公心，真正出於調動社員出工不工出力的積極性，就會修改原定的年終分配的比例。可是他認為於己無利，損害自己娃娃多分糧多的利益，不但不修改，索性將親兄弟倆的第五組再分割開，進而將全村20戶分割成20個！血緣親屬的臉，撕破就撕破。
年終分配方案，不執行中央的政策，不合理，正是小崗人生產積極性為什麼長期低下的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小崗人對集體喪失信心而且處求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政客們一字不提。
嚴宏昌的極端自私心性，從不修改年終分配比例，以及決定「八變二十」的分組方案中暴露得清楚可見了。「為自己的利益，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就是他在小崗村帶頭分田單幹的主要動因。「反對大鍋飯」，「反對大呼隆」不過是借了個時髦的理由，也根本不在什麼「反左」的這個層次上。
嚴宏昌要小崗村分田單幹，不顧一切實施，還有最重要的原因——心懷着鬼胎——嚴宏昌之所以分田單幹，主要是保住能為自己賺大錢的外包工程，不可能因為小崗村的隊長職務而被妨礙和受損。凡是包工頭，誰不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讀者只要仔細回顧嚴宏昌在實施分田單幹方案時的言行，可體察到一些包工頭的端倪：他在「秘密會議」上用一個非常著名的比喻、近乎低俗的比喻。大家知道，人民公社的生產隊長有一個基本職責，就是對全村生產與工作負有統一調度、指揮的責任，即使是後來改革的包產到戶，也負有「雙層經營」中集體經營層面的統一調度和指揮的責任，這需要花費和牽制當隊長的大量的時間與心血。他不願承擔這個基本責任，反而厭惡十足地諷刺生產隊裏的「四統一經營是『脫褲子放屁——多道手續！』」
嚴宏昌在會上一再反對生產隊「四統一經營」，堅持四變八、八變二十個作業組的主要原因就是：他雖然願意出任小崗村的隊長，但在縣城攬到的建築工程仍堅持自己當家，只是把承包的工程委託別人臨時代管。他想「一心兩用」，因為外邊承包工程的油水回報，是當小崗隊隊長一職的回報所無法相比擬的，少得可憐，包工頭不願在生產隊投入過多的時間和精力。
夫唱婦隨安徽作家在書中背離真實性，多次做手腳，按「反話正說，正話反說」的潛規則創作。在第一章歃血為盟中寫小崗村分田單幹全過程時，淡化包工頭及油水一事，不寫嚴宏昌有在外邊承攬建築賺大錢，通篇充斥嚴宏昌如何受左之害，如何反左，如何大義凜然。在本章中如此描述怕露出真相，露出馬腳，頭戴「中國作家」桂冠的夫妻倆雖然盡力了，但「文人無行」的嘴臉已暴露出來了。
讀者諸君請想一想，生產隊長嚴宏昌在外承攬油水這麼大的工程，豈能甩手不要呢？工的油水又能當好小崗村的隊長呢？所以，他選擇方案是生產隊的調度與工作越少越好，越省心越好。為了讓「一心二用」的意圖不道破絲毫，他不擇手段，羅織種種理由，充當反人民公社體制的一條好漢。嚴宏昌的精明在這一點上發揮得淋漓盡致。在11月24日所謂的「秘密會議」上，他說得多麼聰明，說得多麼時髦：「我一直在想，還是攤子越小越好干——綁在隊裏隊長動腦筋，分到組裏組長動腦筋；包幹到戶就會人人動腦筋。」這是一。「老輩人過去搞過包產到戶，田分到各家各戶後，生產的糧食油料作物都還要統一收到生產隊，由隊裏再統一上繳國家的徵購任務，統一扣除集體的提留，一切還要由生產隊統一結算，算出各家各戶的工分後，再統一分配。這等於『脫褲子放屁，多一道手續』。咱要干，就乾脆一步到台口：包幹到戶！」
這就是說小崗村的雙層經營不搞了，只搞個人單幹的一層經營！集體經濟成為空殼（這一點，上層官員和精英們卻三十年一直在欺騙世人：中國農村實施雙層經營，仿佛集體經營仍存在。對此，我們在後邊專門剖析，以正視聽。）
小崗村分田單幹的成功實現，嚴宏昌既堂而皇之的當任生產隊隊長，又將外邊油水很大的建築工程牢牢地掌控在手裏，這樣的好處就是個人利益最大化，集體利益最小化，就是「魚和熊掌兼得」。
《小崗村的故事》在敘述小崗村分田單幹過程中，嚴宏昌心懷鬼胎不漏一句口風，都是反覆強調反對「大呼隆」、「大鍋飯」，而夫唱婦隨安徽作家也心有靈犀一點通，積極配合，一句不提。
經過夫唱婦隨安徽作家這樣分敘處理，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既表現嚴宏昌的能力與傳統美德，更重要的是嚴宏昌主張「二變四、四變八、八變二十」的分田單幹，沒有任何私念夾雜，沒有心懷任何鬼胎，完全是徹頭徹尾反對左的動機與做法。一位反左的高大形象就堂而皇之站在讀者面前！不顧坐牢殺頭也要摁紅印的分田單幹，多麼崇高精神境界啊！多麼激動人心的反左農民好漢農民英雄啊！
哈哈哈哈，忽悠萬歲！
嚴宏昌這個包工頭為實現個人發財致富的美夢，所設計的「二變四、四變八、八變二十」的分田單幹路徑圖，空前絕後，未泄天機，完全屬於他個人的專利作品，中國的億萬農民誰能與他相比腦袋精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