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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清:「我只向人民和上帝上訴」——唐荊陵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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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荊陵這次被判刑之事,圈內朋友讚譽他的文章很多了,大家熟悉的事我就不重複說了。大概是其身處厄境的緣由罷,與其政治理念相左或對其頗有微詞者也不便公開詰難,但私下裡還是有自己的看法。荊陵這次被判5年,我堅信:荊陵如不在監獄被「喝白開水」或其他預想不到的「意外」死亡,不用當局的所謂經「教育改造」而施恩減刑或假釋,他也用不着坐5年牢就會出來的!他是未來的政治家,未來中國需要荊陵,荊陵不怕坐牢但需要的是歷史的清譽。我作為荊陵的前律師及他的朋友,有些事情我是知情者或親身參與者,我有必要予以公開說明。就算是預先給未來一個交待吧!

一、關於荊陵不上訴的問題

在我第一會見他的時候他就跟我提出了這一設想,以實踐他一以貫之的非暴力不合作之政治理念。他在《不破樓蘭終不還——我只向人民和上帝上訴》等文章及我寫的《憶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倡導者荊陵》(發表於《民主中國》)中均有詳細的闡述。一審宣判前,作荊陵的朋友及前律師,我曾通過現任律師轉達了我的意見:「只要一審判有罪就上訴,上訴肯定不會減刑或改無罪的,但通過上訴的手段來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時也不要讓外界產生誤會以為你是認罪服法。」後來得到的回復是:不管判多重他都不承認中共治下的任何一級法院,以實現其非暴力不合作之政治理念。就當前的現實而言——郭飛雄案開完庭後,不經法庭辯論尚可任意新增一罪名及所謂「敏感」案二審均不開庭,用上訴的方式來消耗其道義資源的意義不太。又基於對中共玩弄司法伎倆的清醒認識,無論是從上訴的實際效果考量,還是作為阻擊中共當局假司法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實的手段,還是以此實踐其不合作的政治理念,在當前的司法環境下,荊陵的這一策略也是無奈的選擇。基於此認識,我也就放棄對荊陵的說服工作了。

還要說明的是:第一次開庭時他在庭宣布解聘律師的事也是實踐其不合作理念。因此,荊陵的不上訴是與其這一政治理念一以貫之的。

二、關於2011年「茉莉花」期間在中共當局酷刑下被迫寫「悔過書」和「保證書」的問題

此事荊陵在《自我辯護和最後陳述》(發表於《中國人權雙周刊》)中也坦然披露了。當初我們律師剛從檢察院複製案卷材料出來,因他們還沒來得及細讀整個案卷材料,也不知道當時狀況。一看到此,就有些詫異。因我也是「茉莉花」期間的受害者之一,我向他們解釋當時的背景之後才得以冰釋。為此我有必要作出公開的說明:

1、當局的所謂指定監視居住我在《不懼打壓的人權律師李和平》(發表於《民主中國》)一文中作了詳細的闡述:公安(國保)拘捕政治異議人士不在於被拘者是否觸犯了法律,而是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又多以被拘者的政治臣服為主要目的。目的達到了或政治形勢需要就以改為回家監視居住或取保候審出來,這樣順坡下驢,進退自如。是當局披着法律的外衣行黑道綁架之實!這個黨為了保政權它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它自封自己是「偉、光、正」因此就算是它錯了,也只能是內部糾偏,心情好時對蒙冤者格外開恩也最多是從輕處罰點,這時它還希望蒙冤者患點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感其皇恩浩蕩嘞!最近外媒披露《周永康以前的一篇講話》「······想在中國上演茉莉花革命,中央及時布置在全國範圍重手出擊,······中央明確指示寧可過之,不可不及」,「責任由中央來負。」一語道破其為了保政權不惜踐踏法律的機關!

2、2010年10月我辦理郭賢良因宣傳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廣州國保為了尋台階通過郭的所謂「朋友」試探我意見:他想讓郭賢良認罪寫個「悔過書」和「保證書」爭取取保出來。我明確答覆他說:「當局的這一伎倆我早就知道了。只要郭賢良不出賣朋友,他『自願』認罪寫『悔過書』給當局一個台階,由他自己決定,我不持異議,但我律師認為我的當事人無罪我絕不會違背法制原則來勸他認罪,況且就算是他認罪了寫了『悔過書』也無損於他的任何形象!」。

3、中共為了搞垮政治異議人士慣用的「政治上污名、經濟上掐斷、名譽上搞臭」這一招世人皆知。這招用不上它就會從心理上打擊你。我在經辦此類案件的過程中,常遇到這樣令人啼笑皆非不可理喻的事——無犯罪證據它可以拼湊一些「證據」出來。比如,張聖雨早期宣傳民主,有些錯別字,他們竟然拿此大做文章,說「你句子都不通,錯字連篇,還想做曼德拉當民運領袖?」。我想其文化程度不高,有錯別字與犯罪有何關聯?嘴巴說說也無妨,竟然寫進筆錄里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也許若干年後,打開這些案卷材料之後又會讓世人目睹當今中國司法之怪狀!

4、有一涉外通天大案,在海外影響很大,成了當局的燙手山芋,當局為了尋台階就勸該當事人「你總得要有個態度,認個罪我們才有放的理由呀!」,結果他寫了「保證書」,而內容是不再參與民運活動和潛心研究中國文化。當局不滿意非要他認罪不可,他堅拒了。——這無非是拿此進行政治污名罷了,企圖廢了其政治前程。

5、2011年因「茉莉花」事件,我被非法關押期間,國保為了讓我寫「悔過書」和「保證書」,就故意將另一「茉莉花」受難者的所謂「保證書」底稿留在我關押房間的桌上讓我看到。我無心看這些,過了好些天,實在無聊了我順手拿起看了一下,結果時刻通過監控設備對我進行監視的國保猛然衝進來,裝模作樣地斥責我看了同案的證據。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怪招他們都幹得出來。

6、2011年「茉莉花」受難者,都知道中共明知自己枉法,但也絕不會認錯。為了不呈匹夫之勇,我們都寫過類似的「悔過書」和「保證書」,出來後我們廣州「茉莉花」受難者與北京「茉莉花」受難者相聚時,大家都坦然交換了這方面的信息。荊陵從未迴避此問題。

荊陵的所謂「悔過書」和「保證書」當局附在案卷材料里,我看過。無非是給當局一個台階罷了,沒有出賣朋友也沒有違背自己的良心和政治操守。從法理上講此材料與犯罪沒有任何關聯,荊陵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當局找不出其人品上的瑕疵就故意將此拿出來,無非是企圖污名毀譽而已,基於我以上的幾點說明,此招顯然是徒勞的。

三、荊陵這次被重判,是當局恐懼過度肆意踐踏法律的結果,不僅與法治無關而且是與法治背道而馳

撇開當局制定的法律是良法還惡法不談,它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都不遵守。荊陵所宣傳非暴力不合作理念是公開進行的。他向朋友郵寄的五本書,之前就在社會上公開傳播,況且,這五本書在中共掌控的百度上現在仍能下載,怎麼百度的老闆就沒「煽顛」?2011年「茉莉花」期間當局也不認為是犯罪,剛抓時也是以尋釁滋事罪加諸其頭上,也許是當局認為以向朋友寄書而定此罪太侮辱國人的智商了罷,最後揉捏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還沒有進入法院程序時,我在會見荊陵時,他向我披露:國保曾找他談話,希望他有個態度,就可從輕處罰。荊陵明確告訴我「要談判也不是在這樣的場合(指在看守所)」。為了踐行其非暴力不合作之政治理念,他這次是零口供,但為了不連累「同案」,他向我徵求意見:「我這樣做有可能會使案件久拖不判,使兩位『同案』受累。」,要我徵求該兩位「同案」律師的意見——他這樣做是否可行,如不可行,他可隨時調整這一方案。在開庭期間,他雖拒絕回答和指控有關的問題,但他仍坦然承認所有行為均他一人所為與兩「同案」無關。真可謂仁者、義者!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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