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高層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都沒有日記傳世。相比之下,像朱德等另外一些其他中共高層雖然留下了大量的日記,卻未能得到公開,這是為什麼呢?本文摘自騰訊網,作者諶旭彬,原題為《高層政要中,哪些人留下了日記,但沒有公開?》。
195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為朱德授予元帥軍銜(圖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朱德留有「119本筆記」,至今只公開了隻言片語
中共早期高層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都沒有日記傳世。①相比之下,朱德可算是一個例外。據1991年《人民日報》報道,朱德留下了「119本筆記」,「這批珍貴筆記本的起止時間最早為1947年,最晚為1969年」。②
所謂「朱德筆記」,又稱「朱德日記」,現藏於中央檔案館。其具體內容,外界所知甚少。據中央檔案館工作人員歸納:
「一是朱德參加中央常委會或人大常委會有關問題的發言要點;二是朱德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以及與中央其他領導碰頭會的筆記;三是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向朱德匯報工作時的摘記;四是朱德在全國各地參觀、視察、調查研究、參加會議和出國訪問時由秘書代筆的記錄;五是朱德自己寫的讀書筆記、大事記和抄錄與創作的幾百首詩詞。」③
如此,可知這100餘本筆記,涉及到黨、政、軍各個方面,是研究當代史相當重要的材料。不過,這批筆記的內容,目前披露極少。已披露的隻言片語,亦僅集中於經濟建設層面。
譬如:1962年8月30日,朱德在日記里寫道:「自由市場是農民的需要,開放自由市場利多弊少。」④,顯然是對自50年代以來農村經濟政策的深刻反思——1960年,朱德回鄉,與父老同吃食堂,「看着眼前清清的稀飯,眼睛紅了,難過得許久說不出話來」。⑤
再如,1959年6月16日,朱德在日記里寫道:「生產資料絕大部分掌握在國家和集體手中,怕發展資本主義,這是多餘的顧慮。群眾的生活應該是越富越好。」這和他稍後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是同一個邏輯,針對的是當時的一種詭異思潮。該思潮認為:
「如果農民富了,他們就會發展資本主義,不如趁窮之勢實行過渡,這可能有利些,不然就會增加阻力,難於過渡。」⑥
姚文元、張春橋等人也留有日記,但披露極少
朱德之外,高層中人已知存有日記、但披露甚少者,還有姚文元、張春橋等人。從有限的披露中,大致也可窺見這些史料的重要性。譬如,張春橋在其日記《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中寫道: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來得快,來得凶,跨得也快。錯誤路線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甚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⑦
所謂「又是一個一號文件」,是指1976年2月2日,中央發佈1976年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任命陳錫聯在葉劍英生病期間(葉實際上未生病),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所謂「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即1975年中央1號文件,其主要內容,是任命鄧小平為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來得快,來得凶,跨得也快」,具象地呈現出張春橋對此番人事安排的失望與怨念。
對此番安排,姚文元內心也有不滿。他在1976年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外國人都說,宣傳工具是在左派手中。但『搞經濟工作的是求實派』,經濟工作甚麼時候能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領導呢?」——所謂「搞經濟工作的是求實派」,指的是華國鋒。⑧
再如,當時的政治局勢,周恩來雖已去世,但影響力仍在,故3月27日,姚文元又在日記中寫道:「清明節將要到,發現南京、北京、太原都有藉此搞『悼念』總理的活動而鬧事的苗頭。」⑨
稍後,因北京市公安局等部門,對民眾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未採取嚴厲的打擊政策,姚文元再度在4月3、4兩日的日記里深表不滿,大發感嘆:
「中國這個國家,激烈的鬥爭不斷,但解決矛盾(某一個方面、部分)卻總是不徹底。為什麼不能槍斃一批反革命分子呢?專政畢竟不是繡花。」「無產階級專政總得有一點『專』的樣子啊!太軟了!」⑩
注釋
①據葉永烈說,他從田家英之妻董邊處獲知,董邊「曾見過毛澤東在1958年前後寫的日記」。見葉永烈《海峽兩岸政要日記》,《同舟共進》2012年第7期。
②石維行:《康克清獻交一批朱德筆記》,《人民日報》1991/02/07。
③石維行:《朱德晚年工作與生活側記》,《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
④許先春:《朱德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反思》,《黨史研究資料》1999年第8期。
⑤朱敏:《我的父親朱德》,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P364。
⑥王向立:《朱德經濟思想學習筆記(下)》,《黨的文獻》1989年第6期。
⑦《評張春橋<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人民日報》1976/12/13。
⑧⑨⑩李耐因:《從姚文元的札記看「四人幫」覆滅前的罪噁心態》,《炎黃春秋》199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