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堅決主張保護北京古建築和城牆，建議在西郊建新北京。圖為1938年在昆明西山華亭寺。左起為周培源、梁思成、陳岱蓀、梁再冰、金岳霖、吳有訓、梁從誡
「如果說1920年代在歐洲崛起的現代主義建築運動是靠一系列建築師宣言推動的，那麼1950年代的『新中國建築運動』則是靠一篇篇建築師的檢討展開的。」香港大學建築系學者朱濤在《梁思成與他的時代》（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從建築師的專業角度，以大量新的史料追溯梁思成的心路歷程，探討中國現當代建築發展與政治運動之間的複雜關係。
蘇聯老大哥轉向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這不僅成為蘇聯當代史的一個轉折點，也引發了中國在政治和社會多方面的變化，包括建築發展方向的劇變。
建築史可提供一個新角度：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不是直接從控訴斯大林的獨裁政治和專制人格開始，而是先「迂迴」地，從批評他的建築方針入手。這一真正標誌性事件是1954年11月30日在莫斯科開幕的第二次全蘇建築工作者會議。中國應邀，派出以建築工程部副部長周榮鑫為首的代表團出席了會議。
赫魯曉夫在報告中，針對建築設計，要求「無條件地摒棄陳舊的設計手法」，推廣標準化設計。他批評「有些建築師」醉心於在居住建築立面上附加大量不必要的裝飾物，在樓頂建造尖塔，使得它們像教堂一樣，既犧牲了房屋內部的舒適和便利，又增加了成本，浪費了國家資金。赫魯曉夫諷刺建築師們只熱衷於「美麗的輪廓線」，可人民並不欣賞這些，「而是需要房子住！」——這實際上是在不點名批評斯大林所倡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誇飾美學，阻礙了對人民居住條件的改善。
會場上，坐在外賓席里的周榮鑫等中國代表大為震驚。習慣於「一邊倒」——跟隨蘇聯的一舉一動的中國領導和專家們，對蘇聯老大哥突然間自己調轉方向，一下子不知所措。他們趕回北京，緊急整理會議資料。1955年1月6日，建工部黨組向中央轉呈了周榮鑫關於全蘇建築工作者會議的報告，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
批判展開
在學術領域，在毛澤東的推動下，1955年成為中國學術界的「鬥爭年」。繼1951-1952年在政治思想上批判知識分子後，毛要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推向一個新階段，進一步在學術領域中制服他們。他計劃用1955年一年時間，「在科學、藝術、文學整個基本方向上，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和樹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鬥爭」。1955年的批判梁思成運動，實際上是毛這一年展開的大規模學術批判項目中的一小部分。
1954年11月，中宣部就已在中南海慶雲堂開會，部署從經濟和學術兩方面批判梁思成。同在11月，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召集中央設計院、北京市設計院、清華大學建築系等單位從事建築設計和教學的共產黨員，「給了系統的指示，對建築方面的反人民的、反動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即資產階級思想，作了嚴厲的批評。」
2月18日，彭真在北京市人民委員會首次會議上，就「建築形式問題」，未點名批評了梁思成，指責他在1953-1954年間主持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圖紙審批時，要求很多送審方案修改設計、加蓋坡屋頂的作法。
3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反對建築中的浪費現象》，以類似赫魯曉夫報告的口吻指出造成浪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某些建築師中間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建築思想……」全國各大報紙都紛紛揭露近幾年基本建設中的浪費情況和導致嚴重浪費的建築設計。很多文章都特別提到這類設計是深受梁思成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建築思想」的影響。
可以想像，梁思成當時是多麼驚愕。梁經過1949-1952年的思想改造，不惜將自己於1930-1949年間發展出的對現代主義的熱情一概否定，遵從「一邊倒」國策，響應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建築原則，在相當程度上回歸他在1940年代開始摒棄的布雜體系，為在中國設計折衷主義的「民族形式」提供理論支持（1953年的「建築可譯論」）和形式演示（1954年的想像中的高樓和街景圖），影響了一些中國建築師在1953-1954年間設計出一批「大屋頂」建築。梁思成如此徹底地改造自己，為的就是在新政權統治下，將自己對中國古建築的熱愛和學識，重新放置到兩個他自認為無比堅實的政治基礎上：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民族形式」的倡導和斯大林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方針。可突然間，到了1955年初，這兩個基礎都不復存在。
一方面，顯然，斯大林的建築方針已被赫魯曉夫否定。另一方面，更具悲劇性的是，梁思成將毛澤東對「民族文化」的倡導，作為自己探求中國建築「民族形式」的政治基礎，這到1955年初，被證明完全是梁一廂情願的解讀。毛對中國當代文學、藝術領域中的民族性探討極為關注，但他對中國建築的民族形式，卻從未發表過任何系統見解，很可能他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在他僅有的一些零星的建築言論中，深諳中國古典歷史、哲學、文學的他，流露出的只有對中國傳統建築和當代「民族形式」探索的鄙視。1955年，他說「大屋頂有什麼好，道士的帽子與龜殼子」「既費錢也不好看」。1958年，他說古城北京和開封的房子讓他「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而在另一方面，富於諷刺意味的是，毛這個一生與帝國主義列強作戰的民族主義戰士，卻對殖民城市的遺產——青島、長春的建築很有好感。
實際上，1955年這場批梁運動正是毛本人發起，由中宣部傳達給北京市委展開的。自新中國成立後，毛對梁的不滿日益積聚，除了不喜歡梁對「大屋頂」的倡導外，還有另外幾重因素疊加在一起：一是針對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的選址，從1949年底到1950年中，梁思成和陳占祥極力反對蘇聯專家在北京舊城中心設置的提案，力主在整體上保護舊城，在西郊另建新市中心區。而毛本人也想將中央政府設在舊城中，要將北京舊城全面改造為社會主義新城。梁、陳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實際上也在牴觸毛本人的想法，這顯然使毛不快。據披露，毛曾埋怨：「中南海皇帝住得，我為什麼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們趕出北京城」。還有，針對北京舊城改造，梁思成自1950年起反覆呼籲要保留北京古城牆、城門和牌樓等城市遺產，這又與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激進改造北京的想法頻頻形成衝突。」
1955年的「反覆古、反形式主義」運動，將梁樹為中心批判對象，無疑有多方面不公：全國範圍的建築浪費原因有很多，不能全歸於「大屋頂」的設計；而梁本人只提出一些寬泛的「民族形式」理論指導和形式示範，對全國各地大量在設計上跟風、水平參差不齊的「大屋頂」設計無法負全責等等。梁思成在1955年初口頭認錯，同時也感到委屈：「……但也自以為我對民族傳統的運用的理論，並不是蘇聯那樣硬搬古典遺產的復古主義，而是設計人員不懂中國建築、乃至一般建築設計的原則。」
批梁辦公室
批梁運動在經過一系列揭發、檢討後，按陸定一給彭真的指示，進入「理論討論」階段。彭真5月27日在北京批判梁思成的座談會上，決定專門成立一個批判梁思成辦公室，組織一批文章。
辦公室連續工作兩個月，到7月30日寫出十幾篇批判文章，再加上其他各方文章，共九十六篇，總結出梁的七大錯誤。
彭真約梁到他家，先批評梁的「黨對建築是外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言論，然後說：「幾十篇批評你的文章已經給你看了，現在決定不登報了。因為現在正在批判胡適、胡風和梁漱溟，如果再批判你，就成批判二胡、二梁了，那就把你一棍子打死了。你的錯誤與他們的錯誤性質不同。你是學術上的問題，他們是帶有政治性的問題。」梁當時既害怕又委屈，同時對彭真的決定「感激涕零」。
眾多的批梁文章中，除了單一的政治攻擊外，涉及學術討論的可歸結為兩大類：一是從理論上批駁梁關於建築藝術的民族形式理論，尤其是他關於中國傳統建築的「文法論」和新中國建築創作的「可譯論」；二是從史學上抨擊梁的中國建築史研究。
可以想像，1955年被批判的梁思成，其內心痛苦是多重的：首先，所有批判者，不管是出於主動還是迫於政治壓力，他們的批評話語背後仰仗的是官方獨斷的威權和意識形態，梁即使對批評有不同意見，也無法與之爭辯；其次，拋開獨斷意識形態僭越學術爭論的所有不公，一些批判者，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論，也確實揭示出梁在建築理論和歷史研究上的不完善之處，這也一定對梁的情感和思想形成深刻衝擊；還有，更深刻的悲劇還體現在梁的建築思想追求與新中國政治之間的糾結關係上。
「一步也不再離開黨」
1955年的批判，摧毀了梁思成的學術自信心。他在1956年初給劉小石的信中回憶道：「1955年下半年是思想矛盾最大的一個時期，一個人住在頤和園，孤獨，極端地憂鬱，情緒極不安定，思想不能集中。」為趕上時代步伐，梁加倍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真閱讀每天的報紙，不放過任何一篇社論。他時時都在剖析自己，發掘自己犯錯的根源。」在清華大學內外的各種會議上，人們常常能聽到他虔誠的自我檢查的聲音。「我是一個犯了錯誤的人……」成了他的口頭禪。他在入黨申請書中稱自己為「再生的青年」，但他的學術生命已經接近終點。
在全蘇建築工作者會議的催化作用下，兩條內在線索匯成了中國1955年的建築批判運動：經濟上的反浪費和學術上的反覆古。中央對基建浪費的批評，貫徹到建築工業從立項到施工等各個環節，最終成為1955年建築設計界批判運動的主要起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