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評論 > 言論 > 正文

雷頤:法西斯主義的形成與終結

法西斯主義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大的災難之一,這一思潮是如何產生、發展的?為何產生在最為“現代”的歐洲?又為何偏偏在文化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德國——達到頂峰,得到“萬眾一心”的狂熱擁護,表現出滅絕人性的殘酷?在亞洲,為何最發達的日本成為法西斯國家?這確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現在,法西斯失敗已經70周年,人們對法西斯的罪行已日漸淡忘,對其危害已不以為意,對其當年興起的緣由則更不經意。在這種時候對法西斯思潮的理論來源、興起的社會背景再做探討,或許會使我們於麻木中悚然警醒,對災難產生的根源予以深刻的探索,提防這類悲劇重演。

第一次世界大戰(因實際是歐洲列強間的戰爭,“歐戰”一詞更為確切)無疑成為歐洲歷史上“昨日”和“今日”的分界線。“昨日”是一個安全、溫馨、繁榮、充滿信心和樂觀精神的世界,“今日”則是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的世界。在這尋求不到歸宿的價值真空時代,各種強有力的極端思想必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最為極端的法西斯思想,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眾人皆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可說是法西斯的鼻祖,但他在“一戰”前卻是個“極左派”社會黨人、堅定的國際主義者和革命者,激烈反對議會政治,尤其反對黨內“溫和派”參與議會政治和支持政府侵略利比亞的主張,並因此於1911年被判刑5年。他寫道:“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無產階級是我們的兄弟,而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資產階級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另外,他對暴力的愛好在社會黨人中是出了名的,他堅決反對黨內溫和的知識分子領導人,鼓吹“街壘好漢”,相信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持久戰中”“將產生新的活力、新的道德價值,以及接近古代英雄的新人”([英]弗·卡斯頓著,周穎如等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7頁)。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卻轉向極端民族主義,積極主張參戰,反對意大利社會黨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門,用洪亮的聲音高呼這個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詞:戰爭!”(同上書,第47頁)結果,他被社會黨開除,成立了法西斯組織。戰後,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蔓延開來,雖然其具體綱領和表現形式在各國有所不同,但憎恨自由精神、反對民主制度和議會政治、宣揚堅決排外的極端民族主義、推崇強權和暴力、主張專制統治、無情鎮壓反對派卻是其共同特點。

作為戰敗國,德國的狀況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國於1918年11月崩潰,代之而起的是軟弱混亂的魏瑪共和國。這時,通貨膨脹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一個雞蛋價錢高達40億馬克,一根鞋帶比從前擁有2000雙鞋的豪華店還貴,修一扇玻璃窗比以往買整幢房子還要貴,一本書的價錢比從前有幾百台機器的印刷廠還要高。馬克不斷貶值,到1923年11月,1美元竟能兌40億馬克,而後就數以兆計,馬克完全崩潰。高通脹必然帶來高投機,一些人在各類黑市大發橫財,買下城堡和農莊、輪船和汽車,買下整個街道、整座工廠和礦山。結果,造就了一小批揚揚得意的暴發戶和成千上萬的憤怒的赤貧者,大多數人的終身積蓄化為烏有,社會道德空前敗壞。“凡是會識字和能寫字的人都做起買賣來,搞投機倒把和想法賺錢,而且心中都感覺到:他們大家都在互相欺騙,同時又被一隻為了使國家擺脫自己的負債和義務而蓄意製造這種混亂局面的隱蔽黑手所欺騙。我自信對歷史比較熟悉,但據我所知,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與此類似的瘋狂時代,通貨膨脹的比例會如此之大,一切價值都變了,不僅在物質方面如此;國家的法令規定遭到嘲笑;沒有一種道德規範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惡淵藪。”這時,全體德國人民對此感到忍無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誰經歷過那些像世界末日似的可怕歲月,都會有這種感覺:當時必然會有一種反衝、一種令人恐怖的反動——儘管他對此十分厭惡和憤恨”。“整個民族都在暗中憎恨這個共和國。這倒不是因為共和國壓制了那种放縱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國把自由放得太寬了。”為了復仇,“整個一代人都不會忘記和原諒德意志共和國時期的那些歲月,他們寧願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殺的人”。([奧]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譯:《昨日的世界》,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346、348、349頁)

與經濟崩潰相對應的,是德國國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必須支付巨額戰爭賠款,將從前侵佔的法國、波蘭、丹麥、比利時等國的領土歸還原主,當德國無力支付賠款時法國便強佔魯爾工業區相抵。德國軍備還受到嚴格限制,陸軍只能有不超過10萬的志願兵,不許有飛機和坦克,不許建造潛水艇和萬噸以上的艦隻。世界各地的遊人都趕到德國搶購,來自異國的窮人在德國過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這些,都強烈地刺傷了素來自負的德國人的自尊心,在廣大群眾中尤其是軍人中激發起強烈的復仇心理和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思潮。人們自然又將這種民族屈辱歸罪於共和國的軟弱無能,轉而企盼能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或個人來報仇雪恥,復興民族。

顯然,“《凡爾賽條約》以及國民議會接受這一條約的恥辱、德國以前的敵國提出的新要求、軟弱而又不斷變動的政府、很不受愛戴的新成立的共和國、議會代表的愚蠢無能和缺乏經驗、德國權力和威望的衰落,尤其是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都提供了許多可以用來鞭打‘這個體制’的有用的鞭子,而這些鞭子也一直被利用着。”(《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第93頁)成功地利用這鞭子的,便是希特拉法西斯納粹。最終,希特拉手執鋼鞭在萬眾歡呼聲中將共和國“這個體制”撻為齏粉。

1920年2月末,希特拉在慕尼黑宣布將德意志工人黨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簡稱“納粹”,同時公布了該黨頗具吸引力的“二十五條綱領”。綱領雖有25條之多,但精神實質只有兩點:激烈地反對壟斷資本與強烈的民族主義。在經濟方面,它提出“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取締和沒收一切靠戰爭發財的非法所得”,“要求對所有(到目前為止)已經組合起來的企業(托拉斯)實行國有化”,“要求制定一項為了公益而無代價地沒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廢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機倒把”,“要求對賣國賊、高利貸者、投機商處以死刑”。在政治方面,主張極端民族主義,提出“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決權的基礎上聯合成為一個大德意志帝國”,“要求廢除《凡爾賽條約》和《聖·日耳曼和約》”,“要求得到領土和土地(殖民地)來養活我國人民和遷移我國過剩的人口”。由此自然發展為種族主義和極權統治,“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為公民。不分職業如何,凡是具有日耳曼血統的人才能成為本民族同志”,尤其要反對猶太人;第二十五點明確“要求建立帝國強大的中央集權,中央政治國會及其一切機構擁有絕對權威”。這一點後來又發展成為以領袖獨裁為核心內容的“領袖原則”。

應該承認,這“二十五點”緊緊地抓住了德意志當時的心靈,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和擁護,只有少數人看到了潛在的危險性。儘管德國經濟從1924年開始好轉,但納粹勢力一直在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咄咄逼人、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認識到:“如果我們占有權力,那麼我們第一個要爭取的對象是工人群眾。”所以十分注意用“社會主義的工人語言”爭取群眾(朱庭光主編:《法西斯新論》,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頁),對商人、金融家、資本家、地主等都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整個20年代,納粹黨員成分絕大多數都是下層民眾,其中大、中學生和退伍軍人又格外活躍,因為法西斯運動的“勁頭及其狂熱勁和拒絕做任何妥協的態度,創造‘英雄’業績的無數機會,與政敵的不斷衝突,所有這些都吸引了這些年輕人和退伍士兵。在這幾年間,表現整個運動特徵的,與其說是黨組織,不如說是黨的強有力的助手衝鋒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第139頁)那種橫掃一切、建功立業的霸道和浪漫,與“平時”的平庸、刻板和沉悶迥然不同,對血氣方剛、充滿英雄情懷和理想主義的年輕人有着強烈的吸引力,因此,許多青年狂熱地投身於法西斯運動。

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在二三十年代長期住在西歐,親眼看到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全過程。在意大利,他一次次看到黑衫黨暴行和規模越來越大的遊行。他寫道,那些法西斯黨徒相信“他們的領袖正在引導意大利走向繁榮、社會正義並擺脫國際資本”(愛倫堡著,馮南江等譯:《人·歲月·生活》中卷,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頁)。他還聽到墨索里尼在一次閱兵式上的演說:“法西斯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意大利,前進!”(同上書,第257頁)作為記者,他多次參加德國納粹在繚繞着濃濃劣質煙味的啤酒館、咖啡館的聚會,發現許多激烈的發言者都是工人,這點使他感到“難以忍受的痛苦”,“當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納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報上看到這一點是一回事,親眼看到卻是另一回事。難道你能說那個上了歲數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同上書,第200頁)他痛心地看到,在納粹的選票中,工人選票占相當大一部分,而“他們之所以投票擁護納粹分子是因為他們憎恨資本主義”。(同上書,第198頁)這些生動直觀的記述,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與意大利、德國一樣,日本“一戰”前後政治的混亂,尤其是經濟嚴重的通貨膨脹、貧富不均,為法西斯的產生提供了土壤。由於米價陡漲,1918年發生了席捲全國的“米騷動”,造成了社會的強烈動蕩。日本法西斯主義首先產生於民間,不久軍部也開始法西斯化。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提供最早、最基本綱領的,是北一輝在1919年秋完成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北一輝1883年出生在一個小漁町,讀中學時右眼失明退學。恰在此時,他父親經營的小酒坊破產,家道中落。他與希特拉頗為相似,不事生產,21歲時從家鄉來到東京,一邊在早稻田大學旁聽,一邊拚命讀書。由不富裕的家庭供養,過着“邊緣人”的飄蕩生活。1906年他用家裡給的最後一筆錢,自費出版了近千頁的《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宣揚君民共治的社會主義。他熱衷政治,1906年參加了孫中山組建的同盟會,與宋教仁、譚人鳳過從甚密。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曾來中國。1916年再次來到中國上海,由一位日本牙醫接濟生活,日本的動蕩使他感到自己必須“擔當起日本自身的革命”,一直在讀書、建構自己的建國方案。1919年8月初,他開始動筆寫《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據說這期間他閉戶不出,在月底就完成了這部小冊子。

《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最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和民族主義三個方面。在政治方面,提出“天皇是國民的總代表,是國家原根本”,改造國家就是在三年內停止實施憲法,解散兩院,全國頒佈戒嚴令。經濟方面的主要原則就是“保護工人權利”,反對大財閥、大資本、大地主,規定日本國民一家的財產以100萬日元為限,超過部分無償上繳國家;一個家庭的私有土地以時價10萬日元為限,超過部分由國家徵收;私人企業資金以1000萬日元為限,超過限度由國家徵收。他強調、突出自己是“社會主義”但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不同,他的結論是“社會主義在日本就是國家主義”。在民族主義方面,他聲稱隨着日本國家改造完成,使日本“垂範於東西方”,可以“高舉亞細亞之義旗,執未來世界聯邦之牛耳”。日本為了受壓迫、受侵略的其他國家,有“對外開戰的積極權利”,為了印度獨立、中國自立,日本可以主動開戰。

《日本改造法案大綱》被日本法西斯奉為神明,受到許多下層民眾支持,成立了“血盟團”等組織。特別得到出身貧苦的青年軍官的擁護,他們頻繁集會,討論、宣傳“改造法”。1929年發生世界性經濟危機,工人更加貧困,小農紛紛破產。“血盟團”提出要殺死那些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管人民死活的財閥、特權階層及政黨和政治家的“昭和維新”,得到許多人響應。1932年2月和3月,“血盟團”先後刺殺民政黨幹部、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長團琢磨。5月15日,與“血盟團”有聯繫的一批海軍青年軍官發動政變,襲擊首相官邸、內大臣官邸、警視廳、日本銀行以及政友會本部等重要機關,首相犬養毅被刺身亡。他們自稱是對社會動大手術,割除社會腐敗的膿瘡,清除君側之奸,史稱“五一五事件”。1936年2月26日,一批急進的青年軍官發動“二二六事件”,內大臣齋藤實、藏相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被刺殺,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叛軍將首相岡田啟介的秘書錯當作岡田啟介而遭刺殺,岡田啟介得以逃走。北一輝專門給叛軍打電話,表示支持。

“二二六事件”雖被鎮壓,但加強了軍部在政府中發言的力量,而且輿論一邊倒地支持這些法西斯青年軍官。參加政變的士兵在重返原來部隊時,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

當然,除了這些較為直接的社會現實原因以外,法西斯之所以能如此長時間且如此強烈地吸引如此多的人,還在於它精心構造了一個頗為完備的關於民族特性、民族文化優越最終導致種族優越論的意識形態理論體系。

這種理論製造了有關歷史、民族和國家的種種神話。德國法西斯主義聲稱世界歷史中只有金髮碧眼的雅利安人是高貴的(在納粹語言中雅利安人有時指非猶太血統的白種人,更多是單指日耳曼人),其中日耳曼人又最高貴,世界歷史是由雅利安人創造的,人類的科學文化都是由日耳曼人創造的。人類歷史就是一部優劣種族間血統對血統、種族對種族的鬥爭史,當代日耳曼人是最優秀的人種,是被上蒼賦予“主宰權力”的高等民族,理所當然地“應該主宰世界”。這種種族主義成為納粹民族主義的核心和基礎,但反過來又可說,民族主義又是種族主義的溫床和基礎,極易導致種族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這種民族/種族主義具有強大的煽動性,激發起一種熱血沸騰的英雄主義浪漫情懷。但是,在這種“英雄浪漫”之下,可能“還有一種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這種動物身上暗藏的無意識的原始慾望和本能翻騰到表面上,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稱為‘對文化的厭惡’,即要求衝破這個有法律、有條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許這種暗中的力量也參與到飄飄然的感覺之中。熱烈的陶醉混雜着各種東西:犧牲精神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純粹的信仰;投筆從戎和愛國主義言辭的古老魅力。那種可怕的、幾乎難以用言辭形容的、使千百萬人忘乎所以的情緒,霎時間為我們那個時代的最大犯罪行為起了推波助瀾、如虎添翼的作用”。要反對這種燃燒的激情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誰表示懷疑,誰就妨礙了他們的愛國主義事業,誰提出警告,他們就嘲笑他是悲觀主義者,誰反對戰爭——反正他們自己在戰爭中不會受苦——誰就會被打成叛徒。時代幾經變遷,但總是這一幫子人,他們把謹慎的人稱為膽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稱為軟弱的人”。(《昨日的世界》,第日252、281頁)

為了對外擴張,他們還製造出了與種族理論緊密相關的“生存空間”理論。這種理論竭力論證弱小種族沒有獨立生存的權力,因而空間多餘,其領土可由強者任意宰割。相反,一個強大、“優秀”的民族必須擁有足夠的空間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強者擁有剝奪弱者空間的自然權利。一本名為《德意志民族及其生存空間》的讀物成為納粹思想入門的基本教材,“為德意志奪取生存空間”成為最富煽動性的口號之一。“奪取生存空間”這一非常抽象、“中立”的概念,的確很容易掩蓋血淋淋的侵略實質。“這一事例清楚說明:一種簡潔而又內容豐富的表述由於言辭的內在力量可以轉化為行動和災難,就像先前的百科全書派關於‘理性’統治的表述一樣,最終卻走向自己的反面,蛻變為恐怖和群眾的感情衝動。”(同上書,第211頁)

“以施本格勒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思潮是納粹主義興起的直接背景之一,被認為是法西斯的直接先驅和同路人。”(《法西斯新論》,第249頁)“一戰”後歐洲興起的這種“新保守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反對自由主義、法國大革命及民主制度,主張以強權、擴張、民族(國家)社會主義等方式來解決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施本格勒的成名作《西方的沒落》影響巨大,其基本理論是把“文化的生命周期”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將一切都歸結為直覺和體驗,並上承尼採的“超人”哲學,認定歷史由“超人”創造,所以可以主宰一切。由這種“超人”哲學出發,納粹意識形態對自由精神和民主政治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認為民主制是一種照顧遷就庸眾的軟弱的制度,只有領袖獨裁才是真正強者的制度。因此早在還未掌權時,納粹就公開聲明要破壞民主制度。希特拉毫無顧忌地說:“我是民主的死敵”,“共和制度和歷屆政府毀滅了德國的一切,這種制度最終被消滅的時刻到了。”戈培爾兇狠地咆哮:“我們進入國會,是為了在民主武器庫中用它所具有的武裝為我們自己服務。我們將要成為國會議員,以便用魏瑪民主的支柱去瓦解魏瑪民主。如果民主那麼愚蠢,竟為了這種給人幫倒忙的差使給我們發免費車票和津貼,那是它自己的事,······我們是作為敵人而來的!如狼沖入了羊群,我們就是這樣來到了。”(同上書,第211、275頁)這段話倒是說中了民主政治的困境和軟弱的根源:作為民主制度,獨裁者也享有民主的權利;倘不給獨裁者以民主,那就違背了民主原則。因此,在民主政治中,每個人都應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對自由、民主的批判必然導致個人獨裁,“領袖原則”是納粹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它的極權主義便是以領袖或“領袖原則”為指導的。這種領袖是絕對正確的神和聖人,不僅是政治的、行政的領導,而且是信仰、道德精神世界和世俗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導師,不僅是國家、民族的唯一代表和化身,而且高於國家和民族,領袖意志便是最高法律,所以領袖的各種權力是無限的,有權干預、監管任何組織和個人的任何事情,而絕不允許對領袖有任何反對、批評、不滿甚或懷疑。“誰要是在德國參加過有希特拉在場的集會,都不會忘記他所能喚起的那種感情,那種宗教狂熱與虔誠的氣氛。他的那種吸引力後來竟使得久經沙場的將軍在他面前發抖。”(《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第254頁)

由於與中國關係密切,日本的法西斯理論更值得仔細分析。日本從明治維新起逐漸走上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從侵佔朝鮮、中國台灣和東北,最終發展到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與此相應,在這大半個世紀里,日本也發展出了一套相當“深厚”的侵略理論。的確,如果沒有這樣一套理論做基礎,它的侵略擴張不可能得到幾乎是舉國一致的長期支持,因而也難以持久,更難不斷擴大。

明治維新以後,隨着對外侵略的野心不斷膨脹,走上對外侵略、對內專制的軍國主義道路,與之相應的是出現了種種支持侵略和專制的理論。首先出現的是“脫亞論”。這種理論認為日本只有學習西方脫離亞洲才能強盛,就國內改革而言,“脫亞論”有進步意義。但“脫亞論”立即成為支持對外侵略的種族主義理論。有人提出:“現在隨着我大日本帝國之開化進步,已經超過了頑愚的支那,凌駕於固陋的朝鮮,不僅如此,這也是我國藐視支鮮兩國,自詡為東洋霸主的資本。”連日本進步思想家福澤諭吉也認為“朝鮮、中國還未‘開化’,即將為歐美所亡,所以日本不可再猶豫躊躇、坐等鄰國之文明開化而與之共同振興亞洲,毋寧應脫離其行列,去與西方文明諸國共進退。我國對待支那、朝鮮之法,無須因其為鄰國而有所顧忌,只有按照西方人對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處理”。這種理論成為明治政府制定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理論依據。

但是,隨着日本的逐漸強大,特別是日俄戰爭後,日本戰勝了歐洲國家俄國,民族自信空前高漲,“歸亞論”漸有市場。從20世紀20年代起,“歸亞”成為主流。所謂“歸亞”,即是說日本與亞洲尤其是東亞諸國“同文同種”,要實行“亞洲的門羅主義”,由日本充當亞洲各國的領導者和保護人。早在1888年,《日本人》雜誌發表一篇名為《保存國粹要旨》的文章,提出日本歷史、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要發揚日本國民優良的素質。國粹論,提出日本民族中心論,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和排外性,成為日本早期的右翼團體最重要的思想基礎。進一步說,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最早的思想資源之一是“國粹主義”。

概括地說,所謂“歸亞”理論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訴求,它把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說成是促進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提出發動這次戰爭是為了使有色人種從白種人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不僅是求日本的發展,而且要救濟和解放東亞被壓迫民族,為了誓死抵抗西歐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得不進入大陸,中國人應理解這些事情。提出亞洲其他國家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已無力保護自己,所以要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防衛體制,宣傳是日本長期以來以自己獨自的力量,反抗着歐美帝國主義對東亞的壓迫,正因為有了日本,才避免東亞完全成為歐美的殖民地。這樣,亞洲各國的抗日運動其實都是被白人誤導,反成了歐美和蘇聯白人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則分別是英美和蘇聯的代理人。這種理論認為,中國民族運動基於凡爾賽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論,企圖獲得民族獨立和自由,是非常危險的,反給白人以可乘之機。因此,亞洲諸民族應追隨日本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各種勢力才是唯一正確的出路。

在經濟方面,這種理論十分狡猾地批判西方對東亞的經濟剝削、譴責西方列強對東方實行殖民經濟,用數據說明歐美帝國主義一方面破壞東方固有的經濟,將近代企業置於它們的統治之下,同時又維持有利於自己的封建經濟,榨取東亞的勤勞大眾。東方諸國的經濟除日“滿”兩國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經濟,其經濟命脈完全被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帝國主義操縱,歐美帝國主義全面支配着東方經濟。所以日本的經濟政策是要引導中國經濟從次殖民地狀況下解放出來;亞洲各國只有與日本經濟一體,才能擺脫歐美的經濟殖民。

在文化方面,日本法西斯理論除了強調日本本土文化,還十分強調東亞的儒家文化,認為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來自歐美的“文化殖民”,破壞了東方固有文化。它尤其強調東西方文化有本質差異,反覆論證西方文化是儒家所批判的霸道文化,東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在不遠的將來,東西方文化將發生最後衝突,決定是霸道還是王道統治世界。現在,只有日本是東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僅事關日本的繁榮,而且事關世界的發展,實現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榮使命,所以以日本為代表的東方王道文明應主宰世界、拯救全人類,在日本的領導下為萬世開太平。總之,這是日本為建立“王道樂土”而進行的“大東亞聖戰”。

在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現代世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無疑具有極強的煽動性,因此這套話語系統無疑具有異乎尋常的“魅力”,使當時日本大多數國民都如飲狂泉,認為自己國家進行的是場正義的“聖戰”,願意為之奉獻、犧牲自己的一切,心甘情願地充當侵略者的炮灰。

確實,抽象地提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經濟文化殖民,強調東方文化有自己的特點,東方文化復興論等,很難說不對。但唯其如此,日本的法西斯理論就具有更強的迷惑性,使人更難認清這種理論製造者背後的真實面目。而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論就這樣為另一種更野蠻、更兇殘的殖民主義所利用。理論與現實的關係之複雜,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事實說明,如果抽掉或無視具體的、有血有肉的歷史內容和時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造成的巨大災難,而僅僅做一種“純文本”闡釋,即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以“後理論”證“前理論”,以“新概念”證“舊概念”,以“今文本”證“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類似,那麼,我們今日很可以拿時下頗為流行的“反對跨國資本”“反全球化”、東方文化可“為萬世開太平”等各種理論來論證、詮釋當年日本進行“大東亞聖戰”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同時,很可以得出當年亞洲各國人民對日浴血抗戰竟是“維護白種強勢文明對黃種弱勢文明殖民統治”、是“依存英美之錯覺抗日排日之謬誤”的結論!

因此,對各種話語,萬勿僅據其自我表白便輕做判斷,它的言辭其實並不重要,關鍵在於要洞察它是由誰掌握、針對什麼、又是如何被運用的。

公平、公正、社會正義,無疑應該是社會追求的基本目標,也是人性的基本要求。法西斯主義深諳此點,因此如前所述,德國、日本的法西斯理論十分注重以“社會主義的工人語言”、以反對“國際資本”、以為平民大眾爭“平等”······種種宏偉言辭來吸引大眾。事實證明,這種宏偉言辭很容易成為野心家的工具,他們往往憑此被當成人民的化身,當成“平等”的分配和保障者,而實際上成為至高無上、權力不受任何監督制約、為所欲為的獨裁者。當社會動蕩不定、政治嚴重腐敗、權勢者不擇手段化公為私、社會分配極度不公時,法西斯主義的這種宣傳、理論對大眾確實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對政治腐敗、社會不公的痛恨,確實使人一時難看清法西斯思潮的真面目,難以認識到它將造成更大的災難。因此,對這種無比完美崇高,卻能深深打動人心的宏偉理論一定要高度警惕。

當然,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會有形形色色極端思潮的產生與存在。在承平時期,在健康的社會中,種種極端思想只能蟄居一隅,始終是無足輕重的配角。而在社會利益進行調整的轉型期或社會危機嚴重時,這類思想卻使人如飲狂泉,往往能突然掀起最終毀滅一切的狂風巨浪。進一步說,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對權力進行制衡的政治制度,任權勢者無止無盡地化公為私,分配不公急遽加大,公民權利不獲保障,恰為種種極端思想提供現實的社會基礎。

概言之,強烈的民族主義、狂熱的國家社會主義、對強權政治的鼓吹、對個人的徹底否定、對暴力的熱烈頌揚、對偉人/強人的崇拜迷戀,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點。只要一有條件,它將一躍成為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使經濟剛剛開始好轉的德國再次墮入深淵,為法西斯最後奪取政權提供了現實條件。1933年1月30日晚上,希特拉通過合法程序組成納粹政府的消息傳出,舉國若狂,全德大小城鎮都舉行了規模盛大、通宵達旦的火炬遊行,人們向希特拉熱烈歡呼,以為找到了德意志的拯救者,找到了反抗以英美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壓迫的英雄,找到了“公正”的庇護神。直到十幾年後,德國人民才意識到自己當時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但為此已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當日本民眾支持諸如“血盟團”、青年法西斯軍官以血腥、恐怖的手段來切除腐敗的社會毒瘤時,確實難以意識到,他們正在把日本推向深淵。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言論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