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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步亮:比告密者更可惡的人

告密為人所不恥,東德時期的兩百萬告密者,即使後來斯塔西檔案不曾解密,相信他們的後半生也將活在羞恥中,多少人因此而遭受心靈的折磨。蘇聯歷史上最着名的告密者少年帕夫利克,向斯大林政府舉報了自己的父親,終自己陳屍野外,還導致其祖父、祖母、堂弟等整個家族的眾多成員被槍決。告密者「不得好死」,從告密那天開始已經註定,報應和天譴在這一點上從來不含糊。

在玩弄權術這一點上,沒有誰比得過中共官員

上一篇專欄《文革式告密時代來臨》中提及,中國大陸有人因為在微信群里對某件國內大事發表了不同於中共官方立場的觀點,被群內網友告發到他所在的工作單位,稱他發表不利於黨的言論,而被停職。有讀者和網友對此感到震驚:當下中國的政治環境真的已經到了這樣恐怖的地步了嗎?

極權統治從來都最善於製造恐怖氣氛,它是讓民眾時刻生活於恐懼之中的罪惡之源,並不比在巴黎製造大屠殺的“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好多少,只是他們更隱秘、更會使用“不是暴力的暴力”手段,何況在有着悠久告密文化傳統的國家。共產權極對於發動群眾互相告密,通過製造恐懼來維持統治,讓人民馴服,“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堪稱最具心得。在意識形態高於一切、越來越向毛時代靠攏的今天,這樣的事情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事實上,僅就已了解的情況來看,類似事件遠遠不止前述一兩例。只是,很多當事人出於恐懼,沒有對外聲張,而當權者更不敢公布。

應該深究的是,這樣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到底是中共最高權力機關及其領導集體的統一部署與授意,還是下屬各級機構及其負責官員在執行過程中的主動作為?

告密為人所不恥,一個受過教育、稍有點教養的人都會對此有共識,這在今天恐怕已沒有太多爭議。東德時期的兩百萬告密者,即使後來斯塔西檔案不曾解密,相信他們的後半生也將活在羞恥中,多少人因此而遭受心靈的折磨。蘇聯歷史上最着名的告密者少年帕夫利克,向斯大林政府舉報了自己的父親,終自己陳屍野外,還導致其祖父、祖母、堂弟等整個家族的眾多成員被槍決。告密者“不得好死”,從告密那天開始已經註定,報應和天譴在這一點上從來不含糊。這無須多說。

可怕的是接受告密者的告密之後,當權者如何處置。“槍口抬高一寸”的道理,大多數的中共官員都懂。在玩弄權術這一點上,沒有誰比得過中共官員。這也是中共官員在貪污腐敗之後對該管的不管或不該管的要管拿捏得最為精準的原因。對於接到告密後的處理,睜一隻眼看見或閉一隻眼沒看見,只在他們一念之間。但是為什麼他們對於畢福劍式的“私人聚會言論犯”們的懲罰最為積極呢?因為他們都非常渴望在政治上“立功”,同時又最擔心這樣“妄議中央”的言論影響自己的仕途,或者給自己帶來麻煩,因而接到告密必首先除之而後快。至於是否合符法律規範或有違人的良知,根本不是他們首先要考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告密者的同謀,甚至比告密者更惡加一等。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政治小說《一九八四》中所描繪的那個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權力為最終目標的假想的極權主義社會,正是依靠類似這樣的“老大哥”們的“小老弟”,來監視、監聽、鉗制和控制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積極主動處理告密事件的中共官員,是現實中國最真實的思想警察,是中共極權的幫凶和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過去反抗中共極權專制,但只看到這個龐然大物,卻找不到具體的人,以致我們的矛頭都對準了一個模糊不清的群體和組織,而沒有清晰的個體對象。捷克前總統和劇作家哈維爾其實早已對此作出了揭示。他說,權力從來不會獨自存在,它支配人也來源於這些人。“我們這個社會的權力運作,並不簡單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權力支配另一些人,每個人都被迫成為權力機器上的一個部件,因此常常很難指出誰要為政權的所作所為負責。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他一方面是奴僕,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隸主,想踐踏下屬。專制制度就是以這種方式把整個社會納入它的系統,使人不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創建者;人們既是囚徒,又是獄吏。”

這正是民主和自由的敵人。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東方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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