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解體前蘇聯的「8·19政變」實錄(圖)

在自己的《總統筆記》中,葉利欽寫道:“我想,倘若我們三個人討論的事情能夠實現,那麼許多東西都將另當別論,歷史有可能會走向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再過一段時間,我將會親眼看到蘇聯總統、俄羅斯總統和哈薩克斯坦領導人會談的解密文件。8月政變之後,在戈爾巴喬夫辦公廳主任博爾金的辦公室,檢查機構的調查人員發現了兩個保險柜中成堆的裝有‘葉利欽談話筆錄’的文件夾。幾年以來,我的一舉一動都被記錄下來--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這次談話也不例外。也許,正是這份記錄成了1991年8月的導火索。”

8月19日,下午。列寧格勒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在群眾集會上發表反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講話,而後,列寧格勒電視台宣讀了葉利欽的法令。

兩個總統

1991年7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宮的代表大會宮,鮑里斯·葉利欽把手放在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憲法上,宣誓就任總統。在他身旁稍微靠後處,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正來回倒換着雙腳。我們所有目睹這一意味深長的隆重儀式的人,全都清楚這兩個人心境的不同,二者之間的政治較量已經持續了四年多。葉利欽神采飛揚,他攀上了成功的巔峰。他接受了我國歷史上首次全民選舉產生的俄羅斯國家元首的全權;戈爾巴喬夫則悒鬱不歡。誠然,他是整個蘇維埃聯盟的總統,而俄羅斯聯邦只不過是這一聯盟的15個共和國之一而已。然而,將戈爾巴喬夫推舉上台的並不是國家的全體居民,而是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而且當初也遠未獲得一致認可。俄羅斯聯邦則不僅僅是聯盟最大的共和國,還是蘇聯整個構架的基礎,如今這種構架已嚴重受損。隨着葉利欽被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莫斯科馬上就出現了新的、強有力的政治權利中心,戈爾巴喬夫簡直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應對。

改革已陷入絕境的情勢尚在1990年就顯而易見。蘇維埃聯盟正在瓦解。民族主義運動與黨派已獲取了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格魯吉亞的政權。阿布哈茲、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圖瓦,甚至卡累利阿都聲稱自己是主權國家。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領導人難得理會莫斯科。在列寧格勒,由安納托里·索布恰克領導的反對蘇共和戈爾巴喬夫的“民主人士”黨團贏得了選舉的勝利。以加甫里爾·波波夫為首的類似團體也在莫斯科的選舉中勝出。而如今鮑·葉利欽在俄聯邦總統大選中的勝利則將事態推向了高潮。

戈爾巴喬夫不僅失去國內政權,而且在黨內也大勢已去。蘇共28大在一片喧囂的爭吵中無果而終。黨也開始走向瓦解。由鮑·葉利欽、尤·阿法納西耶夫、加·波波夫、安·索布恰克領導的“民主反對派”退出了蘇共。成立了幾乎獨立自主的俄羅斯共產黨(РКП),其中扮演主角的是反對戈爾巴喬夫的保守民族主義人士,如伊萬·波洛茲科夫、阿利別爾特·馬卡紹夫、根納季·久加諾夫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仍然留在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上,但他的威望即使在中央機關和各地州委都一落千丈。不過蘇共自身的威望同樣也是一落千丈,這一點得到了蘇共中央分析家們的承認。“黨不僅在言論方面,而且在滿足人們需求的事業方面,都喪失了一個有作為的黨應有的形象,”中央自己的一份文件中說道,“蘇共最主要的對手--恰恰是它本身、是它的內部狀態和共產黨員們與日俱增的消沉,以及對社會經濟政策和理論基礎的淡忘。”反對戈爾巴喬夫的俄羅斯共產黨人則更為激憤。“親愛的俄羅斯人!蘇聯公民們!同胞們!”俄共一批文化活動家和積極分子在一份特別聲明中說道,“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災難發生了。祖國,我們的國家--歷史、自然和神聖的祖先賜予我們守護的偉大國度正在破裂,正在滅亡,正在陷入黑暗深淵和萬劫不復之境。而這場災難卻發生在我們的沉默、姑息和認同之下。難道我們的心靈都已變成鐵石,難道沒有人在祖國面前還保留着力量、勇氣和愛戀之情?這是我們的祖輩和父輩在戰場上,在陰鬱的苦刑與艱苦奮鬥中用祈願、忍耐和感悟締造的偉大國家。對先輩而言,祖國與國家是生命中最崇高的聖物。而我們也應該團結起來,打倒那些殘害偉大祖國的兇手!”然而,這番言辭卻已無人回應,因為人們對四面八方湧來的話語激流已感到厭倦。

新奧加廖沃會議

1991年春天,同戈爾巴喬夫關係最近的人當中就有許多人建議他在國內實行緊急狀態,並且不排除暴力手段。有時候戈爾巴喬夫自己也想到這一點,並曾經採取過某些措施。然而暴力行為卻什麼都無法解決。蘇維埃政權的穩固和牢靠甚至在斯大林時代都不僅僅取決於強力,而且取決於蘇共及其上層的權威。單單憑藉沒有政治權威和道德權威的暴力,既不能使政權穩固,也不能使之持久。戈爾巴喬夫也明白這個道理,他不止一次地對自己的同僚們說:“我不想作為一個血腥的暴君被載入史冊。”戈爾巴喬夫在向反對派的讓步中尋找着出路,他甚至打算修改蘇聯原有的憲法,簽訂新的聯盟條約,以此削弱過於僵固的蘇聯國家中央集權,擴大各加盟共和國的權利。

第一份關於主權共和國聯盟的條約草案在1991年3月便已公布。新聞界和最高蘇維埃對它的討論卻無精打采。該條約的校對和審訂是在位於莫斯科郊外新奧加廖沃一座龐大的政府官邸中進行的。參加這項工作的有黨的機關人員、法律工作者、許多加盟共和國與自治共和國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也親自出馬。1991年6月,作為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一名代表及蘇共中央委員,我收到了重新校訂過的新聯盟條約草案。我們大家並非全都同意這一草案,向戈爾巴喬夫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安納托里·盧基揚諾夫提出的質詢、批評和異議加起來有幾十條之多。不過,大家都以為現在提出的這份草案在未獲批准之前,甚至在蘇聯新憲法的制定過程中,仍將繼續討論。當時,新聯盟條約簽署的日期和程序都不太清楚。1991年7月23日,在新奧加廖沃,就新聯盟條約第5套方案的文本問題召開了最大一次會議。與會者不但有蘇聯和俄羅斯聯邦領導人,還有大多數加盟共和國乃至自治共和國的領導人。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提議,各自治共和國也應成為新聯盟國家的共同創立者。葉利欽沒有對此提出異議。相反,當時竭力主張擴大自治權利的恰恰是他。討論進行得很艱難,不過,當會議經過了12個鐘頭,在深夜來臨之際,幾乎就所有爭議問題都達成了一致。未來條約中一個最重要的部分--有關徵稅和納稅的條款卻仍然沒有商定。然而,一旦聯盟預算的制定首先取決於加入其中的各共和國的決定,那麼聯盟國家新的領導機關勢必會失去大部分權力!

7月25-26日在克里姆林宮召開了蘇共中央全會。這是中央在歷史上最後一次會議,我作為蘇共中央委員也參加了此次會議。全會日程中的主要議題是蘇共新黨章草案問題;新黨章預計將在1991年底或1992年初的蘇共例會甚至非常會議上通過。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聯盟草案的意見表決,但它幾乎未被討論。在這兩天內,連蘇共黨綱也很少有人顧及。蘇共中央委員們情緒低落;在全會召開的幾天前,鮑里斯·葉利欽作為俄羅斯聯邦總統,下令禁止俄聯邦所有企業和機關黨組織的活動。然而,根據黨的章程,蘇共的構架是建立在生產-區域原則,而不是區域原則之上的。企業黨組織歷來是整個黨組織的基礎。戈爾巴喬夫本來可以在形式上取消葉利欽的命令,他卻沒有這麼做。在全會上的所有會見和談話當中,對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這一幕。總書記派來一名助理或技術秘書請我去他的辦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宮裡。被請去的還有著名烏克蘭詩人、社會活動家、擔任蘇共中央委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民族院副主席之一的鮑里斯·奧列依尼克。“我請你們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說道,“是為了商討有關新聯盟條約的簽署程序問題。現在有三種方案……”在接下來的大約30分鐘里,戈爾巴喬夫滔滔不絕地闡述了這三種方案。我一邊暗自考慮自己的回答,一邊想像着1922年第一個聯盟條約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簽訂時的情景。但我所醞釀的建議並沒有派上用場。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獨白快要結束時突然說道:“看來,第二種方案是最合適的。非常感謝。”說著就伸出手來與我們握手道別。我感到莫名其妙,曾經不止一次同戈爾巴喬夫會過面的奧列依尼克卻做了一個特別的手勢,表示--一切照舊,不足為奇。在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無論是我還是奧列依尼克都沒有說過一句話。

1991年7月29日的“最後晚餐”

1991年7月的最末,美國總統喬治·布殊來到莫斯科進行回訪。蘇美雙方的會談應以簽署削減戰略進攻性武器條約而告終。工作會晤的籌備活動仍然在新奧加廖沃的那座官邸中展開。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和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應參加這幾次會晤。同喬治·布殊的重要會談安排在7月30日早晨和31日白天,可是戈爾巴喬夫卻邀請了葉利欽和納扎爾巴耶夫於7月29日晚間舉行非正式,甚至是秘密的會晤。他想把新聯盟條約中徵稅和納稅問題的討論進行到底,還打算商定簽署這一條約的新日期。對這次會晤新聞界隻字未提,但無論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都無法避而不談。米·戈爾巴喬夫寫道,“7月末,當我即將動身前去休假的時候,我在新奧加廖沃會見了葉利欽和納扎爾巴耶夫。我們討論了聯盟條約簽訂之後,下一步該怎麼走。大家一致同意,應當有效地落實條約中對各共和國,乃至對聯盟所創造的機會。談話涉及到幹部問題。首先商討的自然是有關主權國家聯盟總統的事宜。葉利欽主張推舉我為總統。在交換意見的過程中,提出由納扎爾巴耶夫擔任內閣總理。納扎爾巴耶夫表示自己將承擔這一職責,如果聯合內閣能夠獨立行事的話。我們討論了對執政機構高層官員--幾名副總理,乃至一些關鍵部門的領導人進行更新的必要性。當然還談到亞佐夫與克留奇科夫的問題--他們應當退休養老了。我記得,葉利欽感到不大自在:彷彿他覺得附近有人正在偷聽。而在當時情況下,不可能有旁人在場。他甚至幾次走上露台左右察看,但還是無法控制內心的不安。現在我才明白,他這種感覺是有來頭的。普列漢諾夫把我們的會晤安排在我平時批閱公文的辦公室里,隔壁的房間被用於喝茶、休憩。這樣一來,一切顯然經過預先‘設置’,我們的談話被錄了音。得知錄音內容之後,克留奇科夫也就掌握了可能會使其他人掉腦袋的證據。”

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兩人的回憶比較起來十分微妙。在自己的《總統筆記》中,葉利欽寫道:“1991年7月29日的新奧加廖沃會晤具有決定性意義。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正準備去福羅斯度假。按照計劃,他8月20日從克里米亞返回之後,將立即簽訂新聯盟條約。現在我們有機會再次討論我們認為未曾解決的尖銳問題。會談是在官邸的一間大廳進行的。一切都很正常,但當涉及那些完全是機密的話題時,我突然沉默了。‘你怎麼啦,鮑里斯?’戈爾巴喬夫吃驚地問道。如今已很難追憶我當時的感受。但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彷彿有人站在背後,正死皮賴臉地從你身後窺探着。我於是說:‘去露台吧,我覺得,有人在偷聽。’戈爾巴喬夫不幹不脆地答道:‘瞧你說的。’可他還是跟着我去了。我們談到一些非常棘手的問題。我開始勸說總統,如果他打算更新聯盟,那麼各共和國加入其中的條件只能是:他把自己身邊哪怕一部分不受歡迎的人員撤換掉。誰會相信新聯盟條約,假如克格勃主席仍然是克留奇科夫,或者國防部長仍然是亞佐夫--難道那些老的、不合時宜的”鷹派人士“還能在新的聯合體中佔據一席之地嗎?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贊同我的意見,他說,一定要解除內務部長普戈和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主席克拉夫琴科的職務。然後他又補充道:‘亞納耶夫算什麼副總統?!’戈爾巴喬夫說:‘我們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掉。’我們三人一致決定,一旦新聯盟條約簽訂,就必須撤換時任總理之職的瓦連京·帕夫洛夫。戈爾巴喬夫問道:‘那你們認為由誰來擔此重任呢?’我推舉的是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戈爾巴喬夫起先吃了一驚,然後馬上說他贊同這一提議。‘8月20號之後,我們把其他人選放在一起討論。’他結束了談話。這次會晤就是這樣的,我想,倘若我們三個人討論的事情能夠實現,那麼許多東西都將另當別論,歷史有可能會走向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再過一段時間,我將會親眼看到蘇聯總統、俄羅斯總統和哈薩克斯坦領導人會談的解密文件。8月政變之後,在戈爾巴喬夫辦公廳主任博爾金的辦公室,檢查機構的調查人員發現了兩個保險柜中成堆的裝有‘葉利欽談話筆錄’的文件夾。幾年以來,我的一舉一動都被記錄下來--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這次談話也不例外。也許,正是這份記錄成了1991年8月的導火索。”

的確,葉利欽的電話交談經常被偷聽並被錄音。博爾金的保險柜里確實有許多這類記錄。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對他人實行監聽是得到戈爾巴喬夫本人首肯的,因此錄有葉利欽談話的解密文本才會存放在博爾金的保險柜里--這些文本需要呈送戈爾巴喬夫。但克留奇科夫未必敢於在戈爾巴喬夫的宅邸進行偷聽。然而,倘若有關新奧加廖沃“秘密聚會”的記錄真的存在,那麼克留奇科夫又何必要將它交給戈爾巴喬夫辦公廳呢?葉利欽在此顯然把事實真相同英國電視劇《第二次俄羅斯革命》攪和在一起了。該劇當中有一處情節,說的正是國家安全部門頭目如何偷聽國家領導人。可以判定,戈爾巴喬夫並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與葉利欽及納扎爾巴耶夫達成的協議,這些協議甚至沒有以書面形式記錄下來。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簽訂聯盟條約的大致日期。1991年8月2日,戈爾巴喬夫向全國人民發表了一次電視講話。他宣稱聯盟條約的簽訂是“公開的”,首先簽約的將是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其餘共和國可以在晚些時候簽訂這一條約。戈爾巴喬夫擔保,正在國內上演的“法律之戰”將會終結,而凝聚着全國各族人民意志與辛勞的聯盟國體也將保留,蘇聯作為一個偉大的強國仍將存在下去。但是聯盟條約草案的最終版本依然未被公諸於眾。戈爾巴喬夫呼籲所有公民、蘇聯及俄羅斯聯邦的各個共和國、所有政治派別及團體都實現和解。然而,令人迷惘的是--這種和解究竟是以什麼為中心,它的目標又是什麼。雖然戈爾巴喬夫對全國的講話引發了許多疑問和困惑,但蘇聯官方次日就宣布,總統將去度假,直到8月19日才會返回莫斯科。在此期間,蘇聯和俄羅斯聯邦的最高蘇維埃代表、蘇共中央委員,甚至國家部委的許多部長也都正值假期。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福羅斯

1991年8月4日,米·戈爾巴喬夫離開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亞的福羅斯休假,那裡有他喜愛的夏季別墅。一些助手提醒戈爾巴喬夫,要注意那些由他親自提拔上來的蘇聯高層官員有可能翻雲覆雨,但他卻不以為然。“他們還沒有反對總統的膽量,”戈爾巴喬夫聲稱。

福羅斯--一個不大的山間村落,幾乎處在克里米亞半島的最南端,距離薩雷奇角不遠。過去這是一個十分荒涼的地方。這裡一年到頭大部分時間都刮著狂風,只有8、9月的天氣才宜於休閑。福羅斯一帶原先沒有其他建築,不過,也許正是這塊地方的人跡罕至和與世隔絕,才使戈爾巴喬夫和他夫人決意將其選為新任總書記的新官邸所在地。1985年夏天,戈爾巴喬夫偕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曾經在列·勃列日涅夫的克里米亞別墅休假,但新領導人顯然對那座別墅不滿意。當年秋天,戈爾巴喬夫的新官邸就開始在福羅斯村附近動工了。這座國家別墅的設計規模極為龐大。當時,民主、公開性和反對特權的思想對戈爾巴喬夫的觸動還不算太大。福羅斯成了一個秘密工地,動用了蘇聯克格勃好幾個工程營的力量。上千輛自卸卡車從遠方運來泥土,鋪墊在陡峻的山崖上。移植了橡樹和一些稀有的刺柏屬植物。為抵禦常年不斷的強風,建築者們運用爆破方式將矗立在這裡的一座山峰“開膛破肚”,使之成為掩體。水、電、氣的供應、通訊線路和所有其他管線都設置在山體內部。別墅的主體建築是一座鋪砌着優質大理石的三層宮殿,富麗堂皇,舒適無比。米·戈爾巴喬夫,尤其是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戈爾巴喬娃十分關注別墅的建設,並不斷為其添加昂貴的材料。這樣的別墅無論蘇聯前任領導人還是西方領導人都不曾擁有過。在主體建築旁邊建有客房和專門接待、會晤貴賓的廳堂,甚至還有幾座用於國防部官員及保衛人員的公務館舍。從別墅大門到官邸約有1公里;官邸背後,在漫山橡樹和刺柏掩映之下,是一條海洋鵝卵石鋪就的1公里長的小徑。但福羅斯幾乎從未有過什麼客人。1988年夏天,當戈爾巴喬夫同家人第一次來到福羅斯休假時,報界對總書記休假的地點未作任何報道。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妻子不是那種殷勤好客之人,因此他們不曾邀請外國領導人或政治局委員到自己的新別墅小住,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則喜歡這麼做,他們常常把克里米亞變成最秘密的會談地點。而福羅斯宮殿的奢華所能引發的與其說是人們對宮殿主人的好感,不如說是驚詫或妒忌。直到1991年8月19-21日的事件之後,記者和新聞攝影師才首次獲准到福羅斯採訪,而首批有關總書記宮殿的文字描繪和圖片直到1994年才公開發表。

一位記者寫道:“20世紀,在克里米亞半島南岸,一共出現了兩大建築奇蹟--尼古拉二世在世紀初興建的利瓦季宮,以及戈爾巴喬夫在福羅斯的用革命詞彙‘朝霞’命名的豪華別墅。”“我知道並見過蘇聯政權時期所有總書記的所有國家別墅,”戈爾巴喬夫的私人衛隊長弗拉基米爾·麥德維傑夫少將後來寫道,“福羅斯別墅--是無與倫比的。這座帝王的領地是以‘朝霞’建築體這一名稱被列入克格勃文件中的……這裡耗費了多少人民的錢財--不得而知。”蘇聯前財政部長和總理瓦連京·帕夫洛夫曾經對福羅斯別墅的總價值做過一番計算。按照1986年的價格,他得出的結果是8億5千萬盧布,據蘇聯中央銀行的比價,當時1盧布約合66美分。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安納托里·切爾尼亞耶夫也感到震驚,每年夏天他通常都要在離首腦不遠的某個地方度過幾個月時光。1988年9月,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勃列日涅夫位於利瓦吉亞的別墅同這座佔據着從泰瑟利到薩雷奇角的大片土地的建築相比--純粹就是窩棚。他要它做什麼?”切爾尼亞耶夫後來坦言,正是在福羅斯,他首次意識到戈爾巴喬夫“偉大歷史功績”的“個人家庭背景”。切爾尼亞耶夫不知道,在阿布哈茲距離皮聰達不遠的繆塞雷,戈爾巴喬夫另一座同樣豪華的夏季官邸也已破土動工。電力是通過從海濱到新別墅的隧道輸送的。斯大林戰後在這裡修建的阿布哈茲官邸與戈爾巴喬夫的別墅相比,不過是一座可憐的小屋。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已經參觀了位於繆塞雷的新官邸。按照計劃,到1992年,蘇聯第一任總統就可以來此修養了。

1991年8月4日抵達克里米亞之後,像往常一樣,米·戈爾巴喬夫受到烏克蘭、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的領導人的歡迎,前來迎接他的還有黑海艦隊司令和一批將領。第二天,戈爾巴喬夫就已經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一道下海游泳,在海灘曬太陽,在人造園林的林蔭小道上散步了。戈爾巴喬夫在福羅斯每天工作的時間不長,更多時候是在睡覺。他打電話告知各方人士:蘇聯總統在聯盟條約簽訂儀式上的演說正在準備,這一儀式的預演也在進行,就連各共和國代表團出席簽訂條約時的座次也被考慮到。8月14日,戈爾巴喬夫同葉利欽在電話中商討的正是這些問題。俄羅斯總統答非所問,他盤算的是另外一回事,而戈爾巴喬夫覺得,葉利欽有所動搖。“您知不知道,”葉利欽突然問道,“我會遭到怎樣的攻擊?”“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戈爾巴喬夫說道,“無論受到來自何方的攻擊,我們都不應從已經商定的立場後退一步。”這些天來,葉利欽所經受的最大壓力其實來自自己身邊的激進分子,其中尤為積極的是尤里·阿法納西耶夫和加琳娜·斯塔羅沃伊托娃。不過葉利欽本人心中也有不少疑慮。他覺得聯盟條約是自己通往俄羅斯權力之路上新的圈套和陷阱。他開始考慮提出新的附加條件。次日,葉利欽着手籌劃訪問哈薩克斯坦事宜,他打算不僅拜會努·納扎爾巴耶夫,還要跟中亞所有共和國的領導人商談。至於這次訪問的程序問題,葉利欽並不認為有必要徵詢戈爾巴喬夫的意見。

躁動的莫斯科

在戈爾巴喬夫休假期間,蘇聯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與蘇聯總理瓦連京·帕夫洛夫成為莫斯科的第一號人物。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安納托里·盧基揚諾夫也飛到瓦爾代度假去了。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書記奧列格·謝寧被戈爾巴喬夫留下主持中央的工作。蘇共中央副總書記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因病住進了醫院。不過,在這段日子裏,還有不小的實權掌握在幾個人手中,而且他們是聯盟條約最堅決的反對者。這幾個人便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元帥、蘇共中央書記、蘇聯總統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奧列格·巴克蘭諾夫和蘇聯總統辦公廳主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助理瓦列里·博爾金。博爾金的社會知名度不高,但他從1981年起就擔任戈爾巴喬夫的助理。因此,在國家許多高層人士看來,博爾金參與到8月的一系列事件中來,意味着戈爾巴喬夫本人對他們即將採取的行動是認可的。戈爾巴喬夫原先經常不以個人名義,而以他的辦公廳的名義向這些人下達命令和指示。事務如此紛繁,國內局勢又是如此嚴峻,這令許多人覺得,戈爾巴喬夫在關鍵的幾周時間去度假是虛張聲勢,實際上卻另有打算,目的在於使自己最親密的同僚們放開手腳。

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首先提出,一旦簽訂聯盟條約,就應當立即對蘇聯的命運舉行會晤和談判。但他在後來發生的事件當中卻不是主要角色。這樣的領袖人物在8月的莫斯科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也沒有誰對這種角色有過覬覦之心。不過,克留奇科夫在提供各類諮詢方面倒是遊刃有餘。此外,他還掌握着有關社會形勢、國家機關及俄羅斯領導幹部狀況的大量信息。還沒有登上飛往克里米亞的飛機之前,戈爾巴喬夫向前來送行的克留奇科夫面授機宜,主要提到的是鮑·葉利欽的活動:“應當保持警惕。一切都可能發生。倘若出現直接的威脅,那就不得不採取行動了。”戈爾巴喬夫對亞佐夫也說了類似的話:“根納季,你留下來看好家。必要時應該當機立斷,但不要流血。”在8月3日的不完全內閣會議上,戈爾巴喬夫也說過:“考慮一下,應當實行嚴厲措施。如果有必要,我們會採取一切手段,包括實施緊急狀態。”在莫斯科郊外一座克格勃秘密建築中,克留奇科夫與亞佐夫元帥的首次會談正是圍繞着這種囑託進行的。參加會談的還有巴克蘭諾夫和博爾金。這是1991年8月6日的傍晚。然而,實行國內緊急狀態所必須的一系列措施的初步方案到次日就開始制定了。受亞佐夫委派制定這一方案技術細節的是1991年初才就任蘇軍空降傘兵部隊司令的帕維爾·格拉喬夫將軍。克格勃方面參加此項工作的有克格勃第一局局長В·И·日任將軍,他不久以前還是克留奇科夫的助手。幾天之後,蘇聯外交部的專家也加入到這項工作中來。蘇聯內務部長鮑里斯·普戈本人雖然在克里米亞休假,卻對國內和莫斯科的狀況非常了解,他的心境同亞佐夫及克留奇科夫相比沒有多大區別。在接下來的7天--從8月7日至8月14日,有越來越多不同階層的人,但主要是國家部委人員,參與制定了實行國內緊急狀態的相關文件和具體措施。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巴克蘭諾夫、謝寧、亞納耶夫、博爾金、帕夫洛夫及其他人士幾乎每天都給身在福羅斯的戈爾巴喬夫打電話,向他彙報國內及莫斯科局勢。關於準備在蘇聯實行緊急狀態的各種技術細節雖然沒有告知總統,但是提到了局勢正在失控。無論談話的此方還是彼方--都明白事態的趨向,但沒有人願意採取最終決斷。同僚們的電話與暗示令戈爾巴喬夫心神不寧。他幾乎已經為自己決定了一切,並思索着自己身邊發生的重大變遷。因此他以神經根炎加劇、身體感覺不適為託詞,對問題避而不答。

《莫斯科新聞報》推波助瀾

關於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三人之間達成的協議幾乎無人知曉。甚至1991年7月23日商定的聯盟條約最終方案也未公布,儘管有好幾十人已拿到這一文件的文本。8月15日早晨,《莫斯科新聞報》完全出人意料地將文件公諸於眾。報中寫道:“對這份可能改變成千上萬人命運的文件的社會討論應當儘早進行。”此時,進行社會討論當然已不可能,因為聯盟條約的簽署時間定於8月20日。然而,到了次日,即8月16日,蘇聯所有主要報紙都刊登了聯盟條約草案。在國家建設問題上,連普通專業人士都明白,(聯盟條約)模糊不清的表述所掩蓋的,不是實現蘇聯現代化或民主化的目的,而是從實際上消除蘇聯作為一個統一和集權國家的存在。按照設想,取代原蘇聯的是一個十分鬆散的邦聯國家--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СоюзСоветскихСуверенныхРеспублик,СССР),它缺乏使自身得以鞏固的民族、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思想。此外,人們還得知,準備簽訂新聯盟條約的只有3個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白俄羅斯和塔吉克斯坦仍然舉棋不定,烏克蘭、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吉爾吉斯斯坦則聲稱要到秋天才做出自己的決定,而許多跡象表明,這種決定將是對加入新聯盟的否決。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摩爾達維亞和格魯吉亞已經相當明確地表示反對簽訂新聯盟條約,並不參加對它的討論。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清楚--由誰掌管、如何掌管8月20日之後的國家?哪些權力機關將保留,而哪些將撤除?什麼人與什麼黨來領導這個不為世界所知的邦聯?在這一邦聯中,等待蘇聯共產黨的是什麼樣的命運?這一切在聯盟條約草案里都未寫明。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對聯盟條約草案的發表極其惱火,他下令找出並懲罰“泄密分子”。然而,隨着“公開性”政策在國內的實行,報刊可以對自己的信息來源不予透露,另外,展開調查的時間也不夠。許多高層幹部、黨和軍隊的領導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大為震驚--從未來聯盟的構成當中,他們無法為自己的機構找出任何明確的位置。8月16日召開的不完全內閣會議上也談到這一點,當時許多部長正值休假。早些時候,聯盟條約草案便在最高蘇維埃領導層中招來許多反對意見,條約能否批准尚未可知。雖然蘇聯和最高蘇維埃民族院領導人伊萬·拉普傑夫與拉菲克·尼尚諾夫,以及最高蘇維埃主席安納托里·盧基揚諾夫知道7月23日通過的聯盟條約文本的內容,並在草案上籤下自己的名字,但是疑慮並未消除。例如,安·盧基揚諾夫曾經對自己周圍親近的人士表示,這一草案完全與蘇聯全民公決的準則背道而馳。按照盧基揚諾夫所表露的見解,新聯盟條約草案一旦簽署,就可能破壞蘇聯統一的經濟空間、統一的銀行體系,甚至還有聯盟的財產、稅收及預算體系。照他的意見,“法律之戰”只可能加劇,而國家政權與管理機構在工作方面的合理延續性不可能得到保障。

1991年8月17日,鮑里斯·葉利欽飛往哈薩克斯坦,去同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會晤和談判。在與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的電話交談中得知此消息之後,戈爾巴喬夫無法掩飾自己的不安:“有人確實要在我背後搞些什麼名堂。不,我要讓它落空。”在莫斯科,同聯盟條約簽訂程序相關的所有細節都已準備好了--這一隆重儀式幾近於最終的演練也獲得了克里姆林宮--瓦列里·博爾金辦公室的贊同。然而,就在17日這天傍晚,後來很快被稱為“政變分子”的那幫人中的大部分,卻在位於列寧大街盡頭代號為“ABC”或“АБЦ”的克格勃秘密建築中召開了會議。這是一座不太起眼的綜合建築體,就像某個機關的招待所。它的門口有塊意思不太明白的招牌--“檔案-圖書中心”。“АБЦ”建築體在莫斯科郊外森林中佔據着一塊大約4公頃的地盤,周圍是一道很長的混凝土圍牆,十分安全。附近街區的居民不知何故,認為這座“檔案中心”是所間諜學校。

在會上,建築體主人克留奇科夫做了簡短的開場白。帕夫洛夫總理隨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情況通報。他主要談的是國內經濟的災難性現狀,以及內閣剛剛召開過的會議。部長們原則上並不反對新聯盟條約,卻反對現有的具體草案及其簽署日期。接着發言的是亞佐夫、巴克蘭諾夫、謝寧和另外一些人。亞納耶夫沒有參加此次會議,甚至也不知道它的召開。盧基揚諾夫和普戈也沒有到會,不過,蘇聯國防部副部長弗拉季斯拉夫·阿恰洛夫上將和瓦連京·瓦連尼科夫大將參加了會議。幾乎誰都沒有當機立斷的決心,但誰也不願無所事事,誰都不認為任憑事態發展是正確的。最後,決定向戈爾巴喬夫派出一個特別代表團以說服總統推遲聯盟條約的簽署。簡直誰都不理解,一個沒有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和白俄羅斯的新蘇聯如何能存在下去,軍隊、導彈、核武器,以及所有其他的全蘇體系將如何處置。誰都不願流血和衝突,但要讓大家都習慣並感到親切的蘇維埃聯盟不復存在卻又是荒誕絕倫的,這在某種程度上就好比政治自殺。

1991年8月18日福羅斯與莫斯科

8月18日,時間的計算不是以天數,而是以小時,甚至分鐘。亞佐夫元帥從蘇聯國防部調派了一架作為空中指揮部而裝備起來的飛機飛赴克里米亞。去同戈爾巴喬夫會晤的有巴克蘭諾夫、謝寧、博爾金和瓦連尼科夫。一同登機的還有蘇聯克格勃保衛局局長尤里·普列漢諾夫將軍和他的副手維亞切斯拉夫·蓋涅拉洛夫將軍,另外還有保衛局和政府通訊部門的幾名官員。中午大約兩點,飛機從奇卡洛夫斯基軍用機場起飛升空。代表團成員討論了同戈爾巴喬夫會談時可能採取的形式。另外,還再次強調了一項決定,一旦代表團進入“朝霞”官邸,蘇聯總統的一切通訊方式都應切斷。

下午3點之後,蘇聯國防部的飛機很快降落在別利別克軍用機場。從這裡到福羅斯的官邸大約有60公里路程。一行人於4點30分抵達福羅斯。除了普列漢諾夫,原先誰都未曾造訪過這裡的國家別墅。但進入這座守護嚴密的總統官邸的地盤卻不成問題,因為代表團中有克格勃保衛局局長。斯大林當政之時,他的侍衛長官H·弗拉西克將軍只聽從斯大林本人的命令,這一制度在赫魯曉夫上台後被取消,後來,無論在勃列日涅夫時代還是戈爾巴喬夫時代,都沒有恢復。“當保衛局長駛入官邸時,”弗拉基米爾·麥德維傑夫後來在解釋自己的行為時寫道,“保衛工作的所有權力就轉到他的手中,而他有權向任何官職的人員做出任何指令。從形式上說,這不算任何違規或僭越之舉。事實上,我作為(總統的)衛隊長,對所發生的事並不知情。普列漢諾夫對我說道:

‘來了一個代表團要見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去向他報告吧……’

‘來的是誰?有什麼問題?怎麼報告?’

‘我不知道……他們有些事情。’

普列漢諾夫焦躁不安。他說出了來者的名字--謝寧、巴克蘭諾夫、博爾金、瓦連尼科夫。名單沒有任何問題,反倒消除了人的疑慮。況且普列漢諾夫本來就是戈爾巴喬夫信任的人。”

此時,戈爾巴喬夫正裹在棉袍里休息;他因為脊背疼痛,這天沒有下海游泳。他一個勁兒地通過電話跟各方人士交談,主要談的是自己在聯盟條約簽訂時的演說。最後與他交談的是總統助理格奧爾基·沙赫納扎羅夫,當時,他正在克里米亞距離福羅斯幾公里的“尤日內”療養院休息和工作。在戈爾巴喬夫的所有助手當中,只有切爾尼亞耶夫擁有總統官邸的特別通行證。這種安全隔離的制度是戈爾巴喬夫本人制定的--他希望只和家人們在一起休息。後來,沙赫納扎羅夫回憶:“下午三點,我從房間出來遛躂,我和同在一所療養院休養的普里馬科夫談起一些高層官員的危險舉動,他們對總統的挑戰越來越明目張胆。我們談到,不能對某些右派人民代表和將軍們的挑釁性言論置之不理,這些言論可以被視為對叛亂的鼓動。分手時,我們商定,當聯盟條約簽署之後,立即把這些問題開誠布公地擺在總統面前。我剛一回到房間,電話鈴就響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想知道,我這兒有什麼新聞,但我只能向他談我對近來一些報刊的感受。他隨後談起自己即將發表的演說,他說,聯盟條約簽署後,打算同各共和國首腦商討,從何處、如何開始使條約付諸於現實。

“你準備和我一起飛回莫斯科嗎?”

“當然。”我回答道。

“我們過兩三天就回去,還來得及游幾次泳。”

“那您的腰怎麼樣了?”我問,我知道前一陣兒他的神經根炎犯了。

“一切正常,我已經完全康復了。”

戈爾巴喬夫同沙赫納扎羅夫的談話於下午4點32分結束,幾乎與此同時,弗·麥德維傑夫敲響了辦公室的門。聽完他的彙報,戈爾巴喬夫感到納悶:“我並沒有邀請誰。”他決定往莫斯科打電話詢問克留奇科夫或亞納耶夫,但是已經沒有一個人在電話旁值守了。本地自動電話站和最高指揮部的電話被掐斷了,其他所有通訊專線也中斷了。福羅斯所有工作人員,甚至廚師都無法與外界進行電話聯繫。只有特別安置在總統專車的幾部電話還能用。然而,福羅斯的幾座車庫已經被普列漢諾夫和蓋涅拉洛夫帶來的人看管起來。後者被任命為新的總統衛隊長官。弗拉基米爾·麥德維傑夫接到要他返回莫斯科的書面命令,他不得不服從命令。

戈爾巴喬夫大惑不解,而且顯然感到了不安。他並沒有把那些不速之客請進辦公室,而是來到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房間的露台上。“我對她說,”他後來寫道,“別墅里來了一幫不速之客,很難預料他們想幹什麼,要做好最壞的準備。她對這個消息感到大吃一驚,不過卻沒有驚惶失措。我們轉到旁邊的一間卧室里。腦子忽冷忽熱地轉着:決不從自己的立場退縮,決不向任何壓力、訛詐和恫嚇低頭。這種念頭我告訴了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決定應當由你來做,而無論發生什麼,我都和你站在一起。’我們隨後把伊琳娜和安納托里叫到跟前。聽完我的話,他們說完全支持我,並且準備應對一切。這番談話進行了三四十分鐘。執勤官告訴我,來訪者着急了:為什麼沒有人接待他們。我便把他們請進辦公室,我問他們來的目的是什麼,巴克蘭諾夫報告說,成立了緊急狀態委員會。國家正滑向災難的深淵,別的手段於事無補,我應當簽署實施緊急狀態的命令。原來,他們是來傳達最後通牒的。我斷然聲明,任何命令都不會簽署。‘您如果不想自己簽署緊急狀態令,就請把全權交給亞納耶夫,’巴克蘭諾夫提議,並且又補充說:‘您休息吧,我們來干這骯髒的工作。然後您就可以返回了。’我當然反駁了這可恥的提議。‘那麼您就辭職吧,’瓦連尼科夫直接說道。‘痴心妄想,你們這些罪人。’談話到此為止。我們互相道別。他們離去時,我無法剋制自己的情緒,對他們‘用俄語’罵了一句。”

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的對話者所提到的這場談話卻迥然不同。例如,瓦·博爾金寫道:

“沒有人急於接待我們。我們進入別墅的前廳,在那裡等候。過了大約十來分鐘,戈爾巴喬夫出現了。他看起來一副有病的樣子,行動不便,臉色深紅,這張顯然由於血壓升高而不是日晒而發紅的臉,顯露出痛苦和不滿的表情。他快速地同所有人握手致意,然後帶着怒氣,誰也不看地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不預先通知。電話為什麼打不通?’

‘我們來,是要討論有關國內局勢的一系列問題。’奧·謝寧首先回答。

‘你們代表誰,以誰的名義說話?’戈爾巴喬夫打斷了謝寧的話。

昨天在商討向總統彙報的話題時,未必有誰能預料到這樣的反應。談話一開始就有些尷尬……

我們向戈爾巴喬夫提出各種方案,它們都是依照他的委託制定出來,以應對危急局勢的。總統突然問,緊急狀態的措施是否適用於俄羅斯領導層的行為。聽到肯定的回答之後,他終於平靜下來……隨後是和緩而務實的談話。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認真地談到,應當如何解決提出的問題,並且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你們考慮一下,並把我的意思轉達給同志們。’他說。在握手道別時,他又說了一句:‘就這麼著,做你們的去吧。’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同孩子和外孫女們正在前廳里。‘你們帶來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她向巴克蘭諾夫問了一句。他走過來說,‘我們是帶着良好意願來到這裡的,一切都會好起來’。”

而且這次談話的所有參加者全都強調這樣一個重要的細節:將“客人們”送到辦公室門口時,戈爾巴喬夫跟所有人都握了手,以示道別。這一幕同叛亂或者甚至國家政變完全不符。安德列·格拉喬夫這位極力為戈爾巴喬夫辯護的傳記作者,試圖直接用幾條原因解釋自己主人公的這種看似平常的舉動:他想尋找一條從這場荒誕劇中擺脫出來的合理出路,並且想用某種方式“開導一下”留在莫斯科的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主要組織者。安·格拉喬夫指出,“戈爾巴喬夫不想扮演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角色,過早地使自己成為犧牲品。此外,他對身邊的人負有責任--妻子、女兒、女婿、外孫女。或許正因為如此,在與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議員們’分手時,他才顯得看似平靜,並向他們伸出了手。”戈爾巴喬夫的反對者則對這一情景另有一番解釋:無論局勢如何發展,他都希望贏得勝利,他打算在獲勝之時,在緊急狀態委員會遭到挫敗之後,騎着白馬進入莫斯科城。事實上,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只可能失敗,而且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在福羅斯3天的囚禁中,戈爾巴喬夫沒有任何英雄之舉,不過,他的對手們的行為也是如此。

奧·巴克蘭諾夫一行人大約在傍晚7點飛回莫斯科,首先向弗·克留奇科夫通報了與蘇聯總統談話的詳情。傍晚7點以後,一支加強護衛隊佔據了戈爾巴喬夫的官邸--從陸地到海面。處於完全隔離狀態中的“朝霞”別墅所在地格外冷清。白天在福羅斯工作,而晚上不過夜的人全都被扣留了,其中包括切爾尼亞耶夫。“醫生、廚師、司機,甚至還有掌管‘核按鈕’的軍官(順便提一句,他們的房間與我的辦公室相隔10米),”他後來寫道,“所有人的電話都被切斷了……我把蓋涅拉洛夫將軍請到我這裡,我們是老相識。他有禮貌地對我‘解釋’道:通訊是從莫斯科那邊切斷的,戈爾巴喬夫明天哪都去不了,不會簽訂任何聯盟條約,誰都無法從別墅的這塊地盤上出去,停放着帶有政府通訊裝置的戈爾巴喬夫專車的車庫,已經布置了普列漢諾夫帶來的衝鋒槍射手。同他,同蓋涅拉洛夫一道前來的還有幾名同行,這片地方的外部保衛由邊防軍負責。‘甚至如果我把您放了,安納托里·謝爾蓋耶維奇,’將軍補充道,‘您也會被他們抓住。’一連兩晝夜,就連那些在別墅從事園藝、清掃、修理、烹飪等工作的當地居民也沒有被放回家。‘您要理解,’蓋涅拉洛夫說,‘我是一名軍人,我有命令在身,就必須執行。’”蘇聯總統及其家人的行動被限制在大理石宮殿和海灘範圍之內。戈爾巴喬夫表面上還比較鎮靜。室內有一隻不大的晶體管收音機,通過它可以聽到“BBC”或“自由”廣播電台的節目。

大約晚上9點,所有“政變分子”都來到克里姆林宮帕夫洛夫總理的辦公室。直到這一天,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才把莫斯科和福羅斯所發生的一切告知了副總統亞納耶夫,而將近傍晚六七點種,他才猶猶豫豫地加入到“共同的”事業中來。8月18日,內務部長鮑里斯·普戈從克里米亞飛抵莫斯科。亞佐夫派了兩架軍用直升飛機去瓦爾代接盧基揚諾夫,但盧基揚諾夫在與克留奇科夫進行了簡短電話交談後便提前飛回莫斯科了。來到克里姆林宮的還有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尤里·普羅科菲耶夫,主要事件也已向他通報過了。所有人會齊之後,奧列格·謝寧敘述了他們同戈爾巴喬夫會面和談話的經過。奧·巴克蘭諾夫只補充了幾句話。討論並不太激烈:在此聚會的都是志同道合者。大多數人認為,既然戈爾巴喬夫沒說“是”也沒說“不”,那就應當按原定計劃採取行動,宣布戈爾巴喬夫生病,由副總統下令實施緊急狀態。這方面的文件已經制定好。一致推舉亞納耶夫領導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會談進行得並不怎麼輕鬆,而且時間相當長,”亞納耶夫後來回憶,“對於大家推舉我來領導緊急狀態委員會,我回答道,我的政治頭腦還不夠發達,未必能使公眾意見朝着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我推薦由盧基揚諾夫擔此重任。盧基揚諾夫說,這在政治上不適宜,因為他代表的是立法權。到了半夜,我說:好吧,既然再沒有別人,那麼就算是我吧。”

夜半時分,給聚會者端來了茶、咖啡和一瓶威士忌。博爾金因為身體不適回到了醫院,他是8月17日那天從醫院離開,趕往克格勃秘密地點和福羅斯的。早些時候,盧基揚諾夫回到了自己位於克里姆林宮另一座建築中的辦公室。蓋涅拉洛夫從福羅斯發回報告,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平靜地用過了晚餐--其間還點了葡萄酒。他還為全家要了一部講述歷險的電影;別墅里有個不大的電影院。蘇聯總統的心情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

克里姆林宮裡的會議直到8月19日凌晨3點左右才結束。根·亞納耶夫簽署命令,由自己臨時代行蘇聯總統之職,然後又簽署了“在蘇聯個別地方實施緊急狀態的命令--這是盧基揚諾夫提出的法律上的招數。隨後通過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1號決議。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有亞納耶夫、克留奇科夫、亞佐夫、普戈、帕夫洛夫、巴克蘭諾夫,還有國營企業和工業、建築、運輸、郵電設施聯合會會長А·И·季賈科夫和農民聯盟主席В·А·斯塔羅杜布采夫。

關於事件的意義與評說

為期6個月的”個別地方“緊急狀態從1991年8月19日凌晨4時開始實行。不過,在8月18日,根據克留奇科夫8月18日的命令,專門從事反恐怖活動的”阿爾法“特別行動小組,以及克格勃和內務部的其他特種分隊已做好了高度戰備。8月19日拂曉,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那笨重不堪的”戰車“開始了運轉。這天因此被認為是”8月政變“的第一天。

關於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立、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福羅斯遭到的”軟禁“,關於”保衛“莫斯科白宮和1991年8月19-21日的其他事件已經有大量的作品。這些事件的所有主要參與者幾乎都留下了自己的有關回憶。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鮑里斯·葉利欽、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瓦連京·帕夫洛夫、德米特里·亞佐夫、瓦列里·博爾金、弗拉基米爾·麥德維傑夫、安納托里·盧基揚諾夫、賴莎·戈爾巴喬娃、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格奧爾基·沙赫納扎羅夫和其他許多人的回憶錄相繼問世。反映1991年8月事件的成千上萬篇文章、專訪、文件彙編,以及幾部中、長篇小說被發表。最後,還有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院的幾百卷調查材料、幾千頁問詢記錄、蘇聯與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專門委員會的材料。這些材料之間並非彼此相符。甚至事件的見證者和知情人所敘述的許多情況、對話、交談都各不相同。很多作者在對主要人物的評述上差異更大。在林林總總的記述和評說當中,可以碰到各種截然不同的見解。通過閱讀材料,我舉出將近10種較為常見的觀點。

有些人認為,”一切都是戈爾巴喬夫本人組織的。“例如,葉甫蓋尼·特里豐諾夫寫道,”從福羅斯的‘囚徒’戈爾巴喬夫獲得自由,返回克里姆林宮的那一刻起,便有傳言說,蘇聯總統已將那些他根本不敢撤換的身居高位者擺在了不利的境地。蘇聯總統在權力的纜索上無所顧忌地展示着自己的平衡術,纜索的一頭握在反動分子的手中,另一頭--則被團結在葉利欽周圍的民主人士攥着,戈爾巴喬夫完全可以叫暫停,然後躲進自己的克里姆林宮領地,暗中挑起正統派與‘胡作非為的民主派’之間的爭鬥,以便事後作為‘清白的’民主救星、一切善的象徵和一切惡的終結者重返世間。可是,蘇聯首腦及其策動政變的走卒們卻被葉利欽斗敗了“。”這一切都是西方特工乾的,“另一些人聲稱。例如,根納季·久加諾夫強調,”在很多方面,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被那些迎合戈爾巴喬夫班子的人篡改了,這個班子竭力要消滅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結果,兩班人馬在行動上都聽從來自一個中心的人發號施令,這些人意識到,不消滅蘇共,不剿殺蘇維埃政權,就不可能肢解和出賣蘇聯這樣一個偉大的強國。這是西方為毀滅蘇共和瓦解蘇聯而精心策劃的最大一次特別行動。充當西方特工的幫凶有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葉利欽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一名成員。這出虛構的政變戲劇最後卻真的以政變和國家的悲劇告終。“換句話說,這裡談到的是冷戰當中最終的行動,而整個行動的領導權則掌握在華盛頓的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手中。當然,”猶太復國主義陰謀“也是一種難以迴避的說法。”8月里的政變、撲朔迷離的3天,這是一系列大規模進程中一個瑣碎的片斷。“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寫道,”他們獲勝了。他們達到了毀滅一個帝國,並且把我們從歷史中一筆勾銷的目的。俄羅斯意識早在千百年前便開始奮力追求的一切--全都化為了烏有。這是葉蓮娜·Боннэр的戰略勝利,甚至是亘古未有的勝利。我把這個名字理解為一種要摧毀我們,並把我們碾碎成分子的思想。“也有一些文章把8月里的所有事件歸結為個別人物之間的一場拙劣的權力鬥爭。這些事件過去5年之後,《獨立報》編輯維塔里·特列季亞科夫寫道,”1991年8月19日究竟發生了什麼--不值得任何回憶,也沒有任何感人之處。一群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的人,無視世界的向前發展,妄圖走回頭路;另一群在舊世界中看不到自己前途的人,便利用所出現的難得形勢,恨不得用一兩個月的時間就將盤踞在克里姆林宮頂峰上的人物推翻在地。事件當然還是有過,但正如事實所表明的那樣,實在拙劣不堪。“

從法律的觀點看待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及其對手的活動是沒有意義的。是的,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建立當然違反了蘇聯的某些法規和蘇聯憲法的幾項條款。然而,聯盟條約的整個準備活動和實際上解散蘇聯,畢竟是對蘇聯憲法更嚴重的違反。所有在1990-1991年間做出主權決議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同樣違反了憲法。蘇聯最高蘇維埃法律委員會針對這種情況每次都制定出有關決議草案,但卻沒有人理會。1991年8月那些事件的所有主要參與者都是在蘇聯法律的範圍內行事的。問題並不決定於法律規章,而決定於力量和影響之間現實的對比關係。但蘇聯畢竟不是一個法制國家,而是一個意識形態國家,居於國家主導地位的不是各項律法,而是政治權威。因此,既便對這些事件進行大體上的界定,也非常困難。這一切究竟是什麼--叛亂、陰謀、暴動,還是國家政變?背叛祖國、僭越之舉,還是執行拯救偉大國家的神聖使命?克格勃退役少將維亞切斯拉夫·凱沃爾科夫把1991年8月19-21日的事件稱為一出不成功的戲劇--”克里姆林宮的輕歌劇“。原蘇聯人民代表、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РГГУ)校長尤里·阿法納西耶夫聲稱,”我只能把8月19日的事件比作一次帶有輕歌劇情調的未遂的訛詐。“匈牙利政治學家阿考什·西拉吉也把這些事件同一場要求組織者具有足夠政治勇氣和導演才能的戲劇相提並論。不過,他並沒有將這些事件叫做”輕歌劇“,而是稱之為”蘇聯解體的一幕大戲,它於1991年8月19-20日在唯一可能的歷史舞台--在莫斯科、在帝國的心臟、在‘神聖的’極權主義政權的中心上演,只有這座舞台才可能成為蘇聯解體的地點。“

不能不看到,伴隨着蘇聯這一大國的崩潰和瓦解,誕生了另一個新的、有活力的國家--俄羅斯聯邦,它同原先那個蘇維埃共和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很少有相似之處。我們也很清楚,1991年8月中的許多行為和事件都帶有自發性。這是自然力從底層掙脫出來的結果,而決不是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或他們一起引爆了大堤,為他們已經無法控制的事件狂流打開了出路。幾乎所有參與1991年那些事件的主要人物,都不太像舵手,倒像是奮力在波峰浪尖上穩住身形的游泳者。並非所有人都獲得了成功……

分析以上所列舉的有關1991年事件的評說或創立我自己的闡釋,並非我的任務。然而,有必要提醒讀者注意一些基本事實與事件,它們的總和不但意味着蘇共作為一個政黨的終結和崩潰,而且意味着蘇聯作為蘇維埃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滅亡。1991年的事件既不是俄羅斯與俄羅斯民族的終結,也不是曾經加入蘇聯的其他民族和國家的終結。但它們表明這些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及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急劇轉變。

1991年8月19日

經過8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的討論,關於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原則性決定最終在克里姆林宮獲得通過。因此,緊急狀態委員會向蘇聯人民發佈公告的日期被註明為8月18日。其餘所有文件,包括宣布將國內權力移交緊急狀態委員會及其”特命全權代表“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1號決議,都是在19日凌晨3時左右簽署的。大約凌晨4時,所有這些公告、決議和命令被轉發給電視台、廣播電台和塔斯社領導。從8月19日早晨6時起,各類媒體都開始播送它們的內容了。正是通過這些節目,無論普通國家公民,還是駐莫斯科、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以及俄羅斯各地方行政中心幾乎所有黨政機關的領導幹部,都得知了有關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消息。只有幾個特殊機構在數小時之前接到了下達給自己的命令。凌晨4點,在莫斯科郊外阿爾漢格爾斯克公路附近,克格勃特別分隊”阿爾法“行動小組的隊員已經秘密包圍了鮑里斯·葉利欽的官邸,並且在官邸周圍的各條道路上布下了崗哨。凌晨4點30分,國防部長亞佐夫向各軍區與集團軍的司令、空降部隊司令,以及國防部的幾位副部長拍發了密碼電報,命令軍隊進入戰備狀態。1小時過後,德·亞佐夫又下達口頭指令,調遣康捷米洛夫坦克師和塔曼摩托化步兵師的一部分兵力進入莫斯科。空降部隊司令帕維爾·格拉喬夫中將接到的命令是把圖拉空降傘兵師調入首都。

8月18日一整天,鮑里斯·葉利欽一直呆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訪問的正式部分已經結束,備受款待的非正式部分則持續了很久,俄羅斯總統飛回莫斯科的時間被一再推延。對哈薩克斯坦的訪問準備了沒多久,而戈爾巴喬夫直到8月18日上午才得知此事。他深感不安,擔心葉利欽會單獨與哈薩克斯坦及中亞領導人就聯盟條約進行新的討價還價。不過,葉利欽也對行程的耽擱感到不快,他懷疑努·納扎爾巴耶夫別有用心。葉利欽的座機在伏努科沃2號機場着陸時已將近深夜,回到位於阿爾漢格爾斯克別墅之後,他便躺下睡覺了。8月19日早晨,女兒塔季亞娜將他叫醒:“爸爸,快起來!政變了。”接着,她對父親講述了有關緊急狀態委員會、亞納耶夫和克留奇科夫的事情。葉利欽不相信:“你幹嗎逗我?(政變)這可是犯法呀!”但是,半小時後,負責葉利欽安全保衛工作的領導人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便風馳電掣般趕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公路,並在別墅周圍布下了自己的崗哨。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謝爾蓋·沙赫賴、米哈伊爾·波爾托拉寧、根納季·布爾布利斯、俄羅斯政府總理伊萬·西拉耶夫也趕來了--1991年8月,正是這些人在俄羅斯聯邦總統周圍形成了一個緊密的集體。在別墅里,不但能收到電視,而且所有電話,甚至傳真都能正常使用。通過傳真,按照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別墅所能找到的全部地址,大家共同擬定的俄羅斯領導人《告俄羅斯公民書》被發送到各地。上午9點,葉利欽、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簽署了這份公告。公告要求立即召開蘇聯人民代表非常會議,將權力歸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取消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一切決議。這份公告還呼籲舉行全民無期限罷工。接到傳真之後,各個機關都打電話對葉利欽表示支持。葉利欽還親自不停地打電話,號召人們到他的住所或到白宮去,他下達了幾項指示並表明了自己的憤慨。同時,他本人也為如此暢通的通迅聯絡感到驚訝。後來,葉利欽在回憶錄中把這種暢通歸因於克格勃主席弗·克留奇科夫的“目光短淺”。“我覺得”,他寫道,“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一幫老傢伙們無法看清這個對他們而言全新的信息時代的深度和廣度。他們面臨的完全是另外一個國家。結果,共產黨式的悄然無聲、不知不覺的政變突然變成了一場絕對公開的決戰。”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無論8月18日,還是8月19日夜裡,在緊急狀態委員會不間斷的會議上,克留奇科夫和他的手下乃至克林姆林宮方面都不只一次地討論了有關葉利欽的問題。有人提議,將葉利欽的座機迫降在奇卡洛夫軍用機場,並將其就地拘捕;有的人提議,待座機降落在伏努科沃2號機場後,逮捕葉利欽,並將他暫時軟禁在扎維多沃的某座別墅中。至於切斷葉利欽的阿爾漢格爾斯克別墅內的所有電話和傳真,對於蘇聯克格勃而言,當然不會有任何困難。而葉利欽的所有活動、指示、和談話都被克格勃特別行動小組嚴密監控;他左右的親信也都處於監視之下,但是卻沒有一名克格勃人員接到過針對俄羅斯總統實施某種行動的命令。他們如此猶豫不決,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是心理特徵使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既不想顛覆合法選舉出來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也不想推翻剛剛通過全民選舉產生的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這些人並不准備篡奪整個國家政權,在蘇聯建立自己的必然導致大規模鎮壓乃至恐怖統治的完全專制。從冒險行動一開始,無論克留奇科夫、亞佐夫,還是帕夫洛夫、亞納耶夫,都寄希望於最終同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達成某種協議。時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安納托里·盧基揚諾夫,在國家權力的等級中居於僅次於總統的第二把交椅,他從未贊同過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採取什麼強力措施。誰都無法想像這樣的情景:一位總統被軟禁在福羅斯,另一位總統則被軟禁在扎維多沃。(緊急狀態委員會)因而決定--至多只能將葉利欽隔離一晝夜。眾所周知,對聯盟條約最終版本的簽署,鮑里斯·葉利欽極不情願地表示了首肯,在這方面迫不及待的首先是戈爾巴喬夫。因此,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領導們計劃在8月19日這天與葉利欽進行一次會談,以尋求某種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妥協。然而,在雙方之間展開的政治衝突當中,沒有一方知道--對方將如何行事。所以,雙方都力圖避免由於己方因素所造成的無可挽回的暴力事件。葉利欽也意識到這一點,往往在關鍵時刻,他的行為與其說取決於謀算,不如說是出於直覺。“直覺提示我,”他後來寫道,“國家的命運不僅決定於廣場上,不僅決定於公開的當眾演說。幕後所發生的事件才是主要的。”

早晨6點鐘左右,幾個坦克團和摩托化步兵團,乃至圖拉空降師部隊,同幾支更小的分隊一起向莫斯科環形公路進發。空降部隊由格拉喬夫將軍親自指揮,他的第一副官便是亞歷山大·列別德少將。與此同時,格拉喬夫將軍既和亞佐夫,又和鮑里斯·葉利欽保持本人着電話聯繫。

1991年7月,鮑里斯·葉利欽視察圖拉模範空降師,向俄羅斯總統介紹這支隊伍的是年輕的格拉喬夫。當時,他就給葉利欽留下了“一員猛將”的印象。在直覺的驅使下,葉利欽出乎意料地問道:“巴維爾·謝爾蓋耶維奇,如果出現什麼意外情況,合法選舉的俄羅斯總統受到險情、陰謀、恐怖的威脅,如果有人企圖拘捕他,那麼,是不是可以指望軍人,指望你們這些人呢?”格拉喬夫答道:“是的,可以。”覆行諾言的時刻到了。在環形公路邊上,國家汽車檢查局的官員迎接了先遣隊的官兵,然後陪同他們前往市中心一塊為執行安全保衛工作而划出的區域。與此同時,在軍人行進的沿線,車輛的往來並未中斷。幾百輛坦克、裝甲汽車和載重汽車滿載着士兵穿過整座城市駛向首都的各個最重要的中心,一路上嚴格遵守交通規則,遇到紅色信號燈亮時,便停下來。這甚至讓那些留意莫斯科事態的外國記者們都感到極其驚訝。“這根本不像什麼軍事政變,”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自己的報紙上寫道。“這不是政變,而分明是示威遊行,”許多外交官向各自的首都也發回了類似的消息。葉利欽都有些摸不着頭腦了。“一個軍事恐怖集團是不會這樣乾的。”他向戰友們說道。“應該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應該回到白宮去。”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試圖勸阻葉利欽。隨後他還提議葉利欽裝扮成漁夫的模樣,乘坐小船沿莫斯科河及其支流秘密逃走。甚至有人建議葉利欽逃出莫斯科,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或其他城市去避難。但葉利欽對這些提議卻不以為然。上午9點,他派伊萬·西拉耶夫出去“偵察一番”。當西拉耶夫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並打來電話,葉利欽這才坐上專車駛向白宮。總統專車超過了行進在明斯克公路上的士兵。亞·科爾扎科夫就坐在總統身旁,膝上擱着一把衝鋒槍。然而,一路上卻沒有碰到如何麻煩。克格勃特別分隊“阿爾法”的指揮維克多·卡爾普辛少將沒有接到任何拘捕葉利欽的命令,因此對俄羅斯領導人的專車未加阻攔就讓它們駛入了莫斯科。當然,“阿爾法”小組接到也向莫斯科進發並佔據白宮附近要地的命令後,一直在跟蹤這些車輛。

當葉利欽到達白宮時,那裡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趕到了,另外還聚集了蘇聯和俄羅斯聯邦的許多人民代表,以及幾十名記者。所有電話、傳真,甚至特別通迅裝置都運轉正常。《告俄羅斯公民書》傳遍了全國。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迅速開會並通過了決議,要求所有正在休假的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立即趕赴莫斯科參加特別會議。中央電報局不僅接收了帶有這方面內容並由葉利欽和哈斯布拉托夫簽字的電報,而且蓋上標有“政府”字樣的印章,及時將它們發送到俄羅斯各地。在後來的調查過程中,人們才知道,當初克格勃的一名副主席列出一張“以防萬一”的名單,上面共有70人,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將這些人拘捕。葉利欽、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布爾布利斯等人都被列入了這份名單。不過,名單並未成為可執行的命令。8月19日整整一天,只有兩人被拘捕。他們是--蘇聯人民代表傑利曼·格德里亞金和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維塔里·烏拉日采夫,後者是軍人及軍人家屬保衛者聯盟--“盾牌”組織的創建者之一。在被問及有關他倆被捕的原因時,帕維爾·格拉喬夫簡單地答道:“他們早就在趟渾水了。”

一回到白宮,葉利欽和他的同僚們就十萬火急地忙活起來。發言一個緊接着一個。幾千名莫斯科市民湧向白宮,沒有遇到任何阻攔。在正對白宮大廈不遠的地方,築起了街壘。總統、副總統、總理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在各自的辦公室里忙碌着,不停地交流着信息。葉利欽簽署了成立俄羅斯國防部的命令,並任命康斯坦丁·科別茨將軍為國防部長--這位將軍主持着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軍事改革辦公室的工作,對葉利欽忠心耿耿。除了在白宮組建的防衛指揮部外,當時仍為上校的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組建了一支由自己指揮的不大的隊伍。另外,還通過了一項秘密決定,準備在葉卡捷琳堡(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建立一個與莫斯科平行的俄領導人的總指揮部。當時正在國外的俄羅斯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也接到了一項秘密任務--一旦葉利欽與西拉耶夫被捕,就在巴黎組建俄羅斯流亡政府。

與此同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卻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積極性。其行動差不多僅僅局限於發送文件和通過電話傳達指令。聲明擁護的人倒很多,但幾乎沒有人急於向新的政權機構提供什麼現實的幫助。上午10點,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聚集在克里姆林宮,對事態進行了初步的總結。他們不無欣慰地指出,國內保持着平靜的局勢。沒有一家企業和機關單位舉行了罷工。對於俄羅斯政府所呼籲的全民罷工,除了個別人以外,幾乎無人響應;可是對於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號召,響應者同樣寥寥無幾。孩子們爬到停在市中心的坦克上玩耍。莫斯科居民與官兵們平靜地交談着。很少有人明白當前這些事件的本質,但暴力和流血,也不再有人想要了。

早晨11點左右,蘇共中央書記處在奧列格·謝寧的主持下召開非全體會議。蘇共中央副總書記弗拉基米爾·安東諾維奇·伊瓦什科因病住進了醫院。伊瓦什科剛來莫斯科工作不久,因此沒有向他通報當前事件的詳情。中央書記處贊成在晚些時候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並且對它的相關決議表示贊同。各加盟共和國和地區黨的領導機關都收到了密碼電報,要求盡一切可能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活動。然而,令人難以捉摸的是--究竟具體應當做什麼。

軍隊只開進了首都,聖彼得堡和其它大城市並沒有軍隊進駐。在莫斯科,大約上午11點,坦克、裝甲車和空降兵分隊佔據了通往白宮的各個要衝。然而,下一步該怎麼走,軍官們卻不知道。有幾輛坦克的乘員轉向了保衛白宮者一方。鮑里斯·葉利欽迅速審度了形勢,便邁出大廈,朝自己的支持者走去。在他們熱烈的歡呼聲中,葉利欽登上一輛坦克。當時是12點15分。葉利欽對圍觀的莫斯科市民發表了簡短演說,隨後將當天早晨簽署並已向國外媒體轉發的《告俄羅斯公民書》宣讀了一遍。又過了15分鐘,葉利欽在白宮簽署了著名的第59號令,其中聲明:“凡以所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名義頒佈的命令都是非法的,它們在俄羅斯聯邦境內不具有任何效力。”當後來得知,俄羅斯總統登上坦克發表演說的片斷被中央電視台在新聞強檔節目“時代”中播出,葉利欽和他的支持者們都感到非常吃驚。在這一天,大概全國所有人家的電視都打開了。通過彼得堡電視台,節目可以播送到蘇聯歐洲領土的相當一部分區域。安納托里·索布恰克在該電視台公開發言,堅決反對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他剛從莫斯科返回,當時還不為人所知的彼得堡市長重要助手、克格勃軍宮弗拉基米爾·普京帶領幾名保鏢前來機場迎接。國內各個城市開始舉行集會聲援葉利欽。當然,這一天也有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集會。但是,這些集會大都是在車間和一些企業里舉行的,因而集會所通過的決議很少有人知曉。

根據格拉喬夫的命令,圖拉空降師的一個營於8月19日下午被調撥到白宮防衛指揮部。防衛行動由亞·列別德少將指揮。後來,列別德回憶道:“空降師的一個營轉向反抗者一方的消息激起強烈的反響。興奮之情達到了極點:人們呼喊着,揮舞着旗幟,吆喝着,狂叫着--這一切匯聚成一片極其刺耳的嘈雜聲。正是在這種氛圍中,我們的營與新增派的偵察連開始行動了。任務再簡單不過了:四支連隊各負責掩護大廈的一個側面。我走在領頭的車輛前面,狂熱的人群在周圍喧囂不止。這異乎尋常的熱情只能給行動帶來干擾。”安排好空降部隊幾個連的任務之後,列別德來到白宮,與當時領導俄羅斯安全委員會的尤里·斯克科夫會晤並結識,同時結識的還有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和葉利欽本人。“軍人們如何看待這場政變?”葉利欽問道。“沒什麼。”列別德回答說:“他們簡直對此一無所知。”

8月19日中午,在克里姆林宮,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組織者和追隨者們陷入一片恐慌。根·亞納耶夫仍然期待着戈爾巴喬夫的支持。他的情緒狂躁不安,原定於12點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也被迫推遲。“他們會槍斃我!”亞納耶夫近乎歇斯底里地對克留奇科夫喊道。掌管着國家重要部門、手中權力不小的帕夫洛夫總理也極度焦躁。中午,他召集內閣成員開會,而這次會議竟成了蘇聯政府歷史上最後一次會議。所有人都憂心忡忡,儘管會上只有20多人發言,其中只有5個人直接表態,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其餘的人就穩定生產、保持聯盟內部經濟聯繫的具體措施發表了看法。會後,帕夫洛夫感覺身體不適,他的高血壓症急劇發作了。不得不請醫生來,將他送進了醫院。與此同時,按照預先計劃,正是帕夫洛夫,本來應該在這天與葉利欽會晤,而且緊急狀態委員會內部對此次會談報有很大期望。亞佐夫元帥保證將軍隊開進首都,但他卻沒有意願,也沒有機會來表現自己的政治熱情。弗·克留奇科夫的態度較為強硬,他掌握着最全面的信息,但作為克格勃主席,他儘力使自己處於次要的地位。安納托里·盧基揚諾夫半夜就已退出會場,回到克里姆林宮自己的辦公室過夜去了。他在行動上與亞納耶夫和克留奇科夫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他習慣於時不時地在紙片上記下自己參加的所有談話和會晤的經過。

直到下午5點,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才在蘇聯外交部新聞中心召開新聞發佈會:會議實況通過電視向全蘇聯直播。這次新聞發佈會由根納季·亞納耶夫主持。坐在他身旁的還有巴克蘭諾夫、普戈、季賈科夫和斯塔羅布采夫。同蘇聯最高蘇維埃好多位人民代表一起,我在基斯洛沃茨克一座療養院的大廳里觀看了這場新聞發佈會的全過程。伊萬·波洛茲科夫也在這群觀眾當中。在鄰近的一座療養院里觀看新聞發佈會的還有根納季·久加諾夫,而俄共領導對於在國內實施緊急狀態的計劃卻一無所知。新聞發佈會的影響極其糟糕。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中沒有一名領導能贏得信任,我們對其中某些人根本就不了解。亞納耶夫和普戈表現得很不自信。亞納耶夫的雙手一直在顫抖,他極力想控制,手卻依然抖個不停。他們對問題的回答不是前言不搭後語,就是模稜兩可,猶豫不決。季賈科夫談了改革的失敗、走市場經濟道路與改善經濟管理的必要性。亞納耶夫談到戈爾巴喬夫的病情,並聲稱自己擁護戈爾巴喬夫所倡導的改革路線。“我的朋友戈爾巴喬夫只要一康復,他就會回來履行自己的職責。”亞納耶夫保證道。“我們準備,”他接著說,“與俄羅斯領導合作。”而且亞納耶夫本人確實已經通過電話將這一想法告訴了葉利欽。當晚,諸如《證據與事實》、《莫斯科新聞》、《獨立報》、《共青團真理報》、《自鳴鐘報》、《文學報》等一系列報紙被明令暫停發行。同時宣布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只是日期定於8月26日,儘管會議有可能在8月21日或22日召開。

8月19日這一天結束了,它留給我們大家的是前途未卜和惶恐不安的感覺。幾乎沒有人急於做些什麼。幾乎所有的人--從普通公民到領導幹部都認為最好還是等待。

1991年8月20

8月20日,星期二,聯盟條約原定於這天簽署,而且這一盛大儀式的籌備工作在克里姆林宮已經全部就緒。在8月18日這個周日,正當葉利欽在阿拉木圖訪問時,哈薩克斯坦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就在新聞發佈會上宣布,除了早些時候發表聲明的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之外,同意在莫斯科簽署該條約的還有白俄羅斯和塔吉克斯坦。但是如今卻沒有一個人提及此事。當天早晨發行的報紙有《真理報》、《蘇維埃俄羅斯報》、《紅星報》和《莫斯科真理報》。直到這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所有基本文件--《蘇聯領導人的聲明》、《告蘇聯人民書》、《致國家和政府領導的公告》,乃至緊急狀態委員會的1號、2號決議才公諸於眾。根·亞納耶夫宣布莫斯科進入緊急狀態的命令被單獨刊登。許多報紙上發表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安·盧基揚諾夫反對和批判聯盟條約草案的聲明。這項聲明的日期標明為8月16日。

這些公開發表的文件中的呼籲和警告本身,接近於大部分蘇聯人的意見和擔心。但這僅僅是言辭而已。這些言辭代表誰的名義?其支持者是誰?它們值不值得信任?由誰,以何種方式將它們付諸現實?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活動會不會引發與聲明截然相反的後果?8月20日,幾乎有一半的地方報紙不僅發表了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文件,而且也發表了俄羅斯領導的號召和決議。《真理報》甚至以《俄羅斯聯邦領導的立場》這個謙恭的標題摘要刊登了葉利欽的數次聲明。

8月20日早晨,白宮周圍聚集了5萬多莫斯科市民,他們忙着設置和加固原始的街壘。近千名武裝人員成功地會集在一起,由科別茨將軍領導。當然,所有這些武裝和非武裝人員既無法阻擋空降部隊的進攻,也無法對付別動隊的襲擊。然而,以武力攻佔俄羅斯總統駐地的行動顯然要付出不小的代價。對於進駐莫斯科的部隊官兵而言,他們的任務不甚分明,他們並不把保衛白宮的人視為自己的敵人,而且根本不想使自己的同胞流血。帕維爾·格拉喬夫與葉利欽一直保持着聯絡,向他報告軍隊動態和收到的命令。蘇聯空軍總司令兼國防部副部長葉甫蓋尼·沙波什尼科夫公開表明立場--決不向人民動用武力。動用直升機空降傘兵對付白宮保衛者的計劃已經出台。蘇聯海軍司令也做出了類似的決定,雖然他的部下沒有參與莫斯科的這場衝突。與此同時,沿伏爾加河-烏拉爾軍分區司令阿爾伯特·馬卡紹夫上將給亞佐夫和亞納耶夫發去一封電報,要求他們對葉利欽採取果斷嚴厲的措施,並要求宣布烏拉爾山和伏爾加河沿岸一帶的城市進入緊急狀態。瓦·瓦連尼科夫將軍也從基輔發來類似的電報。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晨會上籠罩着惶恐的氣氛。第一批發言的人有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奧列格·巴克蘭諾夫。他在發言中提到,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只有立即採取具體措施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亞納耶夫提議降低兒童商品的價格。代替正在醫院接受治療的瓦·帕夫洛夫行使總理職權的副總理尤里·馬斯柳科夫憤怒地嚷道:“這錢到哪兒去弄?”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詳細了解了有關保障1991年8月20日開始的緊急狀態的行動方案。該“方案”中有多處條款主要談的是:委派緊急狀態委員會在各領域的全權代表,對印刷業實施監控,干擾外國電台的廣播節目,散發鼓動性傳單,以及保證秋收任務及時完成,制定1991年10-12月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這裡所列出的主要專項措施為:“在最近兩天內,務必保證安·盧基揚諾夫發表一次戰略性講話,這次講話將對當前形勢中的關鍵問題做出詳細分析,而且這些原本不曾得到全面解答的問題都要求從思想觀念上予以闡釋。”接着,便是一份不小的清單,列舉了要求安·盧基揚諾夫向人民做出答覆的那些問題。

然而,安·盧基揚諾夫沒有任何準備,也不打算準備這一所謂的“戰略性”講話,儘管它會將他自動提升到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領導人的地位上。相反,8月20日早晨,安·盧基揚諾夫決定與行使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職權的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會晤。亞·魯茨科伊和伊·西拉耶夫也參加了這次會晤。“我們討論了很久,”後來,哈斯布拉托夫證實。“西拉耶夫談話時顯得比較平靜,魯茨科伊則一直在發火。盧基揚諾夫為人精明,是個狡猾的政客,當他明白與俄羅斯領導沒有商量的餘地後,就選擇了新的策略--開始為自己辯解。他一再聲稱自己沒有參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答應對俄羅斯人民代表參加非常會議不加阻攔,甚至試圖說服政變分子撤出部署在白宮周圍的軍隊。從盧基揚諾夫的辦公室里出來,我們以為自己要被逮捕。坐上車,穿過克里姆林宮大門,我們才舒了一口氣--沒有人被捕。汽車剛行駛到加里寧大街,我們便不得不下車--擁擠的人群把路堵住了。就這樣在一片歡呼聲中,我們走回了自己的大廈。人們打心裏高興,我們沒有被捕。”

列別德將軍返回空降部隊總部以後,又與卡爾普辛將軍一道實地勘察了通往白宮的路線。他後來回憶,“我們再次欣賞了原木和鋼筋構件簇擁着的最高蘇維埃大廈,彼此使了個眼色,便坐上汽車前去彙報。一切顯而易見,一切同時又模糊不清。單純從軍事眼光來看,攻佔這座建築並不會太費勁。可令人不解的卻是:干這鬼差事究竟為了什麼?我看到一群人呆在最高蘇維埃大廈牆底下,我和他們聊了一陣兒,互相罵了幾句。但這都是些普通的、平常的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上午便做出決定--開始準備奪取白宮,對葉利欽實行隔離。但這項決定的背後沒有任何強烈的意志,而且也不清楚--由誰,如何來執行決定。這還不是一項發起衝鋒的命令,所提到的只是可能採取強力措施,只是計劃而已。接到準備衝鋒的口頭指令後,帕維爾·格拉喬夫找到一個機會,秘密會晤了尤里·斯克科夫,向對方告知了一切,同時表示,他本人沒有向空降部隊下過任何命令,而且也不準備這麼做。葉利欽從其他渠道也得到了類似的情況通報。形勢趨於白熱化。按照匆匆制定的計劃,由卡爾普辛將軍對準備可能發動的猛攻進行全面領導,在阿富汗,在1979年12月27日攻佔阿明宮殿的戰鬥中他就已脫穎而出。“阿爾法”小組應當在這樣的衝鋒中發揮主要作用。代號為“Ч”的時間,即開始衝鋒的時間定於凌晨3點,也就已經是8月21日。按照計劃,最先行動的是空降兵和特警。隨後是配有特種裝備的“阿爾法”小組。有關情報表明,“阿爾法”小組能夠以很短的時間奪取白宮,但行動的結果最有可能是消滅大廈內外的保衛人員和全部的俄羅斯領導人。那麼下一步怎麼辦?“阿爾法”的軍官問自己。沒有一條退路。於是“阿爾法”的指揮官決定--如果接到衝鋒的命令,他們不準備執行。指揮官們將這個決定通知了卡爾普辛。後者表示同意。離預定的“Ч”時還有兩小時,卡爾普辛打電話給格拉喬夫。“你在什麼地方?”格拉喬夫問道。“在距離俄羅斯議會大廈兩公里處。我研究了形勢,做出了決定。”卡爾普辛沉默了片刻,接著說:“我不打算參加衝鋒。”“謝謝,”格拉喬夫答道。“我的人也不準備上。我再也不會前進一步了。”此時,空降兵們正在距白宮不遠的地方,但他們並沒有為衝鋒做任何準備。至於內務部隊和特警,甚至尚未開拔到可能發起衝鋒的區域。“行動沒有意義。”亞歷山大·列別德向格拉喬夫通報了自己實地勘察的結果。“會流很多血,軍隊將永遠無法洗清。”軍方人士還清楚地記得1989年4月發生在第比利斯的事件,以及後來成為軍人罪狀的那些責難。軍隊現在究竟應當執行誰的命令,難道要使自己的同胞們流血嗎?

在為後來展開的調查所寫的證明材料和回憶錄中,無論克留奇科夫還是亞佐夫都強調,他們未曾向軍隊下達過明確的、無條件的衝鋒令。的確,有關攻打白宮的任何明白無誤,並且是書面的命令根本就不存在。德·亞佐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強調,8月20日傍晚,他便決定將軍隊撤出莫斯科。他知道格拉喬夫和列別德的立場,而且並不反對。這一點得到其他證人的證實。緊急狀態委員會垮台後沒幾天,亞佐夫的一名副官С少校就稱亞佐夫對8月19日和20日發生的一切深感痛苦,整個人變得萎靡不振。當有人試圖說服他採取武力,他斷然答道:“我不準備成為皮諾切特。”根·亞納耶夫後來也幾次聲稱,他堅決反對採取暴力,並且他請求過克留奇科夫不要攻打白宮。確實,8月20日傍晚和夜間,亞納耶夫不停地輾轉於克留奇科夫和盧基揚諾夫之間,歇斯底里地重複着:“哪怕死一個人,我都不能活下去。”這位代總統時不時喝得酩酊大醉。在這種情況下,誰又可能下達清醒而明確的命令呢?

儘管帕·格拉喬夫告知尤里·斯克科夫,一旦收到衝鋒的命令,空降部隊將原地不動,不開一槍,恐慌依然在8月20日傍晚的白宮散布開來。人們在這裡並不了解軍隊在情緒方面和動向上的細枝末節,卻清楚地看到,衝鋒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並非所有人都能控制住緊張的神經。伊萬·西拉耶夫將部長會議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都打發回家,而自己也決定離開。他打電話給葉利欽和哈斯布拉托夫:“魯斯蘭·伊姆拉諾維奇,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再見了。今天夜裡我們就完了。這是可靠的消息。讓他們去佔領大廈吧,我可要回家。再見吧。”葉利欽頓時神色黯然,他試圖勸阻西拉耶夫,卻無濟於事。在自己的政務和保衛人員的影響下,他半夜進入大廈的地下室,那兒的車庫中停放着他的“吉爾”牌防彈轎車。保衛人員告訴葉利欽,如果打開自動門,防彈轎車就能穿越幾道不大的障礙,沖向不遠處的美國使館大院。但葉利欽說:“我哪兒都不去”,於是所有人便回到了大廈的五樓。

凌晨3點,沒有發動任何衝鋒,白宮裡的人便以為行動推遲了1小時,但到凌晨4點,還是不見動靜,假如不算遠處偶爾傳來幾聲槍響。人們終於明白,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遊戲失敗了。

1991年8月21日

8月21日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退卻和潰敗的一天。已是夜裡1點以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部分成員會集在弗·克留奇科夫的辦公室。德·亞佐夫拒絕參加這次會議,派了自己的副手В·阿恰洛夫前來。“請告訴他,軍隊正在退出遊戲”,國防部長說。但克留奇科夫已經得知白宮周圍的情況,了解了空降部隊及其下屬的“阿爾法”小組的意圖。他也認為,取消衝鋒行動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但這還不算是取消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整個方案--該委員會新一次會議定於早晨8點。但是在當日清晨,國防部就任命了新的集體。這是一個咨議機構,可是會聚於此的將軍卻一致認為--軍隊應從莫斯科撤出。“感謝上帝,我們沒有開一槍”,阿恰洛夫說。亞佐夫元帥命令將軍隊撤出莫斯科,這一命令隨後得到立即執行。克留奇科夫也得知了有關決定,並沒有誰徵求他或亞納耶夫的同意,緊急狀態委員會內部沒有級別的高下之分。由於不幸的巧合,正是在軍隊退出莫斯科的過程中,首次發生了流血事件:在加里寧大街和環形花園路,3名青年試圖阻攔行進中的坦克,結果被軋死。事後,法院認定這是一起意外事故。

早晨8到9點,緊急狀態委員會在克里姆林宮開了最後一次會。會議較為簡短,與會者也不齊全。瓦·帕夫洛夫沒來,他還躺在医院裏。奧·巴克蘭諾夫沒來,他也決定退出遊戲。德·亞佐夫也沒來參加會議。然而,沒有國防部長,還能解決什麼問題!克留奇科夫建議所有人一起去找亞佐夫,在他那兒繼續會談。後來,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

“8月21日早晨10點,緊急狀態委員會部分成員,以及謝寧和普羅科菲耶夫,一起前往位於伏龍芝街與濱河街的國防部去找亞佐夫。主人客氣地出來迎接,表面上很平靜,臉上的神情卻表明,他的內心動蕩不安:高度緊張、疲勞、痛苦的體驗,甚至還有某種漠然。亞佐夫聽我們說前來的目的是要和他個人商量下一步該怎麼辦,便回答道,國防部集體做出了從莫斯科撤出軍隊的決定,而且撤軍已經開始了。我懷着同情和理解的心情望着元帥……我們從亞佐夫的辦公室給盧基揚諾夫打電話,要他趕到國防部,很快他就來了。我們討論了局勢並得出結論,不能再冒險了,隨後又決定終止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活動,前往福羅斯拜會戈爾巴喬夫,再次向他通報局勢,竭力說服他採取措施,以挽救行將崩潰的國家。所有人都意識到,目前的行為對個人而言也是冒險。決定8月21日13時前往福羅斯。我們商定,去的人是巴克蘭諾夫、亞佐夫、季賈科夫和我。盧基揚諾夫和剛從醫院出來的伊瓦什科也表示願意乘同一架飛機前去。普列漢諾夫作為保衛局領導,無論如何都應當去。在駛向伏努科沃機場的路上,我從汽車裡打電話給亞納耶夫。我告訴他,最終都有誰去福羅斯,並再次詢問他是否覺得有必要加入我們的行列。他回答,畢竟要有人留在莫斯科。我們知道,這或許是我們最後一次電話交談。”亞納耶夫本人對這一場景的敘述略有不同:“8月21日,幾個人飛往福羅斯。克留奇科夫在福羅斯給我打電話說總統不接見。當時,為了使那幾個人免遭不測,我簽署命令,解散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並取消其所有決定。”然而,亞納耶夫的命令並未在任何地方公布,而且所有人都對其一無所知。

當天下午4點,飛機載着緊急狀態委員會不久以前的成員在克里米亞着陸。前來拜會戈爾巴喬夫的有亞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蘭諾夫、伊瓦什科、盧基揚諾夫和普列漢諾夫。戈爾巴喬夫已知道了一些主要的消息。8月19日,他就已能夠通過晶體管收音機收聽新聞了--主要收聽的是“BBC”的節目。第二天,福羅斯的囚徒們獲准用一台電視機來收看電視節目。得知緊急狀態委員會新的代表團到來後,戈爾巴喬夫命令自己的保衛人員將通向別墅的所有入口都封鎖住,誰都不能放進來,必要時可以動用武器。戈爾巴喬夫聲稱不見任何人,直到通訊完全恢復。這個要求被接受了。恢復通訊大約用了30分鐘,戈爾巴喬夫立刻坐到電話旁,打了很長時間的電話。第一個是打給葉利欽的。聽出戈爾巴喬夫的聲音之後,被戰友們包圍着的葉利欽叫喊了起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親愛的!我們已經在這裡死守了48個小時。”在接下來的電話當中,有一個是打給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的。當時,美國還是深夜,但布殊被叫醒。他拿起話筒,以自己和妻子巴爾巴拉的名義說他們都在為戈爾巴喬夫祈禱。隨後是打給納扎爾巴耶夫、克拉夫丘克和其他許多人的電話。除了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安納托里·切爾尼亞耶夫也對在福羅斯的這段經歷做了詳細的日記。據後者證明,大約傍晚5點,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和其他人來到福羅斯。沒有預先通知戈爾巴喬夫。切爾尼亞耶夫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親屬們一起跑到陽台上。“一隊‘吉爾’轎車沿着別墅入口處的斜坡駛來,而迎接他們的是一群斜挎着‘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的年輕保鏢。‘停下!’--樹叢後面還有一群小夥子。從最前面的轎車裡走下來的是司機和另一個人。有人朝他們喊了一聲‘停下!’。兩人中的一個跑向戈爾巴喬夫的別墅,很快又跑回來,車隊便駛向我的辦公室所在的辦公樓。我從位於二樓的辦公室出來。樓梯正對着樓門。只見盧基揚諾夫、伊瓦什科、巴克蘭諾夫、亞佐夫、克留奇科夫--從這道門魚貫而入。所有人都是一副敗軍之將的模樣,臉色陰沉沉的。我全都明白了--他們是跑來謝罪的。我穿好衣服,趕緊去向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報告。他似乎害怕別人認為他準備接見他們。而接見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從電視新聞上已得知,俄羅斯聯邦議會代表團馬上就要到了。戈爾巴喬夫坐在辦公室里,通過電話”發號施令“。稍作停頓,他又接著說:‘我向他們下了最後通牒--如果不恢復通訊,就不會和他們談話。而現在就算恢復了,也沒有什麼可說的。’當著我的面,他吩咐有關管理人員將克里姆林宮完全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對那些跟政變有關聯的人一律不準放行,無論他們有什麼理由……他把政府通訊機構領導和郵電部部長叫到電話跟前,要求他們切斷政變分子的一切聯絡方式。根據反應可以斷定--他們在電話另一頭一定是必恭必敬地站着的。然後他開始和喬治·布殊通話。在我來之前,他已經和葉利欽、克拉夫丘克、納扎爾巴耶夫通過了電話。我的提醒他都當作了耳邊風。‘瞧你!怎麼就不開竅。我不打算見他們。難道要我去見盧基揚諾夫和伊瓦什科之流!’”

經過短暫的時間,國內政權就重新回到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手中。但這已經是完全另一種政權和另一個國家。蘇聯的歷史結束了,1991年8月21日作為這段歷史中的一頁也被翻了過去。雖然瀕死狀態,正如我們所知,仍然延續了幾個月,但是從這一天起,一個獨立的國家--俄羅斯聯邦開始了新的生命。這個國家只有一個總統--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戈爾巴喬夫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或者他打算去做的一切,都幾乎不再有任何意義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俄羅斯向何處去--俄羅斯能搞社會主義嗎?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