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5年4月23日王岐山會見福山之後，黨媒報道，習近平在11月3日也「破格」接見了福山。但黨媒一帶而過，並未交代任何會談內容。美國媒體人、阿波羅網特約評論員「在水一方」報道，黨媒放風習近平和福山談「中國和美國政治改革挑戰」，但不提供細節，或為習近平形象公關的一種方式吧，也是間接展示他的政治眼光和遠景。
11月4日，美籍日裔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清華大學做了題為「中國和美國政治改革挑戰」的主題講演，在全球政治發展史的框架下討論了中美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並與幾位中國政治學者展開了較為深入的交流。知名左派學者汪暉擔任主持人，另外兩位左派學者崔之元、潘維作為評議人出席。
香港黨媒鳳凰網報導，福山11月3日剛和習近平討論了相關議題。
福山曾是美國新保守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因冷戰結束前的1989年，他在《國家利益》上的論文《歷史的終結？》而成名，在此文擴展而成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中，福山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此論點稱為「歷史終結論」。
在這次演講中，評議人崔之元介紹了福山對中國的多次訪問，他還透露，就在福山此次講座的前一天（11月3日），福山還與習近平就相關議題進行了會談。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屬實，這種安排可謂相當罕見，是一個破格之舉。而且，在會見福山的前一天，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出席中美「二軌」高層對話第五次會議的美方主席、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以及前國務卿舒爾茨、前財政部長魯賓、前貿易代表希爾斯、前參議院軍委會主席納恩，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德利、多尼倫等美方代表。福山或許也在其中，卻得以在第二天被單獨接見，也說明這項安排的不一般。
也有分析認為，習近平趕在五中與外訪越南、新加坡並會見台灣總統馬英九之間如此時間緊張時段破格接見福山，已經說明了相關議程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的4月，王岐山就曾與福山會面，並在一些歷史、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問題上有所交流，並不乏一些交鋒的細節。在談到司法獨立、執政黨接受監督時，王岐山4月23日一方面承認執政黨〝自我更新、自我淨化很難。〞，一方面又表示〝司法獨立〞在共產黨中國行不通。
有猜測認為，福山所以會被引薦給習近平，可能是王岐山的推薦。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網絡圖片）
在講座中，福山首先簡要地概述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建立的理論框架。他列舉了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基本要素——國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問責制（Accountability），並且提出，理想的現代政治制度是要在這三者之間達成一種平衡：國家意味着能夠有效地行使政治權力，而法治和問責制則構成了對於國家權力的合理限制。
福山指出，中國擁有強大的國家能力，而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也明確地提出了「法治」問題，但中國的「法治」在概念上不甚清晰。在福山看來，「法治」意味着法律的地位是高於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級別的行政長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規則來運作，而不能為所欲為。
福山提出，問責制在概念上要比民主更為寬泛，它不一定意味着代議制民主，而是意味着政府要對社會的公共利益負責。
福山聲稱，自由民主制度在理論上是能夠達到上述三要素之間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限權，因為，如果只有國家能力，而沒有權力制衡的話，那就會演變成極少數人的專制暴政。但福山同時也表示，如果缺失了國家能力，也會演化成另一種災難，就像在敘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發生的那樣，無法維持政治秩序，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
福山認為，在西方和中國形成了不同的歷史傳統。在西方形成的是高度形式化的、精密複雜的法律系統；而在中國，則更多地仰賴於賢明的官員，以實現良好的政治效果。
到了近代以後，東亞國家都在向西方國家學習現代法治。但中國的法制建設滯後於日本。中國的法治制度，特別是民法制度，主要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才逐漸成型。但中共建政成立之後，又將另一套與此前相異的民法制度引入中國的政治系統。在「文革」期間，法律更是一度消失了。
福山認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關鍵在於，如何將這種民法制度一直上升到憲法高度，以此來對行政權力形成有效的限制。
在福山看來，如果說中國改革的方向是進一步推進法治化的話，那麼美國政治改革所面臨的挑戰是在於，太多的法與過於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福山依據中美的不同國情，提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不同方向：中國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國需要更為有效的政府權力。
而這兩個方向都是統攝於他的基本理論框架之下，那就是國家、法治、問責制三個要素之間的平衡。
福山認為，政治系統的質量，不能只依據十到二十年的情況來判斷的，需要更長的歷史時段，才能檢驗其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在他看來，美國的政治制度尚未出現跨代際的長期衰退，只要修復得當，仍然可以繼續運轉至少五十年。
關於歷史終結論的問題，福山相信，我們需要這樣一種政治系統：既擁有非常強大的國家能力，同時這個國家又是可以受到法治和問責制的限制，在三個要素之間達成平衡。但是，福山提出，我們是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達到這種平衡的政治秩序。福山表示，雖然他的論點可以被視作一種帶有目的論色彩的線性歷史觀，但是他並不認為這將會通向烏托邦，而只是一種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統。
福山坦陳，他撰寫《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已經是25年前的事了。從彼時到今日，很多事情發生了改變，世界也以某種方式發生了改變，因此，他的思考也當然有所改變。我們要對世界的變化保持開放性，否則就無法做一名嚴肅的學者。
阿波羅網於飛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