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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追隨共產黨 卻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為了祖國的“美好未來”而響應共產黨的號召,紛紛投身於“爭民主、爭自由、求解放”的鬥爭行列。我父子倆,也躋身於這一行列。

那時有一句最響亮的話,叫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句話,在今天來說,人們會不以為然,可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那簡直就是一種震撼,一種號角,一種神往。我父子兩人,就是在這種“震撼、號角、神往”的激勵與感召下,以身家性命為代價而追隨共產黨投身“爭民主、爭自由、求解放”的武裝鬥爭的。

那時候的我們,可真是充滿了激情。因為中共領袖毛澤東,總是在大談民主、自由,他的許多關於號召建立民主、自由、幸福、美好的新中國的講話和著作,讓無數中國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他高高舉起反對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的民主大旗,更是大得人心,他說:“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它(一黨專政)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麼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中共中央和新華日報,也常常發表文章讚美和宣傳西方民主。尤為讓人推崇和嚮往的是,那時候在中國大地上,哪裡有迫害、有暴行、有不公,中共便開動一切宣傳機器譴責、聲討。讓廣大的、深深渴望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深受鼓舞,並毫不懷疑地認為:將來中國共產黨一旦執掌政權,中國將有望從此結束一黨專政,從此走向民主、憲政、共和;從此不再有迫害、有殘暴、有不公;從此可以過上自由、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無數中國人、包括各個階層人士,就是懷着這樣的推崇、嚮往而自覺自愿地追隨共產黨的。具有樸素民主主義理念的家父李忠邦,也是其中特別熱衷的一員。他在遵循“忠孝傳家”的祖訓引種文山三七成功、繼而經商致富後,一直在鄉里致力辦學,抗暴安民,支持學運,伸張正義,因而成為遠近聞名的開明鄉紳。加之,家父是原國民革命軍第60軍軍長萬保邦將軍之侄女婿,受萬將軍的影響和委託,在屏邊東部地區,做了大量的分化土匪、聯絡鄉紳的工作,致使其名聲越來越大。那時候,中共雲南地下黨看準了我的父親,當我還在小學六年級讀書時,就有許多我們只知道綽號的諸如“青蛙”、“小蚊子”、“洋水桶”、“白面書生”等等以下鄉教書為名的、以做生意為掩護的、或乾脆就說是我家遠方親戚的地下共產黨人,便陸續出進我的家。家父向來喜歡廣交朋友,他很熱情地接待他們。最讓父親喜歡的是,這些不速之客都顯得很有禮貌,很有學問,說話很新鮮。特別是他們的關於“一切惡勢力都是社會腐敗的象徵”、“要想剷除惡勢力,必須推翻舊社會,推翻獨裁統治,建立民主、憲政的新中國”等方面的談論,很能吸引我的父親(因為我父親一直在與各種惡勢力作鬥爭)。所以,父親很樂意幫助他們,為他們去辦他們要辦的事情。哪怕這些事情辦起來有難度,要擔風險,弄不好會殺頭,我父親都在所不顧,都在儘力而為。這些不速之客也常常流露出對我父親的感激和欽佩之情,他們說他們很早就聽到了關於我父親在地方上仗義抗暴、懲治歹徒、與各種惡勢力作鬥爭的傳說。至於“李忠邦智打貪官”、“李忠邦單槍匹馬救少女”、“李忠邦威武神算懲惡賊”等等當地人大都知曉的故事,他們還當著我父親的面講了一遍又一遍。他們還送給了我父親好幾本父親非常愛看的書……

正是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家父組織民眾武裝參加了由民革中央領導的、以萬保邦將軍為總司令的反蔣武裝起義。這支由中共華南局同民革中央秘密商議創建的反蔣武裝——滇黔人民自衛軍(簡稱民衛軍),先後同國民黨26軍、第8軍進行了大小戰鬥一百多次,付出了重大犧牲。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兵團司令員陳賡將軍也這樣說過:“雲南的和平解放是因為民衛軍的起義,它吸引了敵軍的主力和注意力,使邊縱有機會發展壯大;因為邊縱的發展壯大,才促成了雲南的和平解放。”家父李忠邦是民衛軍最有實力的第三團團長,在民衛軍攻打蒙自嚴重失利的情況下,他率領第三團,在阻擊趕來的26軍先頭部隊和保安團、掩護民衛軍總部向金平方向邊戰邊撤退、保護萬將軍向文山安全轉移等戰鬥任務和秘密行動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李忠邦因此成了26軍懸賞緝拿的“通共匪首”,我的家三次被抄,我一家老小常長年逃難於深山老林。

蒙自會師後,出任蒙自地區軍管會主任的四支隊政委饒華找家父談話,除了對家父投身邊縱以來的表現給予了高度讚揚和充分肯定外,主要是要交給家父新的任務。饒說:“屏邊土匪歷史上從未剿滅過,現在仍十分猖獗。考慮到屏邊剿匪任務艱巨,你對屏邊情況熟悉而且享有聲望,經支隊和軍管會研究決定,以獨立大隊原班人馬為基礎,臨時組成‘屏邊剿匪大隊’,由您任大隊長,立即開赴屏邊剿匪,我想先聽聽你的意見。”聽了饒的話,父親幾乎是未加思考地回答:“我沒有什麼意見,只要是我本人和我的部隊使得上力的地方,我都會儘力而為。”饒對父親的回答表現出掩飾不住的高興:“好,太好了,屏邊方面有你去,我們也就放心了。”

接受任務的第三天,家父便率領着臨時組建的“屏邊剿匪大隊”返回屏邊剿匪去了。至於在此剿匪過程中所經歷的複雜、驚險和特殊困難,就不在此陳述。這裡,我要說的是,就在屏邊剿匪剛剛接近尾聲,家父便突然遭到逮捕。沒過幾天,就被槍決了。直到後來平反我們才知道,不僅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連起碼的報批手續都沒有。一個曾在地方上做過許多好事、遠近聞名的鄉紳,一個被國民黨26軍懸賞緝拿的“通共匪首”,邊縱副團級指揮員,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處決了。

這裡,還要說明的是,如此下場的不止是一個李忠邦,還有李忠邦下屬的近20人。原民衛軍除萬保邦將軍之外的所有中、上層幹部,都無一倖免地被打入另冊,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指揮員,都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刀下鬼。就連萬將軍的胞弟萬保倫及受周恩來器重的原黃浦軍校的教官、民衛軍總參謀長萬夢麟也被槍決。邊縱十支隊蒙屏護鄉團絕大部分屏邊籍的幹部(包括當時正擔任着屏邊縣公安局局長和第一區區長在內的近30名),均在一個早上被當作反革命抓了起來關進大牢。在雲南,諸如這般下場的比比皆是。

父親被處決後,我的家人一律被掃地出門。這時,我正在十三軍文工團工作。也正在這時,為發動部隊抗美援朝,我所創作的《朝鮮戰場見》一劇,在十三軍全軍文藝會演比賽中獲劇本創作一等獎,我因此被定為送去駐校學習的培養對象並即將動身。可是這時,一個晴天霹靂突然向我襲來,十三軍保衛部收到寄自屏邊東區的一封信函稱:“我區有一個大惡霸地主的兒子名叫李國仆,現化名李斌,已混入貴部文工團。其父李忠邦因有血債,罪大惡極,已被我人民政府鎮壓,特此函告。”(註:“李斌”系打游擊擔任軍事聯絡員時部隊首長為我取的名,目的是為了保護我,並非個人行為)。與此同時,又有人在文工團大門口檢到一封誣陷我已購得一批槍支彈藥、通知家人到開遠接運的信,我因此被捕入獄。兩個月後,因查明此信原是本鄉一個逃亡地主受人指使所為,我才得以釋放。

這次入獄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坐牢。第一次是在學校參加學生運動,而且是學運中“最不安分守己的危險分子”,被國民黨地方當局逮捕關押在文山平壩監獄。後經地下黨幫助援救出獄後而直接參加邊縱打游擊,蒙自會師後轉到十三軍文工團工作。今天設身處地地想想:第一次坐牢並不冤枉,既然你在處心積慮地煽動顛覆國民黨政權,國民黨讓你坐牢,這完全是天經地義的事。可第二次所坐的卻是我一心追隨的共產黨的牢啊!而且,案件查清我是無辜的,沒有人表示過一聲道歉,還被決定“轉業”回鄉。

回鄉後,我被安排到一個邊遠少數民族山區小學教書。對此要說沒有想法,沒有思想包袱,不真。但我不甘心就此沉淪,反而激起一種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拼搏精神。經過三年多的努力,我把這所原為一師一校、一塊破舊黑板的山村小學,發展成了讓中共屏邊縣委、縣政府以及教育界同仁都刮目相看的中心完小,因此順理成章地被任命為學區校長。不到兩年,那場全國規模的“肅反運動”開始了。在這場運動中,我雖未被打成反革命,但已領受到了反革命的“待遇”。肅反結束後,屏邊當局根據中共蒙自地委下達的“凡本人或家庭有重大問題的,一律不得留在領導崗位”的文件規定,撤銷了我的學區校長職務,調到另一所小學任教。一年以後,那場以言治罪的“反右運動”接踵而至。在屏邊整風領導再三動員、精心安排我大會鳴放後不幾天,一頂早已為我準備好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帽子,便重重地扣在了我的頭上,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一去二十一年,九死一生。

父親被殺、妻子離婚、孩子離我而去,典型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究竟為什麼?為什麼我們父子認定共產黨、毛主席會給中國帶來民主、自由、幸福、美好而不惜身家性命痴迷追隨,卻落得如此的悲慘下場?

對這樣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問題,我一直苦思而不得其解。直至近十幾年來,陸續讀到一些真實歷史,看到一些本來面目,聽到一些能指點迷津的聲音,才讓我從迷茫中慢慢走出來。但這畢竟是個很嚴肅的問題,本人才疏學淺,說不清道不明,故寄希望於史學家們能夠拿出讓人信服的研究結論,也寄希望於所有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國人、特別是一些知識精英所作的還中國歷史本來面目的努力。當然,我們這些有幸活着的罹難者,也責無旁貸地有着一份帶着歷史傷痛、深入反思歷史的責任。

對此,我認為李曰垓先生“卸磨殺驢”的見解,很有獨到之處,甚至不失為一種突破。他是這樣說的:“因為他們認為所確定要殘害的對象,是不可能接受‘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專制體制的革命者。上世紀30至40年代末期崛起於滇桂黔大地這一代知識分子,是踩着抗日救亡的時代鼓點而走在歷史前列的志士仁人……因此,在決定要建立斯大林加秦始皇體制的人看來,與其讓這些具有五四精神和民主理念的人成為建立獨裁專制的障礙,不如先行剷除之”。

多麼精闢!歷史不正是在這樣證明着李曰垓先生所言的正確嗎?其實,人們只要稍加回顧,便會清楚地看到:當共產黨在全國奪取政權不久,毛澤東便逐步走向他所標榜的民主自由的反面,把他過去的一切主張和承諾,通通拋向了九霄雲外。本文一開頭的那許多由衷的推崇和稱讚,今天看來,那無非是由於自己的愚鈍,不識其真面目而對毛澤東高超表演的盲目喝彩罷了。事實是“新中國”成立不幾天,毛澤東便獨斷專橫地廢止了受到各階層廣泛擁護的、起着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飛揚跋扈地公然玩起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絕招,一以貫之地實踐着他年輕時所寫的“獨坐池塘如虎踞,楊柳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出聲”的《詠蛙》詩中的那股霸氣,肆無忌憚地大步走向了以暴力為後盾的反民主憲政的道路,利用“反右運動”,在完全剝奪了全國人民的言論自由和表達權利的同時,“輿論一律”地進一步欺騙、蒙蔽人民為他的旨意鳴鑼開道,掀起一波接一波的階級鬥爭浪潮。其目的是用強制力量消滅不同聲音,消滅異己思想,以維持其暴力威懾態勢,阻斷中國的民主進程,加速實現他的皇權專制夢想。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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