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共當局再度宣傳「共產主義理想」，同時在北大召開了「21世紀的首次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中國這駕馬車再度被漆成紅色，習近平當然是這駕紅色馬車的首席馭手。朝野都很非常關注他手中那根韁繩是什麼材質，因為這關係到這駕馬車朝哪個方向奔跑。從習近平的一系列講話來看，他手中抓住的韁繩上書「共產主義」四個大字，但社會各階層想望的卻是「金錢」。
反腐轉折：從權鬥型進入公關型
這駕馬車陣容龐大，由30多匹省市自治區的各種「馬匹」拉着，「馬匹」們出不出力，全看馭手使用什麼韁繩，餵他們什麼「草料」。「馬匹」們當然也關心，那些被拉入監獄待勘的「馬匹」（即被捕的貪官）的下場，想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享用以前那種營養豐富的「草料」。
最近審結蔣潔敏、李春城二案，官方公佈二人的受賄金額，蔣是1,400萬元，李春城近4,000萬元。這麼低的受賄額度，外界幾乎無人相信。但眾多拉轅的「馬匹」卻從中看到了希望，認為蔣李二案的審結是為周永康案清盤，是為了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交帳單作準備。也就是說，中共的反腐將由前一階段的權力鬥爭型進入政治公關型，通過反腐消除了最高權力更替過程中積累的人事危機之後，腐敗額度這種事關黨國體面的事情就列入黨的考慮之中，這就是蔣潔敏、李春城的腐敗額度定得如此之低的原因。
所謂政治公關型反腐，指當政者為了保證政權的合法性，必須公開宣稱執政集團要廉潔自律，也會在腐敗極為嚴重、執政集團形象特別惡劣、社會風評特別差時，打擊一些腐敗官員，以降低民怨，緩解民眾對政權的信任危機。江胡兩代領導人當政時期，高層的政治多頭格局形成了多頭利益鏈條，習近平要集權，就得斬斷一些特別粗大而且有礙其集權的利益鏈條。這是極權統治者必然採取的政治行動。但習的錯誤卻在於：他以為，在不改變政治體制的前提下，只要堅持反腐，並以身作則、讓自己家族退出商界起表率作用，就可以改變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驅動機制。這樣的誤解，可能源於對中共意識形態之物慾本質的忽視，也因為對執政黨歷史道路的理解缺乏深度。
馬克思主義張揚物慾卻無節制物慾之方
習近平本人可能沒有意識到的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其實是一個高度物質化的社會，比如按需分配（人的需求如果沒有外在約束，除罕見的聖人之外，大多數人的需求都沒有止境）。至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目的更是高度物質化，比如《共產黨宣言》稱「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指的就是對整個世界的支配權力。試問，在人類歷史上，還有比得到「整個世界」更大的貪慾麼？但馬克思並未規劃出一旦獲得整個世界，無產者將如何支配的具體細節。他的理論追隨者當中，最大的兩個門徒就是蘇共與中共，這兩大門徒按各自的本性，自然而然地將支配「世界」的無上權力，變成了按等級享受特權，而且不受任何監督與節制。
中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除了用「打土豪分田地」這種搶錢方式作為普惠式的動員口號之外，還有「打下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這種與土匪行為無異的動員口號，當然，這些後來都被冠上「剝奪剝奪者」的理論和道義光環。在「革命聖地」延安，對物質與女人，一直都是按等級支配。
中共建政之後，與所有政權一樣，有一個神化自身的過程；而神化自身就必須漂白曾經的欲孽，於是通過改寫選編的《革命烈士詩抄》、方志敏的《清貧》、《可愛的中國》等高大上的宣傳，將中共革命變成了一部清教徒理想主義聖詩。紅色中國的開國元老們當然也與黨步調一致，將自己蠶蛹化蝶之前的醜陋深深掩藏起來，向子女們灌輸的革命教育，全是抽去物慾的的清教徒式修煉過程。於是，獻身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就成了與權欲物慾無關、而只陶冶紅色情操的聖徒革命史。
革命「聖徒」的權欲物慾可以通過革命成功而得到滿足，但普通百姓卻不能因為相信革命而分享權力或經濟利益；相反，他們必須長期為「革命事業」辛苦勞作，而他們的經濟利益則必須由革命精英們來分配，給多少是多少，挨餓也是為了革命的未來。因此，革命的宣傳教育當中就誕生了艱苦奮鬥、以貧為榮等等價值觀念。在毛澤東時代，因為毛對經濟建設半懂不懂，卻成天想着通過「超英趕美」，爬上世界共產主義革命聖人的最高神壇，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錢到處蓋軍工廠，又向全世界的「革命力量」提供援助，結果中國人的日子過得甚至不如民國的非戰亂時期。為了讓老百姓信從毛式革命道路，毛澤東把世界革命吹成了高於民生的神聖使命，甚至讓老百姓相信，他們必須始終艱苦奮鬥，因為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着中國人民去解救他們。
到了鄧小平時代，鄧通過還部分現實利益給老百姓，贏得了民心，成功地從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手裏奪得最高權力。他宣佈，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開始了以放權讓利為核心的經濟改革。老百姓雖然得到了一些長期被剝奪的經濟利益，但革命精英們的權欲物慾得到了更大的滿足。與毛時代不同，中國此時出現了市場經濟，官員們終於可以將權力變現為金錢。從此，各級掌握資源分配大權的官員就成了造就國王的人，私企的恩主。而在黨政機關里，掌握任命權的上級就是下級的恩主，買官賣官於是蔚然成風。之所以中國堅決抵制普世價值，就是因為民主制度將剝奪紅色家族可以世代相傳的權位。當然，官員們也知道，反腐是極權政權緩解民怨的常用公關手段，誰被抓住，只能怨自己倒霉。官場早就流傳經驗之談：「反腐不反貪得多的，只反不長眼的、吃獨食的與倒霉的」。
形左實右的馭術只為馬車不散架
習近平近兩年的反腐，除了對付政敵利益鏈條上的人物之外，還順便抓了一些倒霉鬼，並不想剷除紅色精英們的權力利益。但習確實想藉此警告廣大黨政幹部們，要有所節制，不要讓老百姓咬牙切齒。雖然官場中人對此心中瞭然，但你讓大家過得「清湯寡水」，誰還有「革命」動力？於是官員們以懶政、不作為來消極怠工。至於習近平重提焦裕祿式的幹部榜樣，官員們表面誦讀如儀，心中暗笑信者的迂腐。近兩年《人民日報》評論中屢屢出現《治理官員不作為要下猛藥》、《官員不作為比貪腐危害更大》，其實已表露出，習近平手中那根包上「共產主義理想」紙皮的韁繩，用來驅策官員形同無物。習近平從基層開始步上仕途，自己雖然不貪財，但對官場習俗瞭然於心。他之所以這樣做，乃因其別無選擇，只有這樣形左實右地走下去，這駕馬車才不至於散了架。
言論不自由的環境註定影射之文盛行，最近國內出版的巴約爾《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敗》一書，算是適逢其時，各種書評以傾瀉之勢登場。比如，《腐敗，希特拉最大的政治武器》一文如此遞進評述：「希特拉製造的高層腐敗」（用饋贈與資助打造黃金韁繩以駕馭政治高層）；「老同志的腐敗福利」（將國家出資的項目即公共工程都交給老同志去做），「全民的腐敗狂歡」（全民受益的普惠式腐敗，比如掠奪其他民族如猶太人、掠奪其他國家的經濟資源讓普通德國人受益）。該文作者總結說，「我們可以發現希特拉政權的另一面：除了恐怖與暴力之外，還有系統性的金錢饋贈和收買；除了意識形態上的高調與洗腦之外，還有特別接地氣的物質主義」。
習近平的真正麻煩，不在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高調與社會各階層物質主義價值觀之間的相悖，而在於經濟經濟頹勢已成，他找不到不斷滿足社會各階層想望的「金錢」產生來源。他用來駕馭馬車的那根韁繩，除了外面包裹的共產主義紙皮之外，裏面空無一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