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中共外交部長的錢其琛見到金日成，轉達江澤民的口信：根據朝鮮半島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與韓國建交時機已成熟，現特向您通報我們的考慮和決定，相信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中國還將一如既往發展中朝友好關係，支持朝鮮社會主義建設和自主和平統一。據說，通報結束後，屋內很靜，金日成沉思片刻然後說：「中國既然已經決定，那麼就按你們的決定辦吧，我們會繼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遇到什麼困難，我們將自己去克服。」說完之後金日成起身就走。這次會見，是金日成歷次會見中國代表團中時間最短的會議，也沒有按過去的慣例舉行宴會招待。
前北韓領導人金日成
選擇了朝鮮，似乎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唯一選擇。可是，世易時移，天下大變。中韓建交二十年了。
1992年前，韓國這個字眼對中國人來講是陌生的，去過韓國的中國人更是寥寥無幾。
韓國剛成立的時候，中國一開始是不承認的，在韓戰中說韓國軍隊總是加上「偽」字。自從韓戰結束，中韓兩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一直處於敵對狀態，兩國之間更沒有任何往來。中韓兩國代表在國際多邊場合碰面，就像仇人般互相仇視對方。即使兩國多麼不友好，建立外交關係卻是歷史大勢所趨，但在期間卻受到了重重阻礙。
中共領導人曾經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不會和南韓建立任何關係。而且在內部也說，中國跟南韓是不會建交，不會發展關係的。中共領導人見其他國家領導人互相握手、互相問候、十分熱情，但是見了韓國領導人就不同了，兩國領導人既不握手，也不寒喧，當做視而不見，感情十分冷淡，北韓對此則滿心歡喜，說中國真夠意思。
中國舉辦國際會議、體育比賽等重大活動時，不僅不同意而且還拒絕南韓派人或者運動員來參加，即使要來也不給發籤證。同樣，韓國舉辦的重大活動、多邊國際活動中國也是不主動參加的。開國際會議的時候，當南韓代表發言時，中國代表團退席以示不滿，根本不聽南韓代表發言。然而，這種僵硬的局面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發生了改變，兩國為了長久地發展，為兩國成功建交默默地努力。
中國與韓國建交勢在必行。中共搞改革開放，需要擴大國際市場，吸引外資，也需要韓國參與。韓國當時經濟發展速度比較快，8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國際上影響較大。更值得一提的是，國際形勢開始發生變化，近一百個國家和南北韓同時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承認南北韓的存在。面對這樣的國際潮流，中國的半島政策必須發生轉變，應該和周邊國家建立好外交關係，才能使國家不斷變強，實現地區穩定。
但是，台灣問題和朝鮮關係問題，也是中韓建交的最大問題。
1986年，鄧小平表達出與韓國建交的願望：「中韓發展關係，對我們來說，還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經濟上有好處;第二，可以使韓國割斷同台灣的關係。」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想要舉辦亞運會，這個願望也是每個國人的願望，中國十分看重這件事，亞洲許多國家也對中國寄予厚望，但亞奧理事會對申辦國有一個要求，就是要想申辦成功，就必須保證亞奧理事會所有成員都能派代表團參加。韓國是亞奧理事會的成員，運動水平較高，但中國與韓國一直不來往，這成為中國申辦亞運會的一個重大障礙。
1983年8月23日，當北京正式申辦1990年第11屆亞運會時，中共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寫信給亞奧理事會主席表示，如北京申辦成功，將保證包括韓國在內的亞奧理事會所有成員派團參加北京亞運會。
1990年，中國舉辦亞運會時，朝鮮來了，韓國也來了。朝鮮和韓國同時派出了大規模體育代表團參加，為中韓進一步發展關係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據北京亞運會組織者之一伍紹祖回憶：「在亞運會開幕式的場地上，韓國和朝鮮都派出了運動員參加，之前，組織方還是擔心，害怕這兩個政治敵對的國家的運動員，在現場發生糾紛，但是大家沒有想到，他們在現場看到的卻是朝鮮運動員和韓國運動員，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這樣的場景也很難不讓人唏噓感慨。」
這預示着長期互不承認，互不來往的中韓關係發生了改變。不過，中韓改善關係還是非常艱難的，中國和朝鮮的關係也是中韓建交的一大阻礙，它不僅牽扯到中國和朝鮮的關係，而且也牽扯到韓國與台灣的關係，即使有重重阻礙，但韓國高層已經看到，與中國建交是大勢所趨。
在發展雙邊關係上，韓國比中國更早地想要改善關係。在1973年7月23日這一天，韓國總統朴正熙發表一個政策演說，首次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門戶開放。
在申辦亞運會之前，一個偶然事件，意外地促進了中韓關係的友好發展。1983年5月5號，中國意外的發生了劫機事件。劫機犯卓長仁等人劫持民航客機，準備逃亡台灣，為自己找到一個避風港。在途經韓國上空時遇到不測，被迫降落在韓國的春川機場。中國得知此事，馬上派代表團前往韓國交涉、協商，爭取把飛機、旅客和劫機犯都要回來。
在兩國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的情況下，韓國政府採取的措施進一步加快了建立外交的速度。一般情況下，在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中，發生這種突然事件一般是很難處理的，更何況是在短時期內要回飛機、旅客、劫機犯等。5月5號發生的劫機事件，5月9號就都完全回來了，不過劫機犯被韓國交給了台灣。但是通過這一事件，表明了韓國對中國的友好態度，非常希望與中國儘快改善關係。
盧泰愚曾把韓中建交作為總統大選的重要的承諾。1987年，盧泰愚就任韓國總統後發表了一個「北方政策」，即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他提出只有這樣做，才能促使朝鮮半島的局勢走向緩和。並多次向中國發出信號，只是中國並沒有做出積極的回應。
1989年5月，國家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曾提出指示，成立了全權負責韓國相關政策的「南韓領導小組」。
「南韓領導小組」里的成員都十分重要。例如，小組組長由田紀雲副總理兼政治局委員擔任;軍方的實力派人物葉劍英的兒子岳楓;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等現役軍人等。
1991年，朝鮮半島的一次重大變化，使中韓兩國進一步靠近。這年9月，第46屆聯合國大會要討論朝鮮和韓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中國面臨這個棘手的問題時做出了重大的決策。
到1991年，世界上同時和朝鮮、韓國建交的國家已經超過了100多個，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決定了中國的意志。兩個國家在國際上都是主權國家，在其它國家都駐有韓國大使。而且在參加聯合國問題上，韓國願意單獨參加或者與朝鮮同時參加。
之前，中國是非常反對朝鮮半島出現兩個國家，一直支持朝鮮參加聯合國，百般阻撓韓國的加入。而此時，中國如果固執不與韓國建交，外交策略不發生改變，那麼就會被亞洲其它國家孤立，中國將會面臨更大的危機。因此，1991年5月，李鵬總理去朝鮮進行了訪問，無非是交代清楚與韓國建交的可能，希望理解，不想得罪「老朋友」。過了幾天之後，朝鮮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文章中表明贊成南北雙方共同加入聯合國。
1991年9月17日，第46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朝鮮和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中國和韓國建交的趨勢也就更加成為必然了。11月，錢其琛外長到漢城去參加APEC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盧泰愚總統在兩國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會見了錢其琛，明確提出希望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在建交過程中，中國則一直要求韓國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同時斷絕與台灣所有的正式關係，統一歸還台灣財產等。
1992年4月，亞太經社理事會第四十八屆年會在北京舉行，韓國外務部長官李相玉獲邀出席。中國看準時機，抓住機會，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在釣魚台賓館會見了李相玉，並與他就改善雙邊關係進行接觸商議最終達成協議。這兩次官方交往預示着中韓建交的談判的到來。
7月15日，還是錢其琛外長，他秘密前往平壤，重要使命是轉達江澤民給金日成的口信，告之中國即將和韓國建交。
以前每次到朝鮮訪問，朝方都在機場組織群眾歡迎，氣氛熱烈。但是這次有所不同，這次飛機停在機場的偏僻之處，來迎接錢其琛的只有朝鮮當時的外交部長金永南。
見到金日成，錢其琛外長轉達了江澤民總書記的口信：根據朝鮮半島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與韓國建交時機已成熟，現特向您通報我們的考慮和決定，相信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中國還將一如既往發展中朝友好關係，支持朝鮮社會主義建設和自主和平統一。
據說，通報結束後，屋內很靜，金日成沉思片刻然後說：「中國既然已經決定，那麼就按你們的決定辦吧，我們會繼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遇到什麼困難，我們將自己去克服。」說完之後金日成起身要走，中方代表意識到會見已結束，忙起身離座，金日成與錢外長握手告別。
這次會見，是金主席歷次會見中國代表團中時間最短的會議，也沒有按過去的慣例舉行宴會招待。
據這次小組成員之一的張庭延說：「這是我參加過的歷次會見中金日成談話最少、氣氛最為平淡的一次，與他過去會見中國客人時興致勃勃、談笑風生形成鮮明對照。」
據說，金日成後來向鄧小平交涉：「既然你和我們的敵人韓國建立外交關係，那麼朝鮮可以和中國的敵人台灣建立外交關係嗎?」鄧小平很強硬：「你們要是和台灣建交那麼中朝斷交。」
由於中韓建交，中國和朝鮮帶來了很多恩怨，很顯然，朝鮮對中韓建交表示不滿。林錫星在《朝核危機的背後》說：「當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在外國新聞中獲悉中韓建交的消息時，氣得臉都發青，揚言要在台北設立辦事處等報復措施。」
《中國和朝鮮的恩怨》裏說：「中韓建交對朝鮮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因為韓國當時是亞洲惟一和台灣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鄧小平為了改革開放，為了消除學潮後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為了更好的解決台灣問題，決定和韓國建立外交關係。但是這個消息對金日成無疑是一個晴空霹靂。」
1992年8月24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和韓國外長李相玉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韓兩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韓成功建交，迎來了歷史的新篇章。中韓建交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歷史意義，兩國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深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