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協會議選舉國家主席，時576名代表投票，毛澤東得575票。眾人認為毛謙虛，所以少一票，但毛是投自己贊成票的。毛從容地說：「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麼人，都有選不選毛澤東的權利，要尊重事實。」但會後，毛要求追查，民盟秘書長張東蓀被查出。本文摘自2015年2月2日武陵人博客，原題為《北大教授張東蓀三代七人坐牢，四死一瘋二重刑!》。
秦城監獄門口
張東蓀(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萬田，字東蓀，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中國現代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1949年時是燕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燕京大學取消後，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書長。
1948年底駐守北平的傅作義，與解放軍就北平的和平解放問題展開談判，張東蓀曾經應邀調解中間人，力促北平的和平解放，能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戰火，因此被毛澤東豎起大拇指，譽為「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一人」。
1968年1月從北京大學教工宿舍家中被「逮捕」時年已八十二歲高齡。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裏。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關在「秦城」監獄。1973年6月，張東蓀死在「秦城」監獄中。說起張東蓀年輕人知道的不多，在近現代史上，張東蓀扮演着多面角色：學者，報人，政論家。作為學者，他被研究者稱為「輸入西洋哲學，方面最廣，影響最大的人」;作為報人，參與創辦《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主辦了《解放與改造》等多種時政刊物。在張東蓀等人的努力下，「學燈副刊」被譽為五四時期三大報紙副刊之一;作為政論家，在近代中國風雷激盪的語境下，他總是力圖堅持自己的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國民黨人的對峙中，他一方面對袁世凱違反法制破壞共和的行為嚴詞抨擊，另一方面指責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是「亂黨之罪」;一方面引進社會主義思潮，另一方面又說什麼「吾知過激主義不來中國則已，來則必無法救藥矣」;一方面認為「國民黨之取北洋軍閥而代之完全是換湯不換藥」，另一方面又對兩個派別都表示失望，寄希望於「另起爐灶，造成一個新的勢力」，好像下決心要兩邊都不討好似的。雖然張東蓀一度下決心要捨棄政治致力文化運動，但跟近現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始終無法和政治絕緣，始終徘徊在政治與文化之間。為抵制蔣介石政府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他和張君勱組建了國家社會黨，起草了國社黨的政治宣言《我們所要說的話》，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結束訓政，還政於民。抗戰爆發，在燕京大學教書的張東蓀一度被日本憲兵逮捕，獄中曾以自殺表示決不屈服之態度。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寇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一直關注着中國命運的張東蓀分析了國內外時局，正式形成了調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產黨與國民黨，藉以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所謂「中間性的政治路線」。1938年初，他與葉篤義等人從北平秘密至漢口、桂林，借參加國民參政會之機準備將此意見直接進獻給國民政府。
但他有見於「國共合作並不是建立於誠意真心，政府未必採納」，便掃興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學，他一面教書，著述;一面關注和研究國內外時局的發展，與中共地下黨接觸，介紹學生離開北平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或西南大後方。他預料日美必然開戰，主張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員與學生轉移到解放區或西南大後方，但張東蓀自己並沒有撤離北平。
張東蓀的言行，早為日本憲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美國宣戰，日本憲兵包圍並強佔了燕京大學，張東蓀與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憲兵隊，不久押送到沙灘舊北京大學的紅樓(北平日本憲兵總部所在地)，與趙紫宸一起關在第16號牢房。張東蓀是當時中國知名的哲學家和學者，又在日本留過學，日本憲兵企圖拉攏他為日本人做事。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給小漁的書信透露的信息是，日本人請張東蓀做教育部長，北京市長。然而，具有強烈愛國意識的張東蓀利用各種藉口挫敗了日寇的陰謀。他回憶說：日本人「希望我答應與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態度對付之。我說：我一向是個國民黨的反對者，汪精衛是國民黨，其政府亦是國民黨，決不能與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國共產黨員加以勸誘，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張東蓀回答說：「共產黨不是捉、打、殺所能撲滅的。」關押兩個月後，1942年2月，他被移送鐵獅子胡同日本軍部，然後押解炮局胡同陸軍監獄。張東蓀先後自殺四次而未遂，並與看守廝打，不屈服於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張東蓀被日軍判處一年半徒刑，緩刑三年。在寫了一紙「出獄以後不離開北平」的保證書後，他被保釋出獄。在此後3年間，他的行動時時為日本憲兵監視。「平均每日憲兵安達必來我家一次。每次都勸我出山」，實際上是監視張東蓀。儘管張東蓀一度產生「出獄後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終未成行。
抗戰勝利後，為爭取中國走向光明的前途，張東蓀努力調停國共兩黨。主張捐棄前嫌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在全國得到了廣泛的響應。經過抗戰，中國人民經受了極大的鍛煉，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國統區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民主同盟就是其中的一支主要力量，這是一個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具有政黨性質的社團。張東蓀被選為民盟的中央常委。在國共兩黨之間積極斡旋。張東蓀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場，調和國共衝突，使中國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蔣介石、宋子文曾專門宴請張東蓀，勸其參加政府，張說，「最好還是保留一個參加和談的身份」，蔣非常生氣，據張本人回憶，「蔣臉色鐵青，氣得踢桌子下的狼狗」。然而和談的最後一線希望終於破滅了。內戰的全面爆發讓張東蓀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國究竟應該走怎樣的道路?和當時許多知識精英一樣，他認為中國應該走一條既不同於歐美、又異於蘇聯的「第三條道路」。1946年5月，他在題為《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的講演中將自己的主張公之於眾，並隨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其要點有三：一是調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制度，建立「中間性的政制」;二是改變國共兩大黨性質，建立聯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國際上調和美蘇關係，謀求世界的安定與中國的和平。張東蓀的講演與文章引起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反響和共鳴，在當時輿論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間路線」的政治思潮，張氏本人成為當時國際國內輿論關注的焦點人物。張東蓀提倡的脫離實際的「第三條道路」在中國的現實下註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國民黨下令解散民盟，抗戰後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勢力瓦解，所謂的「中間路線」宣告破產。
1948年底駐守北平的傅作義與解放軍就北平的和平解放問題進行談判，由於雙方開出的條件相差太遠，談判一度陷入僵局。為打破僵局，中共黨組織找到張東蓀，希望這樣一位有影響的民主人士參與談判，能夠發揮緩衝、調停的作用。張東蓀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義會晤的過程中幫助傅將軍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決心。毛澤東事後在頤和園一次會議上當着許多人的面，豎起大拇指說，北平和平解放，「這是張先生的功勞!」張東蓀後來也認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戰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成立，張東蓀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參加了籌備會;9月21日，新政協第一屆會議開幕，張東蓀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9月30日，張東蓀與周恩來等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10月19日，張東蓀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這一年元月下旬，張東蓀與費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會了毛澤東，會談中毛澤東對張東蓀的「中間路線」主張和反對外交「一邊倒」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包括張氏在內的很多知識分子存在嚴重的「親美」、「恐蘇」思想。這次談話讓張東蓀的情緒一度低沉，但並未使他改弦更張，特別是他堅持認為中國要想發展就不能和美國交惡，中國不能充當美蘇兩大國衝突的犧牲品。因此也為他日後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協會議選舉國家主席，時576名代表投票，毛澤東得575票。眾人認為毛謙虛，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是投了自己贊成票的。毛從容地說：「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麼人，都有選不選毛澤東的權利，要尊重事實。」但會後，毛要求追查，民盟秘書長張東蓀被查出。
1951年捲入「美國特務案」，撤消了其民盟內外一切職務，並於1953年5月被開除出民盟。
此後張東蓀被捕關押在秦城監獄。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裏。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關在「秦城」監獄。當張東蓀被逮捕並關入「秦城」的同時，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炳也被逮捕，也被關入「秦城」監獄。但是張宗炳和他的父親互相併不知道他們都被關在同一監獄中。日後他一家三代七人坐牢，四死一瘋，兩個被判重刑。此是後話。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張東蓀的人生經歷了大起大落，從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輝煌頂點，跌入「美國間諜」、「賣國賊」的賤民行列。短短兩年間，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一九五三年，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殺氣騰騰地指出：「民盟出了個張東蓀，他在解放後還供給美國情報，這件事是不可饒恕的。」周恩來多年來與張東蓀保持着密切聯繫，對張有着相當深入的了解，為何不惜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呢?更何況無論怎樣追查，當局也沒有拿出證明張東蓀「賣國」的任何證據來。
一切始於那次西柏坡之行。北平事了，大局已定，中共邀請「民主人士兼大學教授」訪問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一切始於那次西柏坡之行。北平事了，大局已定，中共邀請「民主人士兼大學教授」訪問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後來，雖然屢受政治運動之折磨，費、雷二人總算修成正果，成為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並進而榮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以張東蓀的個性與人格，豈能有如此自我羞辱之舉動?如果他要以保全北平之功勞換取榮華富貴，再加上與中共長期之交往，及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費孝通、雷潔瓊求之不得的地位。但那就不是張東蓀了。張東蓀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表達反對者的立場。他主動疏離新政權，在「黨天下」的新政權之下，保有一書桌而不得，最後惟一的去處只能是監獄。
張東蓀的西柏坡之行使他與中共漸行漸遠。他雖然不可能看到直到他去世的時候仍未解密的毛澤東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發給斯大林的秘密電報，但他在西柏坡所觀察的一切足以支持他讀出毛澤東的心裏話來，這段電文是這樣說的：「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以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張東蓀堪稱中共建政之後第一個遭到整肅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的盟友們紛紛落井下石，也證明反右時候知識分子之間的「自我撕咬」絕對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毛澤東為何偏偏選中張東蓀作為標靶呢?不僅僅因為他的不合作態度，也不僅僅因為他主張同時與蘇聯和美國保持外交關係、不可「一邊倒」。當時持此種態度或此種主張的人並非張一人，但唯獨張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在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選舉中，張東蓀是惟一沒有投票給毛澤東的人，毛澤東失去的那一票並不是他自己「謙虛」地沒有投給自己的，而是張東蓀沒有投給他的。張東蓀破壞了毛澤東獲得「全票」的夢想，傷害了毛澤東脆弱的自尊心。對於張東蓀來說，明知如此投票不會達成實際效果，但仍然要這樣投票，戴晴寫道：「終其一生，關於這張票，張東蓀沒說過一個字。……他不說，因為投票，這是屬於他個人的神聖權利;他不說，是因為突然明白，原來這樣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蘊含着毀滅性危險。他是一個思維縝密但心地單純的學者，沒有能力揣度當了皇上的農民，對『冒犯』懷有的切齒之恨。」
在哲學上，張東蓀歷來就反對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二十年代便與若干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士打過筆仗，但他為何在國共之爭中傾向共產黨一邊呢?難道是因為抗戰初期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難道是因為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統戰?難道是因為國民黨的腐敗無能?答案恐怕沒有這麼簡單。張東蓀的左傾與章伯鈞、黃炎培、費孝通、雷潔瓊等人投機的選擇有所不同，但他畢竟沒有像胡適、傅斯年、雷震、錢穆等人那樣更早地便看透本質，這又是什麼原因呢?這些疑惑也許要留待後來解決了。
一九七三年，中美《上海公報》已經公佈一年，最早倡議新政權與美國保持外交關係並被扣上「美國奸細」的帽子關押在秦城監獄的張東蓀病危，他留給親人的最後一句話是：「還是我對。」是的，歷史已然公正地證明：毛澤東錯了，張東蓀對了。「還是我對」這四個字，石破天驚，又血淚斑斑。「還是我對」這四個字，不僅定格了張東蓀後半生的悲情與堅守，更濃縮了千千萬萬中國人家破人亡的慘劇與災難。「還是我對」這四個字，讓我想起了蘇格拉底在喝下毒藥之前所說的最後一句話：「現在我該走了，我去赴死;你們去繼續生活，誰也不知道我們之中誰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我想起了馬丁?路德在羅馬教廷作出死亡威脅的時候發出的誓言：「這就是我的立場，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願上帝保佑我。」在此意義上，張東蓀如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一樣，如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孟子一樣，如同拿起長矛沖向風車的堂吉訶德一樣，如同推動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樣，如同力挽狂輪、反抗納粹的朋霍費爾牧師一樣。他們固然失敗了，但他們雖敗猶榮。
張東蓀的精神魅力之所在，也表明人類奮力抗暴、捍衛精神自由的事業將永遠薪火相傳——剿殺思想者獨立精神的戰役中，肉體可以蹂躪，精神與理念卻是無形的。對憲法、公民等等，毛公或許不屑一顧，但他難道忘記，在中華民族精神遺產中，還有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與富貴不淫……」
下面說說張東蓀叛國案的來龍去脈，關於「張東蓀叛國案」，還有另外一些版本。當時朝鮮戰爭爆發在即，張東蓀認為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符合中國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為「國共調人」的資格以及與司徒雷登的關係，私下調解中美關係，貿然和一個名叫王志奇、自稱有美國背景的人建立關係。……後來王志奇被捕，交代了與張的關係。張東蓀辯解說，他是出於讓中國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災，才進行他的所謂「個人外交」，他拒不承認「叛國」和「美國特務」的罪名，只是就無意泄露國家機密，自請處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國特務，還是騙子，目前尚未澄清。(散木《從「張東蓀案」到「X社案」》)
王志奇是個神秘的人物……舊政協閉幕後，國內形勢不僅沒緩和，反而緊張了。王志奇又出現了。他對張東蓀說，先前只與蘇聯有關係，現在通過妻妹，與美國也搭上關係。接着王又消失了，再次出現已經是北平解放之後了。以後不斷被捕又不斷被釋放，總之，行蹤十分詭秘。但張東蓀仍與他保持聯繫。1949年秋冬的一天，……王志奇在張東蓀的桌子上看見中央政府會議印發的材料《國家預算收入和商農所佔的比例》，可見張對王信任到何等程度。……1950年秋中國政府決定向朝鮮派志願軍。張東蓀從會上得知，各民主黨派將於11月3日發表宣言，支持志願軍入朝作戰。2日晚上，張約見王，勸他儘快離開北京，因為中美即將成為交戰國，無法再傳遞消息。……1951年春天，王志奇又出現在北京。他說剛從香港來，得到政府特許，做進出口生意。但幾句話後，他又探詢張東蓀對韓戰的看法，並暗示仍有渠道把民主人士的意見轉達給美方。張東蓀終於覺察此人是騙子，請他趕快離開。這是張與王的最後一次見面，此後王志奇便永遠消失。這大概就是「張東蓀出賣情報案」的案情了。從此張東蓀成了壞人。(藍英年《話說張東蓀》)王志奇離奇被捕，老實交代他與張的關係，並有張給他的材料作為鐵證，等等。張東蓀說，他怕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才有了個人外交的打算，無意中泄露國家機密，自請處分。1952年被免去政府職務，開除民盟，但工資照發;王志奇從此人間蒸發，到底是何人，坐了幾分鐘或幾十年大牢，到現在也沒人知道。從此便從人間蒸發了。
事情並沒有結束。張東蓀的女兒，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所研究員張宗燁後來聽何祚庥對她說：你一直是內控使用，是我們大大地保你，才為你免去可能落在你頭上的災難。本人及兒孫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張東蓀案發後，全家從住了十幾年的燕東園34號小樓搬到校內朗潤園178號，1952年燕京大學撤銷，文、理科併入北京大學，張東蓀的「工資關係」也隨之轉去。這段時間張東蓀的生活相對平靜，與外人往來稀少，閉門讀書。1960年馬寅初離開北大後，張東蓀也被清出北大，工資關係轉到北京市文史館，但一家仍住在朗潤園。1965年，張東蓀搬到北大東門外大城坊37號一座大雜院裏，在這裏迎來了自己的八十壽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張家被抄是意料之中的事。據張東蓀的孫子張飴慈回憶：「兇徒前來翻抄的時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動不動。罵他反共、反革命，他任憑他們罵去。唯當那些人罵他『漢奸』，81歲的老人猛撲過去，用頭撞他們，要和他們拼命。」
1968年1月，82歲的張東蓀被「逮捕」。他是被幾個軍人帶走了。軍人發現張家有件美軍「皮猴」，拿起來厲聲質問是哪裏來的，張東蓀說是1949年和談時林彪贈送的，軍人趕緊恭恭敬敬放下皮猴。張東蓀被抓走後，其家人5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裏。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張東蓀死在秦城監獄中。
當張東蓀被捕入獄時，其長子、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炳也被逮捕，也被關入秦城監獄。但他們父子互相併不知道被關在同一監獄中。張宗炳在監獄中精神錯亂。被秘密關押7年以後，1975年被釋放。
張東蓀的妻子劉拙如，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圖書館工作。張東蓀被逮捕，劉拙如在單位也被「批判鬥爭」，並且被「革命群眾」「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在那裏被監禁了近一年。
張東蓀有3個兒子。張東蓀有3個兒子。和他一起被關進「秦城」監獄的張宗炳是長子。張宗炳是著名的昆蟲學家，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其子張飴慈回憶父親被秘密關押7年於1975年被釋放出獄後的情景「……他已整成神經病。發病的時候，同時裝成兩個人：一會兒是審判員，橫眉怒目;一會兒是犯人，可憐又無奈。那時家裏已經沒有房子，他回來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親一人。」
老二張宗燧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1953年回國，從事理論物理學研究，文革時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1968年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二兒子張宗燧在單位中被關起來「審查」。1969年，張宗燧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31樓服安眠藥自殺。當時50多歲。
老三張宗穎在大學裏先學化學後來改學習社會學，1950年代初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被取消，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採購站做一般的職員工作。文革開始，1966年，張東蓀的三兒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朴遭到「鬥爭」後，一起服毒自殺。張宗穎死時46歲。
張宗炳的兒子張鶴慈，1963年時是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他與幾個中學同學結社寫詩和議論政治。他們的活動被公安部門發現，他們被逮捕。經過審訊關押後，張鶴慈被送往茶淀勞改農場「勞動教養」三年。三年期滿後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處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勞改農場」一共待了16年。
張宗穎的兒子張佑慈，文革時在天津當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殺後，他因「企圖給父母報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張佑慈獲「平反」被釋放時，已經在監獄中被關了10年多。
就這樣，在文革中，張東蓀自己被關死在監獄中，張家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一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張家第二代健在的只有張東蓀的小女兒張宗燁院士一人了，也已垂垂老矣。
張東蓀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噓不已。在這個國度，在那樣的年代，他們只是新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知識越多越反動，看明白的人都走了，胡適走了傅斯年走了，錢穆走了，李濟也走了。陳寅恪不走，吳宓不走，張東蓀不走，葉企孫也不走。怪誰呢?是怪他自己還是怪這個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