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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帝王術:慈禧太后裙釵下的權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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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戊戌至庚子之動亂,實乃中樞大權旁落之三年,太后及皇上同為傀儡。後人往往不察其中隱情,以為太后亂政。端王之禍害,在於為大阿哥修橋鋪路、修枝翦葉。權爭激盪之下,官心、士氣、民意俱成道具,局勢豈有不動盪之理?

慈禧太后在頤和園仁壽殿前乘輿照。前排左為崔玉貴,右為李連英

千古是非輸蝶夢,

到頭難與運相爭。

此乃恭親王之詩句。恭親王一代天驕,當年倘或榮登大寶,必為蓋世英主,則國運抑或轉向、國史抑或重寫。可惜命運乖蹇,三起三落,而終不得志。正是王勃所謂:「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

恭親王之失意,時人及後人多以為與慈禧皇太后有關。所謂「主少國疑」,太后為皇帝計、亦為江山社稷計,為防權臣尾大不掉,既需千里馬長驅馳騁,又需緊緊拽住馬之韁繩,自屬理所當然。其間之分寸拿捏,至為考究。

何況朝中人事複雜,山頭林立,身處太后之位,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無可迴旋,為大局計,許多時候便不能如恭王、鴻章等辦事人一般,就事論事,可以大刀闊斧,甚或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排頭砍去,而不得不「和稀泥」、搞平衡,以圖和諧,乃至牽制。

倘以航船作比方,恭王等便如大副、二副,令航船得以運行,越快越好,其餘就顧不得了;而太后便如船長,定航向之外,還要令船上眾人各安其位,保持整船和諧。此乃大局與小局之區別,亦為帝王與宰輔之區別,地位不同,角色各異,即令女主當國,亦必如此。人說「宰相肚裏能撐船」,其實,君王肚裏更需吐納汪洋、包容風濤。

未雨綢繆

恭王之下野,源起中法戰事。

於恭王而言,當國二十年,勞心勞力。但凡變革之舉,無不遭遇朝中諸多掣肘,十分艱難,早已心力交瘁。他雖豁達,畢竟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能不有憂讒畏譏之心。及至中法狼煙燃起,朝中「清流」一力主戰。此輩從不當家,不知米珠薪桂、當家之難,但知高談闊論,譁眾取寵。而此番主戰,背後竟是醇王撐腰。醇王乃恭王之弟、皇上之父,恭王倘或堅執己見,必將兄弟鬩牆,撼動朝局,恭王個人亦絕無勝算,不如趁機急流勇退。

於醇王而言,自皇上登基後,為避嫌而退居藩邸,但靜極思動,且亦不滿於恭王之和戎外交,遂有取而代之之心。皇上此時已過十四之齡,親政日近,正當為其修枝翦葉,這亦是為人父者之常情。恭王當政日久,桃李成蹊,盤根錯節,即令恭王絕無不臣之心,為防微杜漸,亦需早謀先機。

於太后而言,自然亦需首重為皇上親政修枝翦葉。何況恭王素性剛烈,即令太后亦敢頂撞,以皇上之年少無閱歷,親政之後面對如此權臣,擔憂日久生變亦是常情。而醇王生性溫和,其福晉亦為太后之親妹,雖是皇上生父,卻更易相處。

時人多不以「甲申易樞」為然,甚或以為此乃「易中樞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殊不料醇王當政後,一改常態,外則踐行洋務變革,內則維持與太后之一團和氣,既無損大局,亦不招猜忌,鴻章亦感與醇王更易共事相處,此不能不說是太后知人之明。

脂粉台上秤江山,石榴裙下踏中庸,太后之謀深慮遠,實在令一眾鬚眉自慚形穢、甘心雌伏。

戊戌變亂,朝中人心惶惶。彼時,鴻章自甲午戰敗以來,已落馬多年,或在總理衙門掛名,或在河工上幫閒,百無聊賴。忽接聖諭,着鴻章調補兩廣總督,滿朝驚詫。戊戌政變,人人以為乃太后發動,凡朝中倡言洋務變革者,必當如康梁般被掃蕩一空。倘以辦洋務為標準,鴻章是一不折不扣之「康黨」,即令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亦絕無可能在此當口重任封疆。兩廣雖比不得直隸之衝要、兩江之膏腴,但地處華洋交界,亦是財賦重地,且不如直隸、兩江之繁難,可算是位高權重而輕鬆,歷來只有宮眷深厚者方能出任。

鴻章此任,論時論史者亦有以為是太后及所謂「頑固派」之「調虎離山」,將洋務干將如鴻章者驅離京城,下放蠻荒,以便騰出手來收拾京中洋務派。

京中大佬,唯有榮仲華(榮祿)一人識破其中奧妙——以榮仲華當時宮眷之深、權勢之重,此舉亦或由其主導,亦未可知。

鴻章辭別榮公之日,榮公道:「南海雖邊遠,實一大都會,得君往,朝廷無南顧之憂。君行將高舉遠引,跳出是非圈外,福誠無量。」

除卻「南顧之憂」,此即太后調鴻章總督兩廣之真意所在。

戊戌之變,實源於皇上變法之操切,百日內連下百詔,且本末倒置,從裁撤冗官、變革機構入手,砸了不少京官飯碗,亦將鴻章及朝中一干主變法、重洋務之高官,排斥在外。欲憑一紙詔書,傳檄天下,即能圖強,創世間變法大躍進之奇蹟。此乃極大之政治幼稚病。

需知這官場雖已爛徹骨髓,但變法亦需依靠此輩渣滓,此所謂勢禁形格。凡在中國欲變法者,皆需面對此等尷尬境地。倘以為可另起爐灶,另建團隊,則勢必引起衝突,非革命而不可;且不說革命之中,依然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此輩仍可混跡其間,投機逢迎;即令革命皆得純粹之人參與,即或得逞,取而代之者不久亦必腐爛如前。其中緣故,日本之宗方小太郎於甲午年即已看得透徹,實在是吾國千年來人心之敗壞、制度之闕如,無論何人,一旦掌權,幾乎不可能不謀私,無論何派,一旦執政,幾乎不可能不腐爛(參閱雪珥著作《絕版甲午》)。正因如此,鴻章一向以為,變法自強,惟有依靠既有之官場,徐圖改進。飽狼餓狼之間,兩害相權,於國於民,還是飽狼略好一些。此正是變法之艱難所在,亦是對變法者之眼界、韜略、手腕、毅力之絕大考驗。

操切之紙上變法,終於激起大變。京中人言洶洶,親貴中甚或已經醞釀奪位。此時太后再不出面,一旦皇上大權被奪,後果不堪設想。世人皆以為太后之舉動,乃是為了從皇上手中奪權自為,豈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皇上倘或失位,太后即不再成其為太后,其權、其位又從何而來呢?變法以圖強,於太后絲毫無損,又何必反對呢?

老成謀國

政變之後,親貴中倡言禪讓者不在少數,太后亦是孤掌難鳴。榮仲華密告鴻章:「非常之變,恐在目前。」鴻章之任命,即在此危急存亡之際。太后及皇上此舉,已不僅是為了保全鴻章,不僅為了除卻「南顧之憂」,實在亦是為了抗衡朝中之新貴。但得鴻章在兩廣立足,以兩廣之實力,加上鴻章在地方上之故舊親朋,及列強之奧援,朝中虎視眈眈者,不得不三思而後行。

果不其然,皇上之位雖然有驚無險,但角力之下,亦不得不為皇上立儲。端王載漪之子溥儁得為儲君,稱「大阿哥」。自此,端王威福日眾,軍政大權在握,滿大臣中竟有先遞如意者,希冀他日恩寵。慈禧皇太后亦無可奈何,處處受其掣肘。端王當政,為逼皇上早日下台,一意鼓譟民意,終激起義和拳大動盪,乃至有圍攻使館之盲目舉動,太后亦為之裹挾。

當京師鼎沸之時,鴻章遠居南海,聯手兩江之劉坤一、湖廣之張之洞等,合力抗拒朝中亂命,為國家留一線生機,不致大局糜爛。端王之流,亦因此而投鼠忌器,不敢對太后及皇上逼迫過甚。及至八國聯師入寇,京師淪陷,兩宮西狩,始得榮祿之軍護衛(京城內董福祥之甘軍,名歸榮祿節制,實乃聽命於端王一人),脫離端王之掌控。西狩途中,兩宮發佈變法文告,誓言革故鼎新,史稱「辛丑變法」。後世所稱之「新政」,實發端於此。

自戊戌至庚子之動亂,實乃中樞大權旁落之三年,太后及皇上同為傀儡。後人往往不察其中隱情,以為太后亂政。端王之禍害,在於為大阿哥修橋鋪路、修枝翦葉。權爭激盪之下,官心、士氣、民意俱成道具,局勢豈有不動盪之理?太后困居深宮,難有作為。

如今鴻章入京和談,太后頻發懿旨,務須聯軍承諾,不可將端王列為「戰犯」。事關皇家尊嚴、朝廷體面,鴻章雖不齒端王,亦只能勉力而為。於太后而言,今日為端王開脫,如同當年命鴻章出掌兩廣,依然是老成謀國之見——

倘或痛打落水狗,則曾經依附端王之諸多官員必將惶惶不可終日,於大局無益;網開一面,則有助於凝聚官心士氣,亦可對慶王等「變革派」予以牽制,以免反攻倒算。

女主當國,亦需帝王心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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