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抓捕女權五女事件，在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因五位女士抗議性騷擾與政治完全無關，國際社會對此難以理解。其實，當局此次打壓女權五女，其目標不在這五位女士提出的主張，而在於敲山震虎，意在震懾外國NGO(五女中有二位供職類似組織)，即當局眼中的「外國勢力」。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今年3月19日，《鳳凰周刊》發表《海外背景被調查，境外NGO面臨監管嚴冬》。該文介紹說，中共官方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擬確立公安部門為登記機關，並加強對境外NGO資金來源及使用的管理。這部法律據稱是大陸首部針對境外NGO的專項法律，其草案已於2014年12月提交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該文稱，據相關研究統計，目前在大陸長期活動的境外NGO超過1000家，如果算上在華開設短期項目的境外NGO，總數可能超過6000之數，每年通過境外NGO流入中國大陸的資金可達數億美金。這6000多家當中，大多是環保、衛生健康、有關婦女兒童的慈善救助資金。
這些NGO之所以能在中國活動，不少是通過與中國政府合作的方式。中國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於2012年3月發佈《美國NGO在華慈善活動分析報告》，報告主編劉佑平在接受《鳳凰周刊》採訪時表示，近30年以來，美國NGO對華捐贈輸入資金規模約為200億元，主要流向中國的高校、科研機構和政府。「這200億元參與了多少中國法律的製造，多少中國人材的培養?這200億元對中國的影響，可能比美國企業2萬個億的影響還要大。」
劉佑平的看法代表官方的基本態度，因為中國政府一直認為外國NGO是外國政府用來顛覆中國政府的工具。這一認識源遠流長，且看相隔20年的官方表述：
199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曾下發《關於加強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稱「一些受西方敵對勢力支持操縱的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乘隙竄出。……他們同西方、港台的反華反共勢力聯繫密切，以政治為目的，以學術研究為掩護，接受境外敵對組織的捐贈和委託，為其搞社情調查，提供信息情報，有的甚至充當西方敵對勢力對我進行滲透、顛覆、竊密的工具，……是破壞我國政治、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
鳳凰網3月份報道引述官方看法：「近年一些被媒體披露的維穩案件，官方或多或少將原因歸結至有境外NGO參與。大陸官方有人士稱，目前活躍在中國的數千家境外NGO中，至少有數百家背後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者政治滲透目的，甚至有少數在華進行非法活動。」
出於上述認識，中國政府在NGO管理方面，可說法律模糊且多變，各種規則與潛規則都有，這就導致兩個直接結果，一是為美歐等國支持中國草根NGO設置障礙;二是迫使許多這類NGO只能登記為企業，或者處於非法活動狀態，這很容易讓當局羅織罪名抓捕中國方參與者。
江、胡、習的高壓政治各有特色
專制政治最大的特點是每一位專制者都有自己的統治特點與風格，出於對前任景仰而自願不改其道的蕭規曹隨比較罕見，因此，習近平與其前任胡錦濤的風格很不一樣。
胡錦濤十年，台後有江澤民、曾慶紅兩位強勢前任領導人對朝局的操控，台上有另外8位同為常委的同僚各管一套系統的九龍治水格局，基本上仍然是江時期各種政策的延續，但這是一種無奈之下的因循，並非蕭規曹隨。也因為胡的弱勢，導致新舊權力交接時發生高層惡鬥，至今還在發酵。
江澤民的模式得到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沈大偉的高度讚揚。他認為，從大約2000年到2008年，中共實際執行曾慶紅的開明路線，習近平的高壓控制完全背離了曾慶紅的開明路線，會導致中共崩潰。沈大偉說，「在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沈認為，中共這樣的列寧式政黨要避免衰落命運，必須像曾慶紅那樣，「以開放的姿態，嘗試引導和管理變革。」沈指出，是曾慶紅而不是總書記江澤民，代表了這條能從某種程度上延緩共產黨衰落的路線。
所謂2000年到2008年間的「曾慶紅路線」是指：中共對內以「三個代表」理論營造「新階級」以擴大其統治基礎;對外則大力推行「大外宣」，營造對中共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對異議人士圈採用滲透與引導的方式，讓他們感覺似乎有「黨內改革派」(如溫家寶、汪洋等)存在，將與民間異議互相呼應，促進中國政治改革;對海外民運則採取了收買與打壓並用的方式，讓本已潰不成軍的民運圈更加形同散沙。這種複雜的方式與今天習近平相對簡單的方式相比，二者確有天壤之別。
習近平統治分為兩翼：一翼是黨內反腐，清除政治團伙包括腐敗官員;一翼是消除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在思想上加緊控制並打壓一切溫和的反對者。兩種「治理方式」相比，當然是曾慶紅的方式更為高明，更有彈性與容納性，魚龍混雜，讓人真假莫辨。但是，實現曾慶紅式的控制並非易事，需要能人控制並靈活運用手下各路人馬。當習近平面對以下複雜局面，即曾慶紅的力量與網絡在2009年之後介入了中共的權力鬥爭，並給繼任者造成了種種麻煩之時，「除惡務盡」、「不留空間」就成了習的主導思想。
習的「高壓鍋」只放一絲氣
用高壓鍋原理比較，也許很形象。
江胡時期的高壓鍋不是密封的，都允許走漏一些氣體，讓鍋內壓力得以釋放。比如江時期深感工人農民地位下降，必須重構中共統治的社會基礎，於是踐履三個代表，力爭擴大社會基礎，將工商業者、律師、醫生、新興白領全部算作「新社會階層」，發展他們進入政協參與政治，這一政策在胡第一任期內仍被當局勉力奉行。2006年7月，《瞭望新聞周刊》發表《新社會階層貢獻全國近1/3稅收成統戰新着力點》，清晰表達了當時執政者的思路：「新的社會階層以及從業人員人數已超過1.5億人，約佔總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着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直接或間接地貢獻着全國近1/3的稅收」。鑑於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新社會階層正產生着巨大影響力，該文提出應該通過吸納他們加入政協及各種社會組織，讓他們參政議政，形成對執政黨的向心力。
在擴大並容納新階層的同時，當局儘管對外國NGO深懷警惕，但還是允許一些組織活動，這種社會環境下，許志永等維權律師能夠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起步，然後組建公盟，並當選為北京市海淀區十三、十四屆人大代表，一直堅持到2012年。但到了習近平當政之後，所有能夠在胡錦濤時期活動的NGO與維權人士，都相繼遭受程度不等的打壓，社會活動空間嚴重收縮。
如果對習近平掌管的這口政治高壓鍋加以簡單總結，即：對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對手，逐步「緊氣」、「削勢」，最後逐個提子。對異議維權江湖，則採取「割韭菜」的方式，看誰冒出頭就割掉誰;對知識分子的批評意見，一律以「砸鍋黨」視之，明令「不許吃黨的飯砸黨的鍋」。這樣做的結果是：只有毛左能夠從這口高壓鍋的鍋蓋縫隙中時不時地冒點氣，目的是讓毛左配合當局發表意見，對一些特定事件、特定人物進行輿論圍剿。而毛左對極權政治的認同、對政治權威人物的崇拜、對西方普世價值的仇恨，正好符合習近平的需要。最近發生的畢福劍事件，就是當局與毛左一次成功的合謀。二者唯一立場不同的是對待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路線的看法，但這一點，習近平及其主管宣傳口的同僚們認為完全有能力控制。
習近平這種只許釋放一種氣體的「高壓鍋模式」，讓信奉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種利益選擇，最後會導致中國社會思潮極為混亂。與曾慶紅對異議維權界摻沙子模式一樣，其對社會的長期破壞作用將在一段時間後顯現。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54期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