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撐著中共這個龐然大物和奇魔怪獸幾十年來蹣跚前行的兩根主要拐杖，一根是槍把子，一根是筆桿子。作為暴力機器的槍把子，包括軍隊、武警、公安、司法，已經被揭開了半個鍋蓋──以周永康為首的政法王和以徐才厚為首(可能還有郭正鋼的爸爸)的軍隊總頭子先後被抓──人們發現威風八面、香氣四溢的暴力機器，裏面其實煮著一鍋爛粥，腐屍、貪蠹、淫蟲、財迷充斥其間，多不勝數。筆桿子這根大柱，要麼從內部腐朽，要麼被人揭竿而起，坍塌註定是遲早的事。
唯有作為文宣武器的筆桿子，還在死撐。這不是因為筆桿子這個系統有多完美、有多清廉、有多堅不可摧，而恰恰是因為其更為腐爛、更為狠毒、更為骯髒。這些年宣傳系統的高級官員不是沒有被抓、被判、被曝光過，比如剛被查的就有曾在雲南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崗位上工作長達10年之久的尹欣，但都是零星、偶發、個別，沒有如石油或其他系統那樣成片、成伙、成鍋地端。不過，越是如此，腐敗的罪惡能量越是蓄積，這個系統某一天如地震和火山般爆發的可能性便越大。
黨宣系統維持其苟延殘喘地運轉的密訣是什麼?那就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禁令，以及「與時俱進」加緊控制，不斷范防泄密和傳達禁令的方式。因為每一條禁令背後，都有比徐才厚的現金和周永康的存款更多的利益，因而這個系統從最上層至最下層的每一個官員，賣起命來，都不遺餘力。這種利益，更多的時候往往並不黨國的利益，而是黨宣系統或黨宣以外的某些官僚個人及利益集團的利益。當然，它損害的就是民眾的利益。不管他們的手段有多高明，在這個民眾已經覺醒、科技無限發達的年代，道高一尺便有魔高一丈，從目前各種跡像和情形來看，正如沈大偉預測中共已開始走入崩潰，黨宣禁令和維持它的這個體系，也已經進入窮途末路。
中共宣傳系統過去向各級各媒體傳達內部禁令，一般是下發正式文件，走公文發文途徑。因為此途徑需要較長時間，後來，就根據內容改為發「明傳電報」、「密碼電報」和傳真。其中，傳真在相當長時間內是一種主要方式。1998年長江發生大洪水，湖北嘉魚簰洲灣潰口，當時中共文宣系統下髮禁令，不准任何媒體報道。據說美國之音正是通過技術手段截獲了其中的一份傳真，獲知真相，率先向世人報告了長江決口、數萬人被洪水圍困的消息。中共宣傳系統曾從中吸取教訓，對重大「秘密」文件慎發傳真。
但總有泄密的時候。特別是隨着技術的進步，電話、短訊、電子郵件和即時通信工具等的出現，使得中共傳達禁令更便捷的同時，也使得泄密變得更容易。對中共黨宣系統產生重大「打擊」的一次，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幾天之後，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突然全文刊出中共宣傳系統前一天給全國媒體發出的內部報道要求，黨宣對媒體的「21條禁令」全部「泄露」。雖然中共宣傳部門第二天完全否認有這些「禁令」，但事實上收到禁令的全國各地媒體人對照報道發現，報道的準確率百分之百。中共宣傳部門惱羞成怒，從當天起，要求所有的內部報道通知只准電話傳達，不准輸入電腦通過網絡傳送。由於奧運期間每一天都有數十條禁令，每一條禁令都要通過電話來傳達、用筆記錄，那一段時間，有人調侃說，最累的並不是運動員，也不是在前方采寫奧運新聞的記者，而是傳達、記錄宣傳禁令的宣傳官員和媒體高管。
黨宣禁令的傳達發展到今天當然已有高級形式。由於短訊、電郵、打印出來的文件都極容易被發到網絡上或通過截屏、拍照等方式泄露出去，宣傳部門目前所有的相關禁令，都不會再出現文頭、公章等內容。也就是說，他們也知道他們所發的這些禁令很齷齪，他們不想留下任何有證據效力的罪證。而傳達上，則是讓媒體負責人直接去「看」文件，不許拍照、不許複印、不許帶走，只能心記或筆記，儼然已是地下黨員接頭傳送雞毛信。
一個執政黨，對自己的基層組織傳達日常工作通知，都害怕泄密到了這種程度，到底是黨認為除了自己之外，所有的人都不可信任、所有的人都是敵人，還是黨發出的這些「秘密」本身見不得光，害怕公眾譴責它的這些「秘密」和所作所為?
禁令里的「秘密」終有一天會被公諸天下。那一天，也就是清算共黨罪惡的一天。藏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