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會再來了嗎?
大凡上了點年紀的國人都聽說過「文革」初期的幾位風雲人物：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都是炙手可熱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不過「王、關、戚」在風波迭起的「文革」大潮中如同曇花般開了又謝了。讀罷《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這是王力晚年的回憶與反思，雖然他至死未能擺脫對「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忠誠、信仰乃至膜拜，但他曾親歷「文革」早期及「文革」前重大場合，自1960年起就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1964年起還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他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而紅極一時。他與毛澤東等權力金字塔尖上的人物有過較長時間的近距離接觸，了解許多最高層權力內幕。武漢「7•20」事件中王力受傷回京曾享受百萬人歡迎大會的殊榮，不過轉眼之間，1967年8月底，他就突然被打倒在地，開始名為「請假檢討」、實為隔離審查的囚徒生涯，從1968年起他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漫長的十三年半中他從未被起訴，他自認不過是「替罪羊」。他以劫後餘生，寫下的回憶，特別是《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憶錄》因此而彌足珍貴，不僅對研究文革史有着第一手的史料價值，而且對解剖數千年相續的中國政治史、政治文化以及中共權力鬥爭史等都有着重要的價值。
王力詳細回顧了他所親身經歷的「文革」一幕，雖只有一年零兩個月，卻是千頭萬緒、錯綜複雜。讓我感受最深的兩點是：一、沒有限制的權力可以任意妄為，真是可怕到了極點，在這樣的無限權力下，什麼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劉少奇、鄧小平等都保護不了自己，至高無上的皇帝本人也常常生活在恐懼之中，日夜擔心「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要「篡位」，對任何人都沒有信任感，在這樣的無限權力下，「伴君如伴虎」，誰也保證不了今天風光無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階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門，她就對一切發號施令。」那麼飛揚跋扈的一個人，可是到毛澤東那裏開會時「她躲在一邊，一句話不說」。(980頁)說白了，她內心也誠惶誠恐，缺乏安全感，
陳毅當外交部長時，他問周恩來，「你當了多年外交部長，有什麼經驗?」周的回答是「很簡單，你記住四個字，授權有限。」(706頁)真可謂一語道破天機，權力是由塔頂上的那個人授予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親自掌握的，總理或外交部長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權有限。」事實上，毛親自掌握的大權遠不止外交。他對計委主任李富春不滿，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組織了小計委，決策性的事是小計委領導大計委。毛主席喜歡班子小，小計委直接對毛主席負責。」(712頁)他發起「文革」，「中央文革小組」就越過了政治局、甚至常委會，到1967年2月毛說得很乾脆：「中央文革代替了書記處。」「毛主席思想上沒有把政治局作為領導機構。」(716頁)陳雲曾說過「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714頁)「中央文革」直接對毛負責，機構「很小」，權力「不小」，使喚起來更加得心應手。用毛的話說「就是要這樣好」。(795頁)
即使號召奪權，也並「不是全部奪」，「還有黨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奪。」(804頁)無論天下多麼大亂，一切都是在最高領袖的掌握之中，所謂「造反有理」也只是針對他所不喜歡的人，奪權的目標不能針對誰，打倒誰、誰除外這都是有尺寸的，陶鑄說：「除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外，都可以懷疑」。(896頁)實際上，「公安六條」已說得很明白。後來對哪些部門能奪權，哪些不許奪都做了規定。毛不允許造反派成立跨行業或全國性組織，強調「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極端民主化」、「反對小團體主義」，這些都不是無的放矢，說穿了，就是一切都得聽他的號令，看他的眼色，不能威脅到最高權力，這才是要害所在。毛曾對王力說過不怕亂的秘密：「我們有軍隊，軍隊還得聽我們的。」「軍隊同地方黨委不同，它是全國統一指揮的，全國範圍內要聽我軍委主席(毛主席)指揮。」(849頁)
無限權力極容易導向造神運動，書中幾次講到這件事，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群眾爭着和毛主席握手，那天晚上擠死好多人。傅崇碧(引者註：負責保衛工作的北京衛戍司令)擠斷了肋骨。」(623頁)「那天踩死的將近十人，踩傷的上百人，傅崇碧肋骨擠斷了三根。」(709頁)個人崇拜之狂熱由此可以想見。也是那天，毛對身邊的周恩來和文革小組的人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623頁)「文革」開始毛就講過「剝筍」政策，一層一層剝，「先剝彭、羅、陸、楊，後剝劉、鄧，再剝陶鑄，最後剝光了。」(715頁)難免不讓人想起「兔死弓藏」之類的古話。王力特別對毫無程序、「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專案組」深惡痛絕，「把政法同紀律合而為一，就很成問題。」(831頁)這只是無限權力下才會產生的極端形式。
二、以往人們總是以中國傳統的「忠」、「奸」觀念來評價「文革」，好象發生「文革」這樣的浩劫是因為幾個包圍着皇帝的奸佞小人(如林彪、「四人幫」、康生等)造成的，站在奸臣對面的是一大批忠臣，如處境艱難周恩來，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元帥等等，他們顯然是反對「文革」，一開始就洞察到了奸臣們的陰謀，並與之進行了「鬥爭」。從而把什麼責任都往「奸臣」、「壞人」身上推。其實，這只不過是虛構的觀念化、臉譜化的歷史，而不是真實的歷史。王力這樣說：「當時自己覺得總是要跟毛主席幹革命，防復辟，這是主要的方面。不像別人的回憶錄說的，自己比毛主席還高明，當時就對毛主席的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是事後聖人，反正當時我沒見過一個堅決鬥爭的。」(701頁)
雖然江青經常抱怨周恩來「總是和稀泥、折衷主義」，實際上周恩來「領會毛主席指示最快」(801頁)，他「向來是擁護第一把手的」(712頁)對毛髮動的「文革」他從無異議，「文革小組有事時，實際上毛主席都找周總理。」(802頁)「文革小組後來實際上是周恩來主持」。(890頁)我們都知道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了很多人，「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922頁)
1966年11月13日，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四位元帥在軍事院校革命師生大會上講話，陳毅說他不贊成一些口號，如「砸爛」、「火燒」等，他還說：「正確地進行路線鬥爭，要學習毛主席，學習林彪，林彪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的。」王力說：「歷史學家認為他就是不贊成文化大革命，其實不是。」(686頁)1967年2月，陳毅有個講話稱「林彪是締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921頁)。徐向前還當過軍委文革組長。(905頁)
包括周恩來、陳毅等在內，「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沒有反對，對奪權也沒有反對，還是認為不奪權不行，不奪權就要改變顏色了。認為劉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國家要改變顏色了。」(924頁)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文革」時立案整鄧小平的歷史，鄧的老部下莫文驊寫信揭露鄧當年離開廣西「是逃跑」，連「德高望重，品質很好」的張雲逸「在那種氣氛下也寫了信。」(733、734頁)
王力評價「林彪不是不讀書的人，他還做卡片。他注重調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說話，說話都是有份量的，他認為對的，還是堅持到底的，當時他的威信還是很高的」。(725頁)這也和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大奸大惡、不學無術的林彪不一樣。在王力看來，並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好人，有些人天生是壞人，「文革」並「不是毛主席發瘋了，再有幾個壞人，就把事情搞壞了」(921頁)，只要「尊重歷史」，就可以肯定那些「忠臣」包括受害者同樣不是毫無責任的。
「文革」的噩夢並沒有結束，如果權力仍然是沒有制約的，如果權力的產生、運作、更替和監督沒有制度化、公開化的程序可言，一切都在一個窗戶也沒有的鐵屋子轉動，我們難道可以輕易相信：「文革」真的過去了?「文革」不會再來了嗎?
2008-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