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主管機構看來，媒體門口這個地點訪民集體自殺，實在太過敏感。
9月19日下午，北京海淀區北蜂窩南路《北京青年報》門前，再次發生訪民喝農藥自殺事件，3名喝農藥者據稱是來自安徽蕪湖的農民。現場照片和相關消息當天在網絡上傳出後不久，即全網被刪，各媒體當天接到中宣部禁令，第二天沒有一家媒體報道。
這是三個月來，發生在媒體大門口的至少第四起訪民自殺事件。
7月16日，江蘇泗洪青陽鎮5男2女共7名訪民，因家中房屋被強拆及上訪時被政府關進黑監牢，在北京東城區《中國青年報》報社門口集體喝農藥自殺，引起廣泛關注，這是第一起、也是最「著名」的一起媒體大門口喝農藥事件。荒謬的是，7名喝農藥上訪人員身體無恙後，全部因涉嫌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
事隔20多天後，8月7日，3名身份不詳的訪民再次在《中國青年報》報社門前集體喝藥殺，但此次事件，除了《財經》網站作了一次報道之外，其他媒體未再作深入報道。
8月27日，澎湃新聞和《京華時報》官微報道，一名50多歲的男子，在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門口服毒自殺，當地信訪部門隨即介入。此消息紙質媒體也都未作報道。
連續發生在媒體門口的自殺事件，使我想起幾年前，一場關於「跳樓秀」和「跳橋秀」報道的爭議。前些年，每到年底和過年前，就會接連發生很多起這樣的事件：在外辛苦打工的農民工因為要不到工錢，又沒有辦法向無良老闆討要，便集體爬到樓頂或塔吊上，聲言不給工錢就跳樓。那時，媒體反應迅速，各媒體幾乎都會對類似事件及時作出報道。聲稱要跳樓的農民工，因為訴求合理合法，又有媒體支持，一般都能達到索取工錢的目的，而且好像還沒有一個人真的從高處跳下來過。
廣州的海珠橋當時是著名的跳橋地點之一，曾經在不到兩個月時間內，發生過12起跳橋事件，有部分廣州媒體在報道中，因使用「跳橋秀」、「跳樓秀」等標題，遭到輿論批評，有人指出，「一個人走上樓頂，走入公共視線，以死表達自己的要求，這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儘管勞民傷財，我們應該寧願每一個揚言跳樓的人都獲救，不管他們是不是在演『跳樓秀』。」雖然遭到人權人士的批評，但「跳樓秀」這個詞還是流行開來。事實上，大量的「跳樓秀」報道，引起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注意，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出台了若干打擊欠薪事件的嚴厲措施，近幾年來欠薪事件明顯減少，類似「跳樓秀」也相應地大大減少。
但這次連續發生的媒體門口自殺事件，有關部門完全沒有以前那麼大度和寬容，事件的發展，從7名喝農藥者全部被刑拘、每次事件發生均不准報道或刪除報道來看，結局也相當不妙。因為在官方主管機構看來，媒體門口這個地點訪民集體自殺，實在太過敏感。然而，自殺者們選擇在報社、通訊社門口，不也正是看中了它的「敏感」嗎?其實還不僅是「敏感」，還有「逼宮」的意味：弱勢群體和訪民到處找媒體投訴、反映，你們媒體都不報道、假裝看不見，那我就到你報社門口來，自殺給你們看，給你們製造一點新聞事件，看你們看不看得見，報不報道。
但是他們怎麼也想不到，即便有媒體想報道，實際上也報道不了。不是媒體不想報，而是媒體的爺爺宣傳主管部門不准報。那麼，下一步，訪民們是不是會到中宣部、到各省宣傳部，乃至中南海、各省市黨委和政府部門大門口去自殺呢?
儘管我也不願意把訪民們在媒體門口的自殺稱為一場「秀」，但正如7月17日我在香港東方日報本專欄評論《解決自戕和自戕式戕人事件頻發的唯一辦法》中所指出的，包括7訪民中青報門前集體自殺及陳水總製造的廈門公交車爆炸、陳某森製造的長沙公交車爆炸等事件在內，「這些事件，或者自戕，或者戕人，都帶有『行為藝術』的特性：為了引起社會對肇事人的注意。自戕和戕人，都不是他們的根本目的。」他們是因為走完了所有合法的和所有有可能獲得救濟的路徑之後，發現「無路可走」，才決心「孤注一擲，走向絕望，犧牲自己」，甚至不惜與「敵人」同歸於盡，不惜拉上公共場所的無辜民眾為自己「墊背」。他們在媒體門口的「自殺秀」，比「跳樓秀」和「跳橋秀」絕對要嚴重得多：他們不是表演式跳樓或跳橋，而是真槍實彈地喝農藥、喝毒藥，去死。如果搶救不及時，很可能就救不回來。誰願意以死相「秀」?
但是這條路被宣傳主管部門堵住了。訪民們、弱勢群體們呼救的聲音發不出來，他們很可能選擇其他新的路徑。這真是一個悲哀的事實：未來必將有更悲慘的事件發生。我真誠地希望這僅是一個預言，不要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