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歷史轉折下的鄧小平》總編劇龍平平，是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長期從事鄧小平理論和黨的當代文獻的編輯研究工作。作為歷史見證人和長期鄧小平研究者，理應了解情況，把一個真實的歷史場景和鄧小平展現在人們的面前。恰恰相反，由於他對鄧小平「高大全」思想的固化，畫蛇添足的違背歷史事實，反而使這部具有紀念意義的作品弄巧成拙。
看過《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前幾集的人都有種印象，編劇和導演像是從另一星球的過來人，根本不了解那個時代。其中的許多情節完全脫離了真實，從而讓作者想詮釋的政治理念黯然失色。不僅沒有勾起人們對鄧小平的懷念，反而玷污了他曾經的輝煌。
作為政治性文藝作品，雖然電視劇不似傳記片那樣主要情節受歷史人物本身事跡的制約，不能憑空虛構，只允許在真實材料的基礎上作合情合理的添加和潤色。但作為表現時代尤其是以真名實姓表現的電視劇，它的潤飾和加工也必須真實合理，不能像歷史片那樣想像和假設推理。
比如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的生前部署，按編劇的解釋是毛澤東曾說過「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其實這句話是197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匯報後批評經驗主義，他的原話是：「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很明顯，毛澤東說的是經驗主義問題不大，根本不是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電視編導這種斷章取義明顯是在愚弄觀眾。
對於鄧小平知道「四人幫」被抓捕後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還是「我還可以再干20年」可以任由鄧家人信口開河。對1977年鄧小平恢復工作的作用卻不能違背歷史。
比如反對文化大革命。1977年7月20日鄧小平出席華國鋒主持的同各省黨的負責人座談會，鄧小平說：「我們黨是堅持馬列主義、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的，但有些人卻不要馬列主義，不要社會主義，這些人往往利用我們以為風平浪靜相當安穩的時候，暗中拌我們一跤，使我們四腳朝天，他們就趁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着鼻子走。這說明什麼?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裏體現出來。"何來鄧小平一直反對文化大革命。
比如恢復高考，1977年7月21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鄧小平恢復職務，7月30日第一次露面。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提出恢復高考的建議，受到與會專家的呼應。而鄧小平在同方毅(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劉西堯(教育部長)的談話中提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還按原來的辦法。一年準備，從明年開始兩條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特別是理工科。開學時間統一到秋季好。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學校可以搞多種形式，總的目標是儘快地培養一批人出來。今年先過渡一下。」顯示鄧小平並無意在77年恢復高考。即使對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何來鄧小平出山三天就批准恢復高考。而恢復高考的決定是1977年10月5日由華國鋒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批准了教育部長劉西堯報送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工作的意見》。文件經過教育部修改後於10月12日由國務院正式批轉下發。
比如知識青年結束上山下鄉，它的導火索是雲南請願事件，在知青的倒逼下中央不得不終結這一決策，形成了1978年12月結束知青上山下鄉的《國務院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在處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問題時，可以經常看到分管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分管農墾)、余秋里(分管經濟)、紀登奎(分管農業)、陳永貴(知青辦主任)及陳慕華、谷牧、王任重、康世恩，民政部部長程子華等，結束時為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國務院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即中發[1978]74號文件)這一結束上山下鄉的決策。1977年夏天以後，再沒有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而鄧小平恢復職務是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
比如改革開放的特區建設。1977年10月，香港招商局申請在蛇口設廠之前，華國鋒指示招商局「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這個「四點」不知何故被戴到了鄧小平的頭上。
比如「三個有利於」。胡耀邦在1983年1月20日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報告中指出：「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的標誌。」鄧小平九年之後1992年「南巡講話」只是重複了一遍,變成了鄧小明的「專利」。胡耀邦要是活着的話，非得再氣死一回。
比如市場經濟的提出。高層提出市場經濟理念是1978年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根據陳雲的意見，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改革思路。陳雲在1979年3月寫的《計劃與市場》一文中做了闡述。1979年4月，於祖堯在江蘇無錫市舉行的全國價值規律理論討論會上，提交了《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文，文中曾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範疇。鄧小平只是在1979年11月接見外賓時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就成了提出市場經濟的第一人。
比如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葉劍英、李先念等第一代領導人退休都比鄧小平早。鄧小平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85歲辭職中央軍委主席，1993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89歲辭去國家軍委主席職務。離而不退，一直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把一個將近九十的老人退休且繼續干政說成是帶頭餞行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是政治笑話。
這些歷史都有據可查，根本不需要編研。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選取的是1976-1984年的一段歷史，也就是華國鋒當政和胡耀當政的前期。其實在當時鄧小平還沒有乾綱獨斷、一言九鼎的權威和權勢。在華國鋒當政時，他的話語權並不比葉劍英、李先念，甚至汪東興、紀登奎、王震大。在胡耀邦當政的前期，鄧小平不僅排在葉劍英之後，而且黨內有陳雲、李先念掣肘，重大決策他根本不可能拍板決策。他威勢的建立是在胡耀邦當政的後期，隨着華國鋒、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元老退出中央政治局，尤其胡耀邦下台的1987年後，中央政治局常委變成了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等後生代，才突出了鄧小平的核心地位。鄧小平能夠脫穎而出，除了資格老以外，本人確實有精明或過人之處。他靈巧的政治手腕，近乎殘酷的手段讓一個個不聽話者包括黨和國家一把手紛紛讓位，從而開創了中國的鄧小平時期。
電視劇虛構了夏默、田志遠等幾個名為小人物實為智囊團成員的人，把這些大決策硬加在他們的唧唧渣渣中，其實是揭了鄧小平的老底。
應當承認，電視劇在這一點上是真實的反映了智囊的「黃金時代」，鄧小平後來的許多決策都出自手眼通天的核心智囊們，而不是中央集體討論決策。這裏面有「左王」胡喬木和鄧立群，有農村改革之父稱號的杜潤生，有經濟理論家于光遠，還有經濟學家陳治方、薛暮橋和馬洪。以及參加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和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的高西慶、王波明、王岐山、馬凱、周小川、樓繼偉、周其仁等現任的財經高官，他們直接向高層上書，直接向高層施加個人影響。直接參與中央文件的起草，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政策走向和「七五」計劃的制定。就像鄧小平以軍委主席為核心領導國家一樣，靠智囊個人影響國家決策不符合國家正常的生活原則。除了說明鄧小平獨斷專行以外，沒有任何可取之處。
據龍平平講，《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是作為任務交給了中央文獻研究室，而作為室主任的他理所當然的成了操盤手。作為「拿工資專門研究鄧小平」的職業鄧小平研究者，既要讓電視劇好看，又要應合時政。既要達到鄧家人滿意，還要儘可能不要使輿論反彈，確實是個艱巨的任務。而作為右派家庭出身的被下鄉導演吳子牛，懷着鄧小平的感恩之情，充分發揮了電視劇可以加工潤色的優勢，不僅虛構了歷史，而用做了許多烘托和喧染。
作為鄧家人是開心的，他們直呼「這就是我們心中的老爺子」。雖然他們文革中並沒有受多少磨難，卻一直堅持受到迫害被監禁。其實看看他們的歷史履歷就非常清楚。
鄧朴方文革時是參管理局服務處幹部，何時參軍不詳。1984年就成為副部級的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黨組書記、副理事長。
鄧榕畢業於北京醫學院，1977年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總政治部，後任組織處副處長。1979年被派往美國，擔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她上大學顯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文革中的1972年選進大學的。
鄧楠1970北京大學畢業，1973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工程師。文革中一直在位工作。
鄧林1967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1968年享受幹部待遇赴河北省宣化解放軍部隊，成為學生連的一名士兵。1973年分配到北京畫院工作，任專職畫家和花鳥畫創作室副主任。說明即使在鄧小平被打倒時，她仍然在職工作。
鄧質方1972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上學，此事有1972年4月22日鄧小平寫給汪東興的一封信作證。信中寫道「東興同志：好久沒有寫信了。由於主席和你的幫助，毛毛和飛飛進學校的事情已經解決了，毛毛(鄧榕)進南京醫科大學，飛飛(鄧質方)進南昌理工科大學(奇怪的是這兩個人後來為什麼一個從北京醫學院畢業，一個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學校選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兩個孩子得到這樣的照顧，我們只能對主席和黨表示由衷的感激!」以上情況，誰會相信鄧小平及其家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分明是在撒謊，或者說沒有滿足他們更高的私慾。
作為中央文獻研究室把關操作的當代文藝作品，理應真實客觀的表現時代場景和刻畫時代人物。不能醃割歷史，也不對戲說歷史。不能過分地突出高大全人物，不能應合人物家庭的取向。不能為了價值觀而編排歷史，也不能隨心所欲向歷史的祭壇上隨意吐痰。
其實中央文獻研究室所謂的編研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還原歷史真相，而是為了應合時政的選擇性重編。比如鄧小平文集沒有反右時或者大躍進中的講話，沒有鄧小平文化大革命中給毛澤東的幾封信，更沒有他的幾篇已經公開的檢討，許多言論已經掐頭去尾被改的面目全非。電視劇只是通過另一種形式使鄧小平更「高大豐滿」而已。再比如新編毛澤東選集，凡是講鄧小平好話的全部收入，批評的一句也沒有。
包括毛澤東鄧小平在內都不是完人，他們很多時候也被時代潮流推着走。許多言行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對的，而在後天來看卻是錯的。應當也必須讓這些東西存在於歷史，真實反應這些歷史事實既是對他們個人的尊重也是對歷史的負責。
現在六十歲以上的人都經歷了曾經的歷史時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體會。無論文藝作品把鄧小平描述的有多完美，人們仍然會從他的人格和國家治理行為中做出自己的判斷。
如果說編導者有突破的話，那就是敢於冒天下之大不昧歪曲歷史。這種公開說假話確實需要一定的勇氣。
歷時四年，投資1.2億元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由於編造歷史而廣受垢病，其中傷害最大的不是編劇和導演，而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它的名聲被這些沒有職業操守者所玷污，這個官方機構從此失去民眾的信任將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