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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治需要朔造出來的惡霸們 四大地主

惡霸地主劉文彩

1965年初,在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們用泥巴塑造了一組解放前農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這組以劉文彩為原型名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114個,一個個栩栩如生,無言地訴說著劉文彩當年所乾的種種壞事與罪惡——從小斗放貸、大斗收租、私設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部分複製的泥塑在北京中國美術院展出,引起新聞界的關注。中央電視台以此題材為藍本,赴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拍攝了紀錄片《收租院》,該片大獲成功,解說詞也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此後,泥塑《收租院》漂洋過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國展出。“惡霸地主劉文彩”從此被迫登上中國政治舞台,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反派明星,他幾乎代表着中國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的總典型。當年,全國上下到處都向劉文彩舉起憤怒聲討的拳頭,男女老少無不為劉文彩登峰造極的人間罪惡流下控訴的眼淚。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接待觀眾達5,000萬人次,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全部人口。時至今日,一提起劉文彩,有人還會湧起滿腔的仇恨。

然而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個誰都沒有懷疑過其真實性的十惡不赦的大惡霸地主,原來卻是中共當年出於政治需要塑造出來的一個虛假的反面教員,歷史上的劉文彩與中共塑造出來的劉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

1999年11月,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劉文彩真相》一書,該書澄清了加在劉文彩身上的眾多不實之詞,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劉文彩。作者在書中說:他無意替劉文彩做翻案文章,因為無論是從當時的標準,還是以現在的尺度來看,劉文彩都算不上什麼“好人”;但也絕不是後來被妖魔化的那樣壞。讀了此書我們方才如夢初醒,原來,在那個人性扭曲的年代,為了揭露所謂吃人的舊社會,從而襯托出生活在紅旗下的幸福的新中國,中共不惜將死了近十年的劉文彩從墳墓里挖出來,暴屍荒郊野外。當年報紙上連篇累牘“鐵證如山”的劉文彩的罪惡事實,電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劉家豪宅里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階級鬥爭”的政治模式集體創作出的虛構作品。同樣揭露真象的作品還有香港鳳凰台前一陣子熱播的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據此片披露,劉文彩不但不是惡霸,還是對當地教育做出傑出貢獻的大好人。當年宣傳說劉在他的水牢內虐待長工,而事實上他家裡根本沒有水牢等等……

當年,在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知名度最高的莫過於其中的“水牢”。據水牢解說詞稱:劉文彩在佛堂側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勞動模範冷月英是惟一僥倖從水牢里活着出來的人。

但據《劉文彩真相》披露,從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採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莊園陳列館向主管部門送呈的《關於“水牢”的報告》稱: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說,據稱是在1951年的一次會議上。冷月英說:“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五斗租谷,剛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縣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為主,配以圖片解說,他們根據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認可後,籌辦人員就按設想“布景”。1958年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全盤照搬1954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並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劉文彩老公館西側的那間原本是存放鴉片煙的地下室灌上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後向社會開放。冷月英也開始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後來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絕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着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1988年,四川有關部門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復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幹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掛上一塊“鴉片煙室”的木牌。

那麼,歷史上真實的劉文彩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根據《劉文彩真相》一書和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提供的諸多史實,劉文彩並非當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猙獰的大惡霸地主,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長煙毒,又慷慨興學、濟困扶危。

一位當年深受官方謊言矇騙的線民在看過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後寫了篇值得一薦的帖子,帖子的題目就叫“劉文彩爺爺是個好人!”,裏面介紹了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中的大量事實。

帖子說,“昨天偶爾收看到鳳凰衛視正在熱播的《大地主劉文彩》的其中一集,在這集里主要是介紹劉興辦教育的事迹,看了以後,對劉問彩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令人難忘。

劉文彩一生樂善好施,熱心於公益事業,為了家鄉的教育事業,為了擺脫老百姓沒有文化帶來的無知,他修建文彩中學,幾乎耗盡所有家產。文彩中學佔地兩千多畝,當時征地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損失,劉爺爺採取的是用兩畝地換一畝地的辦法,學校建成後,劉爺爺廣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規模當時在四川地區乃至在全國私立學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學校,<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語>。

學校建成後,劉爺爺從不干預教育和教學,他只在春秋開學典禮會上簡單說幾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學生們發奮學習,將來報效中華民族,遺憾的是他當時應該說:同學們你們要好好讀書,將來跟着毛主席幹革命,建設新中國,這樣的話,文革中他的子孫們也許日子要好過些的。

再一個就是他對子女及其親屬要求極其嚴格,在文彩中學的教訓中劉爺爺明確規定,校產是學校的校產、是老百姓的校產,劉家子孫不得佔有,劉家子孫僅有的權力就是每年對學校的財務進行一次清理,僅此而已。

劉文彩關心貧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過節都要對貧困人家走訪和接濟,鄉臨之間糾紛也都要請劉爺爺進行調解,因為他辦事公道正派。

他還慷慨解囊投鉅資修建街道,現在未撤除的兩條街道仍不失當年之繁華,當地群眾說起劉爺爺都是交口稱讚!

為什麼說對劉文彩的評價是真實可信的呢,在採訪的物件中即有仍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謂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更有大岜地區的政府官員。

最後我要說的,所謂收租院以及劉文彩殘酷剝削勞動人民全是騙人的鬼話,是政治的需要!!!”。

惡霸地主黃世仁

如果說當年中共塑造的“大惡霸地主劉文彩”與真實的劉文彩完全是兩回事,那麼作為文學形象的黃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背離生活真實憑空杜撰出來的虛假典型了。

黃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惡霸地主,他一心想霸佔佃戶楊白勞的女兒喜兒。除夕之夜,黃世仁強迫楊白勞賣女頂債,楊白勞被迫喝滷水自殺。此後,喜兒被搶進黃家,遭黃世仁姦汙。喜兒與同村青年農民大春相愛,大春救喜兒未成,投奔紅軍。喜兒逃入深山,過着非人的生活,頭髮全白。兩年後大春隨部隊回鄉,找到喜兒,伸冤報仇。兩人結婚,過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如今三十歲以上的人大都看過《白毛女》,而且多半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咬牙切齒看完的,從此種下了階級仇恨的種子。據說當年在中共統治下的“解放區”,有戰士被戲中的故事激怒得差點開槍打中了演黃世仁的演員,足見其感染力之大。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白毛女》激發了幾代人對“舊社會”地主階級的仇恨。一部戲能如此深入普及如此膾炙人口,並對大陸人民的思想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堪稱首屈一指。

作為在《白毛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儘管誰都沒有見識過“黃世仁”和“喜兒”,但多年來大家幾乎從來都沒有懷疑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在我們的印象中,像《白毛女》這樣的悲劇在“萬惡的舊社會”一定多如牛毛。直到看到世界周刊和《中華讀書報》等媒體上的有關揭密文章,我才知道多年來我們深信不疑的《白毛女》,原來完全是中共當年根據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

據《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3日發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紹,《白毛女》的題材來源於晉察冀民間一個關於“白毛仙姑”的傳說。大意是講在一個山洞裏,住着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無邊,能懲惡揚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間的一切禍福。抗戰時,有些“根據地”的“鬥爭大會”常常開不起來,其原因就是村民們晚上都去給“仙姑”進貢,使得鬥爭會場冷冷清清。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這個題材,為配合“鬥爭”需要,把村民們從奶奶廟裡拉回來,他編了一個戲曲劇本,主題是“破除迷信、發動群眾”,此為《白毛女》的鄒形。

不久,政治嗅覺高度靈敏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看到了這個劇本,儘管他對原劇本主題局限於“破除迷信”感到不滿,但卻從中看到了一種新的東西,儘管他一下子還說不準確這新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很快,周揚決定由“魯藝”創作並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劇,就以“白毛仙姑”為題材。創作班子很快搭了起來,由“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總負責,編劇仍為邵子南。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戲曲劇本的基礎上,很快就寫出了劇本的演出本,主題當然已經不是民間傳說中的行俠仗義,而是反映階級剝削給勞動人民造成的沉重災難。但試排幾場之後,周揚很不滿意。他認為無論從立意還是從藝術形式和表演格調上講,《白毛仙姑》都沒有走出舊劇的窠臼,缺乏新意。為此,他明確提出:“魯藝”要在黨的七大召開之前,創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劇《白毛女》;要賦予新歌劇以新的主題,體現勞動人民的反抗意識,以鼓舞人民的鬥志,去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張庚根據周揚的意見,果斷地調整了創作班子。編劇換成了從“魯藝”文學系調來的賀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創作任務後,賀敬之很快就以詩人的情懷和戲劇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劇本。新劇本確立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樣一個新的主題。可別小瞧這十六個字,它通俗、形像、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極度的誇張不但沒有導致對其可信度的懷疑,反而極其切合改朝換代之際,民間那種含混而非理性的對“舊”的憎恨和對“新”德期盼,稱得上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傑作。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開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舉行了首場演出。來自全國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機關的頭頭,幾乎傾巢而出,觀看了首場演出。

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辦公廳就派專人來向“魯藝”傳達中共領導的觀感。第一,主題好,是一個好戲,而且非常合時宜。第二,藝術上成功,情節真實,音樂有民族風格。第三,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

中央辦公廳的人還就第三點意見做了專門的解釋:“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也就是反抗地主階級剝削的問題。這個戲已經很好地反映了這個問題。抗戰勝利後民族矛盾將退為次要矛盾,階級矛盾必然尖銳起來上升為主要矛盾。黃世仁如此作惡多端還不槍斃了他?說明作者還不敢發動群眾。同志們,我們這樣做,是會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呀!”中央辦公廳當時沒有明確這是哪位領導同志的意見,直到很久之後演員們才知道,這實際上是劉少奇的觀點。在以後的演出中,黃世仁、穆仁智就被當場槍斃了。

就這樣,帶着對地主階級的滿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風迅速席捲了延安,席捲了陝北,席捲了解放區,最終席捲了全國。到了文革時,幾乎每年除夕,當人們排着長隊去領取嚴格按人頭配給的一點年貨時,都會從無處不在的喇叭里聽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中共在提醒人們不要忘了“萬惡的舊社會”,並由衷的感恩他們帶來的所謂“新社會”。

南霸天

《紅色娘子軍》里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援反動武裝,與海南島中共領導的游擊隊為敵,後被“紅色娘子軍連”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落得了個可恥的下場。

據海南視窗報導,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縣當地一個叫張鴻猷的地主。張鴻猷的親孫子張國梅說,《紅色娘子軍》很多內容是虛構的。在他爺爺死後4年,紅色娘子軍才組建。當時,拍電影的人說他家房子氣派,又是大地主,選在這裡選在這裡拍電影真實。於是,就在他們家拍了幾個鏡頭,又讓老百姓到幾里外的南門嶺當演員,說是從南霸天家裡的地道走到南門嶺的。張鴻猷堂兄張鴻德的孫子張國強曾告訴記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見過張鴻猷的人,不僅熟悉張鴻猷,還見過張鴻猷的母親。張鴻猷是個善人,他沒有欺壓百姓,家裡也沒家丁、槍支、碉堡,只有幾個請來幫他四姨太帶小孩的小姑娘。這些說法也與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尋找英雄》一書相通。紅色娘子軍的第一任指導員王時香老人在此書中這麼述說:“我們連長龐瓊花,就是電影里的吳瓊花。她是我們鄰村的人,參軍前我倆就是好姐妹,平時我們到鎮上趕集就能碰到。她是貧農出身,並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環,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這是和電影里不一樣的。”陵水縣史志辦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張鴻猷沒有血債,他家只是教師世家。

周扒皮

提到周扒皮,凡是在大陸度過童年的人,大都記得《半夜雞叫》中的這個惡霸地主。他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里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兇狠貪婪地殘酷剝削僱工的故事讓年少的讀者們無不義憤填膺,在新中國誕生後的幾代人的腦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不過,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連瓦房店市閻店鄉一個姓鄒的地主。據當地的老人說,他雖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嗇的通病,但沒有聽說過半夜雞叫的事情。

文學創作當然是允許虛構的,但作為反映現實的作品,無論怎樣虛構都不能違背生活的真實,否則就成了胡編亂造,《半夜雞叫》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哄哄小孩子和沒有農村生活經驗的人可以,卻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佛懷煽仇錄》的作者陳沅森先生從小生活在農村,熟悉地主的生活,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綻。他說,“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里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着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着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里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麼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僱傭幾個長工的,一般先僱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裡”這句話的分量,如果“對着干”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裡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裡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裡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裡敢得罪長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於半夜學雞叫,剋扣和壓榨長工如此厲害,他早已一敗塗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寶畢竟太嫩,編造謊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駁。

狼牙山五壯士

《狼牙山五壯士》的作者邢野先生曾是我的老領導,他創作的電影《狼牙山五壯士》在我還不認識他的時候就曾觀看過,他給我寫的那幅“清泉石上流”的字至今還掛在我的客廳里。

1985年我曾隨一個“上山下鄉”工作組在狼牙山所在地的易縣管頭鄉做過半年的農村狀況調查工作,並在狼牙山西側的甘河和五勇村走村串戶呆了至少半個多月。期間我也與組裡的幾個同齡小夥子從狼牙山東側的西北水花了近兩個小時一口氣跑上過狼牙山。在五勇村走訪時我們也到過狼牙山西側的龍王莊(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自然村,隸屬五勇村),並有幸聆聽了當年的老游擊組長冉元同老先生對五壯士故事的另一種描述。

很顯然,冉老先生是一個直爽、健談的人。我們圍坐在他家的小院里喝着水聽他的講述。我們注意到:他的老婆不斷地用眼神瞪他,企圖阻止他給我們講當年的情形,但他卻固執地講了下去,並氣憤地說“書上和電影上都是瞎編的”。這使我想起了我們在甘河時有許多人曾勸我們的話:“你們還是別去了(指龍王莊),去了就沒有教育意義了。”

按冉先生的講述:他當時也曾帶領游擊組阻擊過那股日軍,但因寡不敵眾被打散,就躲在了狼牙山對面山上的樹叢里,而那幾個人(指五壯士)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條絕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時已無路可走,於是就短兵相接與鬼子拼起了刺刀,但因寡不敵眾、拼不過敵人,邊拼邊退,加上只顧前不顧後,不小心摔了下去,並沒有來得及喊什麼口號。敵人退走之後他還上去查看了掉崖人的死活。

他特意指出兩點:1、跑上絕崖是迷了路,而非為了掩護大部隊轉移而故意把敵人引向絕壁;2、是拼不過敵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懸崖而非故意跳下。

當地村民們還傳說:說這五人只不過是幾個散兵游勇,來村裡後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由於幾個人手上有槍,村民們也不敢對他們怎麼樣。後來有人想出了個辦法,偷偷地把他們的行蹤告訴了日本人,於是日本人就來圍剿他們。

這幾個人也不是故意把日本人往絕路上引,而是有村民故意告訴他們這條絕路是一條逃跑的好路徑。結果幾個人真的上當了。

5個人中有三個是當場被打死的,後來清理戰場把屍體丟下了懸崖。另兩個當場被活捉,只是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又從日本人手上逃了出來,從此就有了“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新唐人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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