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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從新快報事件看索多瑪之城的法治之路

所謂〝扒糞運動〞,發端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當時美國一批記者致力於追蹤黑幕,揭發醜聞,讓時任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很不爽。在一次演講中,羅斯福把這批記者比作英國作家約翰.班揚筆下的一個反派人物:他從不仰望天空,只手拿糞耙埋頭打掃地上的穢物。

羅斯福對扒糞運動不爽很正常。沒誰願意自己的每個毛孔都被人曝光,幹啥都束手束腳。中國如此,美國也一樣。區別不在於個人感受,在於整個體制的應對。美國的體制顯然很〝無能〞,無論羅斯福怎樣不爽,都不能調動〝國家隊〞展開有效反擊,所以他的毒舌毫無殺傷性。記者們非但不怕,反而引以為樂,欣然接受了〝扒糞者〞這個稱號,併流傳到今天。

當下中國也有扒糞運動,但中國的扒糞運動不會如此幸運。最新也最生動的個案,就是《新快報》事件。記者陳永洲在他供職的《新快報》上連續發表對上市公司中聯重科的〝負面報導〞,而遭長沙警方跨省追捕,先抓後審,再〝押上〞央視向全國人民自證其罪,隨即全國記協譴責,《新快報》道歉。陳永洲和《新快報》,反而自己被扒成了糞。

這可能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不僅是財經類媒體的轉捩點,更是整個輿論監督即扒糞運動的轉捩點。市場化媒體開創了中國的扒糞時代,領軍的是《南方周末》。2002年南周張君案報導,徹底激怒〝各路諸侯〞,他們聯名上書要求對南周嚴加管束,便有了當年南周的改組。這不只是南周之挫,更是扒糞運動尤其調查報導之挫。各路諸侯至此終於可以鬆口氣。

但是他們的好日子並不長,因為互聯網的勢頭很快蓋過傳統媒體。尤其微博的興起,更把扒糞運動升級為一場空前規模的人民戰爭。先是網路舉報,隨後傳統媒體跟進,導致〝表叔〞、〝房叔〞紛紛落網。官場人人自危。最經典的例子,是李克強到蘆山察看災情,陪同的縣官怕被媒體聚焦,悄悄把名表先摘下來藏進褲袋,但表在手腕上留下的白色印記仍逃不過線民的眼睛,結果引來更多笑罵。憤怒在官場洶湧,反彈的能量在官場聚積,扒糞運動的一場新劫難已是在所難免。

〝凈網行動〞火山般爆發,也就完全符合邏輯了。什麼意識形態,什麼搶佔高地,統統藉口而已,各路諸侯的腦仁中哪有意識形態的位置,早被利益給塞滿了。所謂〝凈網行動〞,說白了無非是反擊扒糞的還鄉團大掃蕩。新賬舊賬一起算,大V小V同時抓。網路輿論尤其微博一落千丈,原來高潮迭起的網路舉報,更是風流雲散,大勢遽然逆轉。

這根本是一場叢林戰爭,而且是狼對羊的戰爭。可能連各路諸侯自己也清楚這點,所以一方面贏了,一方面贏得特別心虛,生怕人心不服。而只要人心不服,就顯然治標不治本。

就在這當口,來了《新快報》事件,給新階段的反扒糞運動客觀上提供了契機。

新階段的反扒糞運動,最大升級是對扒糞運動的污名化。扒糞運動的最大力量來自它的道德形象,即它代表社會良心,目的是社會正義,因而天然佔據道德高地。對扒糞運動釜底抽薪,就必須徹底消解扒糞的道德形象;以其道還治其身,以扒糞對付扒糞。這並非不可行,因為索多瑪之城,能有幾個義人?本來中國的腐敗,很大程度上是全民腐敗,幾乎所有行業,包括歷史上形象最好、最受尊重的醫生、教師等行業,都整個淪陷了。傳統媒體尤其遊走於灰色地帶的財經媒體,怎麼可能例外?要反過來扒他們的糞,能有多大難度?

這招數,其實〝圍剿〞薛蠻子時已經初露鋒芒。《新快報》事件中官產警媒一條龍,組成污名化扒糞者的神聖同盟,共同發力一氣呵成,迫使扒糞者按下自毀按鈕。這甚至比薄熙來的黑打都更黑,畢竟薄熙來還要〝公檢法聯合辦案〞,而這次電視播報即可,連法院和檢察院都統統靠邊站了。無怪乎有網友嘲笑說,中央電視台該改名〝中央電視法院〞了。

對這奧秘,《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最早說破。薛蠻子事件之初他就斷言:〝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過抓嫖娼‘整’薛蠻子。〞他據此警告批評者:〝自己的屁股一定要乾淨。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會搞砸。〞一語成讖。隨着《新快報》事件的〝一錘定音〞,污名化扒糞媒體的黑打戰略正式啟動。你敢扒官場的糞,官場就可能扒你的糞,把你弄到跟他們一樣臟。除非你是聖人經得起扒。

這就是當下中國扒糞運動的現實困境。肉食者集體抱團,開動整個暴力機器反制民間,跟民間鬥狠,跟民間比爛:我爛你也爛,彼此彼此,哪有什麼正義。扒糞運動被攪成了一場泥潭混戰,扒糞運動的正義性被消解,也就很難指望社會的信任和支援,不僅很多本來滿懷期待的民眾會失望地紛紛走開,有話語權的精英也往往閃避,生怕連累了自己的羽毛。譬如《新快報》事件,央視新聞播出陳永洲認罪的節目後,馬上就有人慶幸自己沒有聲援《新快報》而自居英明。

自己不是完人但要求扒糞者是完人,自己不英勇但要求扒糞者英勇,這是庸眾的普遍心態,肉食者製造的泥潭混戰因而確實有市場。中國的扒糞運動尤其傳統媒體的扒糞運動,已經走過了它的牧歌時代,不再那麼理想單純不再那麼羅曼蒂克。肉食者更專業更精準的狙擊,公眾的狐疑,自己陣營的魚龍混雜,所有這些問題都集中爆發並且彼此糾纏。那麼出路安在?

惟一的出路,只在程式正義。如果對所有當事方都信不過,這懷疑精神並不為錯,因為現實之詭異確實超出常理。但這不等於可以放棄一切信任,放棄扒糞,因為這正中肉食者的下懷。如果不信任所有當事方,請相信法治;如果不願為所有當事方背書,請監督執法者為法律背書。當所有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就只剩下程式,那麼請用程式制約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權力的人。

其實,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法治,是單單靠道德理想、靠聖人建立起來的,都是滿懷私心的各色人等,窮盡叢林之戰之後,為了避免同歸於盡,為了共存,不得已達成的妥協,不得已選擇了程式正義即法治。法治原本就不是主要起源於高尚,而主要起源於晦暗難明的利益博弈。所以,肉食者用扒糞對付扒糞,把扒糞者弄到跟自己一樣臟,把世上所有的高尚、所有的道德理想都塗黑,又有什麼意義?這難道不是更證明程式正義即法治之刻不容緩嗎?不是更證明人治之倒行逆施嗎?

所以,我們原本無須相信任何人,我們最該做的,就是堅定不移地呼喚程式正義,呼喚法治,在每個公共事件上,在每個公共事件的每個細節上。

回頭再說《新快報》事件,是的,這中間可能沒有一個義人,可能都惡。但縱然如此,仍不能一鍋煮,仍有小惡大惡之分。最大的惡,就是能夠不擇手段用違法方式對付所有小惡的惡,即公權力之惡。我們不是上帝,不可能同時向所有的惡開戰,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集中力量狙擊大惡,因為大惡才是對所有人、對公共安全最大的威脅。我們無須聲援《新快報》,但我們必須在法律上死磕,必須用程式正義檢驗執法者的每個執法細節。這不是為了陳永洲,不是為了《新快報》,這隻為了法治的尊嚴,每個人的尊嚴,歸根到底為了我們自己的尊嚴。

沒有幾個義人的索多瑪之城,不會有多少真正的義戰,更多是惡惡相磨。但縱然是惡惡相磨,也並非沒有公共意義。從惡惡相磨中精確地把握義的機遇,從惡惡相磨中拓展義的空間,通過惡惡相磨不斷地趨近義即趨近法治,這可能是索多瑪之城通向法治的不二法門。

這就要求我們多一些雅量和容忍,而不能過於優雅、不能那麼純而又純、不能那麼道德完美一味苛責小惡。總而言之,不能因為是惡惡相磨就都走開。因為惡惡相磨走開,因為小惡原諒大惡,甚至為大惡不擇手段地對付小惡而歡呼,你就等着自己淪為口魚的那一天吧──你也不是義人,你也不會沒有一點小惡,選擇性對付小惡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為你準備。不要等到真到了那一天,才來說後悔。

(網路轉載)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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