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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策劃文革的軌跡

——無文化工農憑啥成為高層領導(1963-1966)(組圖)

張瑞芳扮演的李雙雙

1963年/文藝

這一年,電影《李雙雙》火了,得了第二屆中國電影百花獎的最佳影片獎。其實在那年頭,只要是公開發表的文藝作品,八成都能火,作者、演員五六的也都能很快出名。因為文藝媒體很少,能夠符合黨的文藝方針、文藝標準、文藝趣味且能獲准公開發表的作品也很少。那時的文藝人之所以很看重發表,原由多半如此。媒體皆控制在官方手裡(其實如今也一樣/只不過網絡的出現,徹底打破了官方壟斷言路的獨霸局面),文藝人只有官方的出口,所以,報刊雜誌廣播電台之類的編輯工作,也牛逼大了,他們手握言路的生殺大權嘛!當然,真正的生殺大權幷不在編輯手裡,而在行政官員手裡,他們儘管不懂文藝,卻明白政治風向。而文藝是不能隨便亂寫亂說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只是個幌子,為政治服務才是根本。

5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在北京舉行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的第二次擴大會議,特彆強調“要真實地表現新的人民的時代/關鍵在於文藝工作者和廣大勞動人民相結合/和工農兵相結合/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就是黨對文藝工作的堅定不移的政策/它的前提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它的目標是通過競賽和鬥爭/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藝”云云。這話表面一聽,似乎沒啥毛病,但仔細一想,問題就來了。因為文藝這東西,幷非命題作文,而是自由創作,用不着別人領導或指引方向。與工農兵結合也好,不結合也罷,關鍵不是在於你創作的東西究竟有沒有人欣賞嘛。倘無人欣賞,那是自己沒本事,作者也不會怪別人乃至國家。換言之,我寫成寫不成、寫好寫壞,你管得着嘛!我不用你告訴我跟誰結合,也不用你告訴我“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是黨對文藝工作堅定不移的政策。若真要文藝百花齊放,就該撒手閉眼,各種花才能開出來。況且,官方所說的百花齊放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所謂的“百花”,也就只能是牡丹花里的一些小變種而已了。可是,文藝憑什麼只為工農兵服務?憑什麼只為社會主義服務?還是那句話我願意給誰看就給誰看,你不愛看,可以閉眼嘛!

事實是,人家不僅不閉眼,還要時刻睜大了眼睛盯着你,不讓你隨便服務。只要跑出了工農兵或社會主義這個圈兒,就捏死你。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的一個內部刊物上批示說“彭真劉仁同志,此件可以看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云云,你看,毛所謂“死人”的意思就是抱怨文藝行政管理部門有撒手閉眼、不管不問的現象,所以他不滿意,怕文藝人的創作沒按照他指出的方向走。是啊,文藝倘皆按毛主席所指的方向、只朝東邊走,那還叫百花齊放么?這不是睜眼說瞎話么!但當年的文藝人就是那麼傻,誤以為工農兵不就已是好幾種了嘛,再加上社會主義的各行各業,多豐富啊,花色品種簡直海了去了……但等你一創作出來,可就傻眼了;倘再挨批挨斗,就更懵了。

所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好,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也罷,只要是帶着前提的,就皆屬“偽命題”。我可以進一步說只要中國“中宣部/文化部/文聯及各協會”之類的文藝行政管理機構存在一天,就不會兌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全是騙人的!我的話說完了。

1964年/二子

1964年2月,中央號召全國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工業之所以要學大慶,是因大慶油田自1960年開採三年來,已生產原油1000多萬噸,且吃苦耐勞,是一個“多/快/好/省”的學習典型。農業之所以要學大寨,是因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能在貧瘠的荒山上開闢梯田,不要國家一粒糧,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學習典型。在樹立了這兩個典型的同時,也樹立起兩個典型人物,一是大慶油田的鑽井隊長王進喜,一是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

王、陳二人那幾年也屢次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幷由工農業一線基層單位的積極分子迅速跳級升遷,至1968年時,王進喜已官至大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副市級),次年便成為中央委員,且進入主席團成員。而陳永貴早在1967年便升任為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副省級),1969年同樣成為中央委員,1971年轉任山西省委副書記,1973年則直線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則乾脆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王進喜倘若不是在1970年病逝的話,也一定會在1975年榮升國務院副總理的……

問題是,在一線基層工作中表現出色的人,未必就具有成為國家領導人的水平與能力。如此淺顯的道理,難道毛澤東及其執政黨不明白么?不是的,他們明白極了。之所以將這些無甚文化學養的工農提上來,一是頭腦簡單、聽話,在權力上構不成威脅,也識不破高層政客們的花花腸子;二是知恩必報,表面上也能讓窮苦人感受到黨和毛主席對工農大眾的深厚恩情,更加心甘情願地做奴才(謝主隆恩啊);三是即使在中央或國務院給他們一官半職的,在重大或關鍵問題上,他們其實也無權,也說了不算,整個一群木偶般的傀儡,小線兒永遠攥在極權者手裡。

選拔國家高層管理者或領導人,竟然是以在一線基層單位“體力勞動”的表現優劣為標準,而非治國才幹或管理才能,中國執政黨的這一做法堪稱舉世罕見,簡直就是拿管理國家當兒戲。況且,從中央到省市乃至區縣各級的官員,自1949年以來的六十年間,也皆是自上而下“指定”的,如此一群幷非是由國民信任與認可的人,始終在管理着這個國家與國民,包括國防軍事、外交援助、城市規劃、基礎建設等等。這些直接關乎民眾或納稅人利益的重大權力,誰賦予他們了?他們憑什麼拿着國民乃至納稅人的血汗錢自作主張?憑什麼想援助朝鮮100億美元就援助贈送了?憑什麼想把城市弄成什麼樣就弄成什麼樣?這林林總總的權力數不勝數,哪一個是國民賦予的?

1965年/海瑞

1965年末,上海《文匯報》對明史專家吳晗創作於1960年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可謂是點燃“文革”的導火索。這部歷史劇的寫作初衷,其實是為配合毛澤東在1959年曾針對一些人不敢給黨和中央高層提意見、不敢講真話、且提出要學習明代官員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而創作出來的。1959年的歷史情境正值“反右”運動如火如荼,而“反右”之前是“鳴放”,正因在“鳴放”階段各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響應毛澤東給黨和各級領導幹部提意見的號召、提完了意見就被全被打成右派的教訓,所以就沒人敢說話了。

吳晗配合政治宣傳,寫了《海瑞罷官》,1961年元月在北京首演,大獲成功,頗受觀眾好評,也得到了毛澤東的嘉許。但到了1965年,情形就不同了,主要是因1958年就被毛澤東罷了官的彭德懷,又三番五次地上書申訴,引起毛的反感。其實早在1962年,江青就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主要是因在一次飯桌上,毛與吳晗談歷史,江青插嘴,被吳晗指出有說的不對的地方。後來,毛澤東似乎也意識到這部歷史劇雖然可鼓動某些人繼續提意見、以便達到“引蛇出洞”的目的,但同時似乎也順便歌頌了因直言批評“大躍進”而被他罷了官的彭德懷。而1965年當姚文元寫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大批判文章幷發表於11月10日的《文匯報》上後,毛似乎忘記了幾年前他曾嘉許過的這部戲,來了個180度大掉頭,對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又大加讚揚,幷指示各大報紙一是要轉載此文,二是要出單行本,三是要和彭德懷聯繫起來。

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鄧拓,因拒絕轉載《文匯報》的批判文章,遂被免職。此後《人民日報》雖不得不轉載此文,但加上了“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編者按。1966年初,伴隨北京幾大報紙的批判文章,迅速引發了全國各媒體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高潮。吳晗自然也難逃被批鬥的厄運,幷被關入監獄。1969年10月11日,他在獄中吐血自殺。其妻袁震被折磨至死。養女吳小彥亦因精神錯亂而自殺於精神病院。

1966年/文革

1966年8月18日北師大附中學生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標

1966年元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成員為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

2月3日,五人小組就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問題,擬定了一份《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主要強調文藝批評“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其目的就是防止將文藝批評衍生擴大為政治運動。中央批轉了這個提綱。

然而3月底,毛澤東在杭州與康生、江青、張春橋的談話中,卻嚴厲批評了《二月提綱》,說這份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北京市和中宣部皆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中宣部扣壓左派稿件,是閻王殿。如果再包庇壞人,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就得解散,五人小組也得解散。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與此同時,毛還點名批評吳晗、廖沫沙、鄧拓寫的《三家村夜話》以及鄧拓的《燕山夜話》,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這裡有一個插曲,就是毛澤東在杭州的若干次談話,被整理出一份紀要交給時任毛澤東貼身秘書的田家英手上時,田家英覺得有些話是毛澤東隨意說的,尤其是關於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部分內容,不便公開出去,便自作主張刪減了一些。此事被江青抓住後大做文章,指責田家英是“篡改毛主席著作”。5月22日,田家英突然接到令他停職反省、交出全部文件以及讓他全家搬離[中南海]的通知。次日,田家英便死於[中南海],結論是自殺,但也有人懷疑他殺。

5月16日,中央向全國發佈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其內容,一是決定撤消“文革五人領導小組”,彭真、陸定一等被撤職;二是批判《二月提綱》,且列舉了十條錯誤,幷定性為違反毛路線,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三是重新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康生任顧問,陳伯達任組長,副組長為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此通知一發,北京首先就亂了,文藝界開始大批“三家村”,5月18日,鄧拓自殺。

5月25日,署名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聶元梓等七人,率先在校園飯廳東牆上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以嚴厲逼人的語句,對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三人進行批判,大字報稱“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云云。這張大字報由康生全文抄送給了正在杭州的毛澤東。6月1日,毛批示說“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5月29日,清華附中學生卜大華等十多人決定以後他們所寫的大字報,均以“紅衛兵”署名。於是,“紅衛兵”這個名稱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學校傳開。

8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稱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且毛所說的“司令部”其實正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幷指責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阻礙了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毛借文化革命要打倒劉少奇,主要是因自57年反右、58年大躍進、60年饑荒以來,毛的治國方略屢屢失敗,不得人心,而劉少奇在那幾次運動中一直屬於不斷的“糾錯者”,故在中央及地方,其威信與地位迅速上升。

8月18日,伴隨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文革終於轟然爆發。那天,有數萬名紅衛兵以及100萬北京各界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東北局書記宋任窮之女時為“北師大附中”學生的宋彬彬,作為紅衛兵代表,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袖標。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答:宋彬彬。毛又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她說是。毛說:“要武嘛”。據說宋彬彬此後曾一度改名為“宋要武”。毛的這句話,其實也直接煽動了文革“武鬥”在全國的全面開始。而此後的8月22日,[公安部]也配合紅衛兵造反,發出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規定強調“不準以任何理由出動警察鎮壓學生,不準開槍,空槍威嚇也不行,除殺人放火投毒者外,運動中一律不準捕人,警察一律不得進入校園,遇有打架行為,警察可以勸解,若革命學生揍了警察,則堅決不準還手”云云。這個規定直接導致警察對紅衛兵以及學生的一切暴力行為從此開始袖手旁觀。8月23日,著名作家老舍便是在被造反派與紅衛兵加以暴力凌辱後,投太平湖自殺的。9月3日,翻譯家傅雷及夫人亦在上海被暴力揪斗後,因不堪凌辱而雙雙自殺……

11月25日,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震天動地,毛在寒風中堅持了4個小時。次日下午,毛澤東在林彪的陪同下,乘敞蓬汽車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廣場紅浪翻騰,兩天來人數高達250萬,領袖崇拜終於登峰造極。12月25日,[清華大學]造反派頭目蒯大富率5000多名師生到天安門廣場召開誓師大會,第一次公開點名提出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

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名譽教授S.施拉姆,他在總結“文革”及毛澤東時說“使共產黨的合法性產生疑問的正是毛,發動各種社會力量削弱他自己政權的也是毛,為人們的抗議和不滿提供了政治意識形態詞彙的仍是毛,這個曾經發動革命反抗舊政權的人,現在又發動革命來對抗自己親手締造的新政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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