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他們的愛情萌芽於1947年的杭州，那時他在《東南日報》工作，因主編幽默副刊而與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認識。杜家父親在上海行醫，母親喜歡清靜，用八根金條在杭州買了所庭院大宅，平時與女兒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則跟着父親在上海上學，假期才來杭州。
一天，他編的《咪咪博士答客問》欄目有這樣一個問題：「買鴨子時需要什麼特徵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頸部堅挺結實表示鮮活，羽毛豐盛濃厚，必定肥瘦均勻。」少年杜冶秋不以為然，寫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說抬槓)：「咪咪博士先生，你說鴨子的羽毛一定要濃密才好吃，那麼請問：南京板鴨一根毛都沒有，怎麼竟那麼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閣下所言甚是，想來一定是個非常有趣的孩子，頗想能得見一面，親談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歡迎光臨。」
金庸在一個星期天下午登門拜訪，邂逅了十七歲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門，送去幾張戲票，盛情邀請杜家一起去眾安橋的東南日報社樓上觀賞郭沫若編劇的《孔雀膽》。之後杜冶秋和父親回上海去了，他卻成了杜家常客，與情竇初開的杜小姐雙雙墜入愛河。
1948年3月，《大公報》要派他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樂意，寫信到杭州，徵求杜冶芬的意見，她的答覆是短期可以，時間長了不肯，所以報館高層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兩次杭州。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飛機。臨別前交代他一句話：「我們每人每天做禱告一次，不要忘了說，但願你早日回到上海。」
據說，當年10月他們在上海舉辦了婚禮，許君遠是證婚人。
杜冶芬隨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報》、《新晚報》時的老同事、上司羅孚記得，他們那時住在摩里臣山道，附近不遠就是杜老誌道和杜老志舞廳，所以有人就開玩笑給這位杜姑娘起了個外號，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歡」的筆名寫影評、編劇本，這個筆名的來歷，他本人沒有作過任何說明。杜冶秋說，「林」是因為他們夫婦兩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個「木」字，雙「木」成「林」，而「歡」是他們當時男歡女愛、生活幸福的寫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幾年，他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她，她一個人在家寂寞無聊，生活過得不愉快。最後她獨自回了大陸，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羅孚說她在長城電影公司擔任過場記，後來不知怎麼，兩人分了手。她一個人回杭州去了。金庸在《大公報》的其他同事說，「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粵語，在香港感到生活苦悶，加上當時查良鏞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況下，離開查良鏞。」74歲時回憶這段不愉快的婚姻，金庸依然眼含淚光地說：「是她背叛了我。」
金庸自認是個感情重於理性的人，他對記者說：「我是離過婚。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她很愛我，我很愛她。但事後離了婚，你問我後悔不後悔，我說不後悔。因為在當時條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後變故，大家沒辦法知道。」
他們沒有子女。杜冶秋回憶：「有些報紙說查、杜分離是因為查欲求職『外交官』遭妻子反對，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實際上是無稽之談。」他認為：「後來離婚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愛尚且存在不足』」。
朱玫與他患難與共，成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記者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聞記者出身，美麗能幹，懂英語，比他年輕11歲。他們相戀時，他還在《大公報》。當時的同事高學逵的小孩子高潔還是個小學生，一次報館同仁郊遊沙田「麗園」，目睹這位「查叔叔」帶了一位文靜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橋畔，相依相偎。我們還是頭一次見識什麼叫熱戀呢。」
他們的大兒子查傳俠出生之後，也正是《明報》草創之際，備嘗艱辛，朱玫與他患難與共，成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記者。那確實是一段令人難忘的相濡以沫的歷史。《明報月刊》初創時期，他全力以赴，日夜忙個不停，那時他們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顧孩子，每天還要給他送飯。
1968年的《明報》編輯會議記錄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時稱「查社長夫婦」，有時「查社長、查太」。《華人夜報》創刊，她擔任社長，之後還是《明報晚報》的採訪主任。
1976年1月《明報月刊》十周年，金庸寫下《「明月」十年共此時》，回憶「明月」初創，「我妻朱玫每天從九龍家裏煮了飯，送到香港來給我吃。」筆下充滿溫情。此時，《明報》已穩居香港大報地位，《明報》王國頗具規模，他們的婚姻卻出現了裂痕，最終走向離婚。朱玫很能幹，對工作很認真，甚至有點固執，兩人時常因為工作大吵，或許傷了查的自尊心，於是出現了婚外情。
當時《明報》的社址，是設在北角英皇道。金庸在報館做得累了，就常去附近的一間餐廳飲杯咖啡，提一提神，鬆弛一下筋骨。這間餐廳就在北角麗池附近，金庸每日都會「到此一游」，是餐廳的熟客兼老主顧。
一日，金庸又去這間餐廳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輕貌美的女侍應趨前，問他是不是金庸，他說是，大家就閒聊了數句。結賬時，金庸額外給這位女侍應十元小費。這位女侍受寵若驚，因為當時物價，十元是一個不小數目，女侍應立即截住金庸，要將十元還給他。
女侍應說，金庸是文人，靠寫稿為生，賺錢是相當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費，她一定不會要。金庸聽罷，滿心歡喜，因為想不到這位女侍應年紀輕輕，卻說出這番話來。之後他們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這十元小費，影響力這麼驚人，不但締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緣、另一段婚姻，亦改變了金庸與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據聞金庸與這位女侍應，感情發展一日千里，其後更在跑馬地共築「愛巢」。
朱玫最初還蒙在鼓裏，後來卻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發現丈夫有外遇。金庸習慣每晚返《明報》寫社評，但有段時間卻甚少出現報館。只是叫一位後生，將他寫好的稿送去《明報》編輯部。
朱玫發現此事，就追問這位後生去哪裏取稿。後生見無法隱瞞，便和盤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馬地取稿。於是朱玫叫這名後生帶她去跑馬地，終於發現了這個「秘密」。
林樂怡最喜歡《白馬嘯西風》，「因為她覺得很傷感」
有傳說指是金庸主動提出離婚，但朱玫也提出兩大離婚條件，才肯答應跟金庸離婚：一是金庸付一筆錢作為補償;二是該女侍應要去扎輸卵管，才可與金庸結婚。
朱玫要這位女侍應扎輸卵管，是為她的孩子着想。因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數名子女，若女侍應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會被忽視，所以金庸與女侍應，一定不能有孩子。
據說金庸答應了這兩個條件，之後便與朱玫正式離婚。
老同事羅孚說，「朱玫協助他創業，盡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幹，幫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麼回事，我們就不是很清楚。」「他與朱玫離婚，得不到好朋友們的諒解。」
朱玫在孤獨和淒涼中度過後半生，有時會到英國去住，據說那裏有她的親戚。1995年前後有人看見她在港島銅鑼灣的街邊賣手袋。有人告訴金庸，他表示不至於。他說，「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幫助她，她拒絕，她不願意見我。我叫兒子去照顧她，她也不願意見到，她情願獨立。」
1998年11月8日，她因肺癆菌擴散病故於香港灣仔律敦治醫院，享年六十三歲，身後還有相當多的財產留給了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證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兒女，竟然是醫院的員工。晚境之淒涼令人唏噓，與金庸晚年的風光更是構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金庸臉帶愧色地說：「我對不起朱玫……」他對央視主持人白岩松說過：「我作為丈夫並不很成功，因為我離過婚，跟我離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裏感覺對不起她，她現在過世了，我很難過。」
能與億萬富豪金庸白頭偕老的女子叫林樂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現任妻子。她認識金庸時才十六歲，比金庸小二十多歲。(B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