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八大以至如今，從政法委被降格，組織政法系統人員集體進京學習，各級公安與政法委一把手分治，再到李春城落馬以來引起的四川官商兩界持續動盪，政法委系統內接受調查者數量、職位不斷提升，並逐漸引向前政法委最高層。中共高層整肅被稱為「獨立王國」的政法系統、問罪懲治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跡象和信號日益明確。
分析人士認為，在反腐整風運動難以為繼，中央權威持續受到民間社會尤其是體制內不同程度質疑和挑戰而危機日重的情勢下，中共中央及時以此為契機，打掉這隻早已引起體制內外人心背離和民怨沸騰的「攔路虎」，既可重樹中央權威，接力反腐整風，又可消解民間對中共政權的不滿和對立態勢，而且也是建設法治中國和重塑中共執政合法性和公信力的重要助力和必備條件。因此，習近平在上任元年能否以雷霆萬鈞之勢拿下這隻前進道路上的「攔路虎」，將是觀察其能否強勢啟動未來「中國夢」征程的重要標誌。
政法系統幾成「獨立王國」
據悉，周永康正式進入中共中央及海內外視野，是在由江澤民時期向胡錦濤時期的過渡期間。周永康甫一進入中央，便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隨即又進入時任政治局常委羅干麾下擔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並取代賈春旺擔任公安部部長一職。由此，周永康啟動了自己在政法系統長達10年的經營。5年後，周永康得以承襲羅干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書記兩職，在掌握警察體系的同時又獲得了對武警部隊的掌控。至此，周永康以常委身份掌管中國公、檢、法、國安和武警系統，在「入局不死，入常無罪」的中共黨內潛規則下，成為位居中國政治高層的真正實權人物。
在2007年至2012年5年中，周永康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政法委一把手，獲得了對政法系統、國安系統、武警系統的掌控權力，這標誌着周永康已經負責起對整個國家，以及中共中央從集體到個人的近乎全方位的包括人身與生活等方面的安全工作。周永康手握這一「國之重器」，本應以謹慎戒懼的心態為民為國為黨分憂，但是他卻將其視為爭權謀私的工具，對外強硬維穩、迫害民眾，對內排斥異己、爭權奪利，甚至攜權自重，將政法系統打造成其個人地盤，儼然在中國政治權力格局中形成了以周永康為核心的「山頭」，其本人亦獲得了「政法王」的稱號。
有觀察人士稱，在周永康獨掌公檢法與武警後，得以憑藉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持續大幅增加政法系統維穩經費。有報道稱，中國的維穩經費預算一度高達每年7,000億元人民幣(約合1,143.1億美元)。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官方公佈的軍費開支。而周永康及政法系統大小頭目，不僅藉此中飽私囊，而且趁機擴充實力，豢養起一隻專吃「維穩飯」的大軍，遍佈全國，其勢驚人。
同一時期，各地各級公安部門一把手兼任政法委一把手的趨勢明顯加強。同時在維穩的名義下，管轄警察、武警和國家安全機構官員的政法委，權力越來越大。在地方，各級政法委系統越來越多地直接干預正常司法工作，甚至將公檢法系統作為打擊異己的政治工具，肆意逮捕體制內人士和社會民眾，而且在各類社會事件和問題中往往獲得了不合其本分的發言權。
而在中央，周永康也因為對「文」方面的法律和公檢法，「武」方面警察、武警及國家安全部門的控制，而在9人政治局常委中成為一方排斥中央卻不容輕視的勢力。
有消息甚至稱，周永康在政治局常委中與胡錦濤等方面曾不止一次產生某種程度的不配合甚至是牴牾。這其實並非不可能。當年僅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便可以監聽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熱線，而掌握國安、情報等部門的政法委書記則更有條件做出類似以下犯上的行為。此外，在「薄熙來事件」發生後的2012年3月7日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投票表決對薄熙來的免職決定，周永康投了反對票，成為9大常委中的不和諧音，事後更是將中央的處理意見私下通知薄熙來，嚴重違背了中共中央的組織紀律和保密法規。其二心已然十分明顯。
中共一向有維護中央集中統一的政治傳統，而周永康之所以能夠做出此類舉動，更合理的解釋便是其本人已經具有了某種程度上與中央集體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而這一力量來源便是其手中對政法系統公、檢、法、武警、國安、情報諸多等部門強有力的集權和掌控。而周永康手掌「國之重器」，一旦存有異心，極有可能對中共造成相當大的殺傷力。
在薄熙來被解除重慶公職數日後的3月19日，曾有「北京放槍」傳聞，有分析認為，並不排除此事系與薄熙來交好的周永康政法系統所為的可能。而在此次薄熙來即將於濟南受審的當口，當地派遣武裝野戰部隊巡邏戒備的做法也可能是出於防止類似事件重現的考慮。
「攔路虎」周永康被指禍黨殃民
分析人士認為，周永康控制下的政法系統「獨立王國」日漸成型，不僅向外界釋放出了中共中央分裂的信號，造成中央權威受損，而且導致政治力量消耗，使得政治效率明顯降低。周永康在政法委的這10年，往往被外界視為貽誤改革時機的10年，而與此同時，社會和政治問題日漸增多、增大，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籬和改革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周永康本人推行的強硬維穩策略，成為社會問題和群體性事件的催化劑，加劇了官民矛盾和對抗，透支了中共執政合法性和公信力，也因此動搖了中共的執政根基。
在周永康擔任政法委書記期間，公安系統下的勞教制度大規模建立和投入使用。根據這一制度，公安機關可以不經任何司法程序認定，便可將任何普通民眾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4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而在現實運作中，勞教時間往往更長，而且往往充斥着各類人身迫害的行為，任建宇勞教案、一元勞教案、唐慧勞教案等一系列惡性案件相繼被公開。不僅如此，政法委系統還以打擊異見分子之名，行集權與謀取私利之實。
同樣在此期間，薄熙來與王立軍在重慶「唱紅打黑」，更是將打黑變成了「黑打」，公安機關與警察的權力被擴充和強化，檢察機關與法院卻被形式化，不但對大量民營企業家及普通民眾造成了人身傷害，而且還達到了貪受其家財的目的。對此，周永康主持下的政法系統顯然難辭其咎。
因此，政法王周永康的「獨立王國」不僅在中共中央層面，在中共體制內外都陷入了近於萬夫所指的境地。據調查顯示，在周永康任期內，民眾抗爭事件不減反增，而且是勐增，從每年幾萬起發展到每年幾十萬起。而且西藏地區的動盪亦呈現明顯加劇的事態，正是在周永康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之後，尤其是在西藏大增維穩費之後。除民間呈井噴式的群體性事件直接挑戰政法委長期奉行的維穩策略，在2011年2月，中國多地更是爆發了「茉莉花革命」，並得到了為數眾多群眾的現場聲援。
其實，在中共體制內也不乏反對的聲音，在羅干之前的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喬石，曾寫信給胡錦濤和習近平痛批政法委與周永康，並要求約束其權力。而在2012年5月，雲南省16名老黨員亦聯名致書中央，要求免去周永康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書記兩職，並交由中紀委查處。《炎黃春秋》雜誌在中共十八大前更是提出廢除政法委制度。
而在中共十八大後，以前四川省委書記李春城為開端，包括四川政商兩界，以及政法委系統內大量官員相繼被調查，其職位逐漸被引向中央政法委高層。時至今日，周永康三大親信李春城、湖北政法委書記吳永文與前四川省副省長郭永祥已經被剪除，近日又有消息稱，替周永康家族管家的吳兵被捕。種種跡象表明，中共中央包括胡錦濤與習近平兩屆領導集體可能已經達成共識，即通過由外及內、循序漸進的方式問罪和懲治這位其罪難赦的昔日「政法王」。
事實上，在十八大後，經過將政法委降格、組織全國範圍內3,300餘地方政法委書記進京實施「規模空前」的集訓、實行公安與政法委一把手分治等一系列運作，當前已經基本做足了拿下周永康的各方面準備。王立軍、劉志軍、薄熙來都可以被認為胡錦濤任期內被拿下的「老虎」，而在中央權威與執政公信力長期不振、反腐整風運動日漸乏力的背景下，習近平在上任元年能否以雷霆萬鈞之勢拿下這隻前進道路上的「攔路虎」，將是觀察其能否強勢啟動未來「中國夢」征程的關鍵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