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的末世心態
江澤民的中共這些年來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斷向人性宣戰，向人的道德底線挑戰。但無論是拚命大貪國家財產還是大肆損害人民利益的，無論是參與迫害法輪功的還是袖手旁觀的，也不管是否最後選擇了私利而衝破道德底線犯下罪的，只要還有一點點本能的人性尚存，良知上都知道這麼做是不對的，黨這樣維持政權不可能持久。正因為如此，中共毫無道德底線毀滅人性的做法使得他們本能地產生對未來的恐懼和絕望——一種行將崩潰的「末世心態」。
用罪惡把他們綁在一起
中共的倒行逆施實際上一直是與人類道德較量，與人性較量，即使它暫時佔了上風，它實際上也輸了。因為對人性的毀滅必然會導致官員的末世心態，他們對中共，對自己的胡作非為極度懷疑，時時內心恐懼，對他們迫害過，欺壓過的民眾儘量逃避。這就是為什麼那些膽敢胡作非為的官員，卻最害怕聽到揭露他們罪惡的真相。中共在此情形下只有兩個選擇，如果不改過自新，那麼就不得不以腐敗作為粘合劑共同犯罪以維持其統治。這正好印證了希特拉的說法，「能夠團結人們的有兩件東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江澤民利誘他們犯罪，用罪惡把他們綁在一起。而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的官員們在不可避免的末世心態下，加上自私，正利用手中的權力喪心病狂的作惡，加速着中共的崩潰。
中共已經走向徹底的墮落，社會道德的全面下滑和貪污腐敗的全面橫行更是讓經濟發展遭受了資源、生態、環境、社會的巨大損失。事實上，中國的櫥窗式經濟繁榮是以犧牲子孫後代的可持續性發展和生存環境為根本代價的。
中國人和西方曾寄希望新一代的領導人，認為他們有受過教育，高學歷。很可惜，他們中有一幫新興的法西斯分子，聰明，冷血，狡猾，玩命。歷史的看，智商高的約瑟夫.戈培爾博士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這些人熱衷於權術，毫無道德底線，你只要看看馬基亞維利的《君主論》在中國的出版印數，就知道了。
今天的中國，從國家到地方的政權已經全面黑社會化。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原本為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最重要助手，卻因為利益之爭而徹底反目，即為中共官場現狀的證明。王立軍之所以逃往美國領事館，是怕被滅口。
1997年春，在王立軍最吃香，最受寵，最得意的時候，他接受電視編劇周立軍的採訪。周立軍在他的《王立軍一語成讖》中這樣記載：
「1996年冬，我受公安部金盾影視文化中心委託，前往鐵嶺採訪王立軍，在那裏度過了十幾天的時間，後來又數次回訪，創作了十九集電視連續劇《鐵血警魂》並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同名長篇小說。
「他當時是全國勞動模範，全國十大傑出警察，中共『十四大』代表，鐵嶺市公安局主管刑偵的副局長，打黑英雄。『警民同心萬里行』英雄事跡報告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出發儀式，那位舉着拳頭領誓的人就是他。可謂集萬千囑目於一身，叱咤風雲，前程不可限量。
「也就是在撫順的澡堂子裏，我們二人赤條條坐在熱汽蒸騰的水池中，他說了那句一語成讖的話：『我心裏很清楚，我就是當官的嘴裏一塊口香糖，嚼得沒味兒的時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誰的鞋底子下。』我注意到，說完時，他急忙用手捧水抹臉，我知道他流淚了。接着他又說：『人們都說英雄流血不流淚，我現在是流血流汗又流淚。』」【12】
王立軍說自己，「是當官的嘴裏一塊口香糖」，周立軍說「現在我不明白，既然心裏清楚，又為什麼讓別人可勁兒嚼呢？」
周立軍的文章被新浪網刪掉，他再度撰文《我為什麼要回憶王立軍？兔死狐悲？》：
「我對『唱紅打黑』有自己的看法，也多次表明了態度（大家可以從我的微博中了解），與很多人有所不同的是，我因為與其中的主角有交情，內心的傷感尤其強烈。這樣的心情，相信每一個還把友情當作人類基本情感的人都會理解。有個成語『狡免死走狗烹』，還有個成語『兔死狐悲』，前者或許是王立軍，後者可能是我們很多人。
「了解一個人的經歷，為的是更好地觀照現實。了解王立軍的過去，更大的意義在於可以讓大家看到事件後面的悲涼。在現有體制下，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這包括那些製造不安全的人。尤其當你只是一個草根的時候，你要麼在別人的嘴裏嚼着，要麼粘在人家的鞋底子下。王立軍事件不管真假，它的意義或許要若干年以後才能完全看出來。」【13】
一位作者在他的博客中這樣寫道，「王立軍是口香糖，那我們是什麼？王立軍，一位聞名全國的『打黑英雄』、出過專著的專家教授、位列副省級的高官，居然都認為自己是『當官嘴裏嚼着的口香糖』，那全國上百萬廳局及以下官員又是什麼呢？」【14】
其實何止是王立軍這樣的投靠他人才能棲身官場的人可憐地將自己比喻成任人嚼着，任人隨時吐掉的「口香糖」，薄熙來何嘗不也是如此。當他任職商業部長訪問美國，被法輪功學員起訴並遞送訴狀後，他的一位北京大學的老同學問其何致於此，他滿臉無奈地說，還不是上面規定鎮壓法輪功嘛。
薄熙來也是江澤民的一塊「口香糖」，最近江澤民也把他唾棄。明鏡新聞網獲悉，江澤民、曾慶紅為了保住他們的地位，一致認為，「他們與胡錦濤和溫家寶在處置薄熙來問題上意見高度一致。」【15】
「消息人士告訴明鏡新聞網，周永康除了盡力保護薄熙來和王立軍外也別無選擇。薄熙來和王立軍掌握着他參與政變的全部證據：推翻習近平的計劃，以及給薄和王的收集其他最高領導人家人貪腐證據的指示。周永康要薄熙來和王立軍收集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個有決策權的、習近平、溫家寶、汪洋和賀國強這幾個政治對手的黑材料。即使是對政治同盟李長春和吳邦國也不例外。這些證據和材料的收集是通過王立軍用竊聽裝置秘密調查實施的，薄熙來聽這些錄音的時候經常表現的『很享受』。證據包括音頻錄音和視頻錄像。」【16】
在共同犯罪的活動中，人們一個接一個跌落進了無底的深淵。留給其他們的教訓是，共同犯罪本身是一個不穩定和沒有保險係數的血盆大口。如果王立軍真的相信他的心狠手辣在薄熙來面前是一個保險的話，他就不會在背後大量收集薄的材料，以防後患。如果周永康相信江澤民的鎮壓法輪功政策的話，也不用讓薄熙來和王立軍背後收集江澤民的材料。由此我們看到，共同犯罪是非常不定向的導彈，隨時可能讓其中的人，無論是主動發起者或被動參與者，得到相似的下場—死無葬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