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眾朋友，您好!這裏是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的【趙遠明訪談】節目，我是主持人靜汝。
最近中共以「擾亂公共秩序」、「尋釁滋事」罪將《紐約時報》前攝影記者杜斌秘密拘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外界普遍認為，杜斌是因為拍攝了以揭露馬三家勞教所黑幕為題材的《小鬼頭上的女人》紀錄片，和編寫《天安門屠殺》一書而遭到中共當局的報復。
本台記者就此採訪了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資深法學專家、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趙遠明先生。
趙遠明認為，杜斌被抓捕是因為杜斌的最新作品闖入了中共的最高敏感禁區。不過，杜斌被抓事件也是對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提出的「憲政夢」真假的一個考驗。下面就請本台記者對趙遠明的採訪報道。
記者：趙先生，您好!(趙遠明：你好!)您認為杜斌為什麼敢這樣做?
趙遠明：從杜斌的行為上看，實際上他是一個攝影記者。當然他以前也做過編輯工作，但是他主要是攝影記者。從杜斌這個人來看，他這個人非常有正義感，從寫《天安門大屠殺》，在以前還有一些比較好的著作文章，都是揭露中共黑暗面的，而且揭露的可以說是中國大陸敏感的或者說是禁區的這樣一些題材、內容暴露給讀者，暴露給天下。他所選的題材，他看問題的眼光，他所用的這些素材，都是他下了很大的工夫獲得的。
他現在年齡也不大，三十多歲。真正天安門六四的時候，他可能很小。但他居然有這種眼光去，有這種思路，去選擇這種題材，去研究這種題材，去收集這種素材，然後成書。因為對於他來講去了解六四，去寫六四，去收集六四，是存在一定困難的。不象我這個年齡，對於六四有親眼的目擊。這個是我親眼見到的。但是對於他來講，就感覺很遙遠。因為中國大陸是故意把六.四這些問題封鎖或淡漠，讓年輕的一代不知道六.四，起碼是不了解六.四。所以杜斌他這個年齡階段去挖掘六.四題材，我覺得他非常有正義感。
他這麼做了之後，中共對他的打壓一直就沒有停。但是這次他又選擇了法輪功這個問題和勞教所。《小鬼頭上的女人》就是寫馬三家的。搜集了很多從馬三家走出來的這些法輪功學員，還有其他不同身份的人，就是他搜集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他這些資料搜集完之後，整理出來，拍成一種紀錄片似的，以電影這種形成去揭露。這種形式又更為讀者喜聞樂見。更容易被觀眾接受。所以我覺得杜斌有很強的正義感。他所選擇的題材和發出的作品，都是社會特別敏感的，大家特別關注的，甚至是中共強力封鎖和打擊的內容。不光是文學水平，攝影水平好，而且他本身特別的正。可以說杜斌是新時代年輕人的一個代表人物。之所以敢這麼做，就是過去說記者做媒體的，要「鐵肩擔道義，妙手着文章。」這兩句話，他是當之無愧的。
記者：我看到有海外媒體報道，杜斌的作品是經歷了一段時間後才完成的，比如他對馬三家勞教所的黑幕從2004年就開始關注，而《天安門屠殺》，從搜集素材到完成也歷時8年。您認為對杜斌後來的抓捕和中共高層內鬥有關係嗎?
趙遠明：對於杜斌來講，在中共統治下，他因為出書，遭到中共的迫害。實際上對他的迫害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不同。比如他出的《天安門大屠殺》，他就不能在大陸公開發表，或者說也沒有一個出版社敢給他出這本書。他只好到香港。雖然香港回歸大陸了，但究竟政治環境比大陸還是好多了，表面上實行自治。所以他可以在香港出這本書。他的電影《小鬼頭上的女人》首映也是在香港。也就是說，他這兩個作品成功的推向社會，出版了，就是說他有比較好的跟中共鬥爭的手段。這是第一。
第二杜斌的《天安門大屠殺》、《小鬼頭上的女人》這兩個題材象天安門這個，就是說在民間，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思和呼聲一直沒有停止過，發生的當時，就是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引起了極大的震驚和憤怒。當時學生不過就是提出貪腐、廉政，在天安門靜坐。但是中共政府就容不得，連這樣的呼聲都容不得，居然開着坦克，開着機關槍，把六四運動完全給鎮壓下去。全世界西方社會當時聯合起來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
就是說從杜斌來講，他為什麼這本書和電影能夠出來呢，也跟中共現在這個高層內鬥有很深的關係。
就拿六四說，高層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只是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是平反還是不平反，是糾正還是不糾正，這個都存在着一系列的鬥爭。還有對法輪功事件，對勞教所勞教制度，一直有激烈的鬥爭。雖然習近平提出要廢除勞教制度，政法委的孟建柱也說了今年要改革勞教制度，那麼這些時間，這些提法都已經定下來了。那為什麼還有人懼怕，甚至激烈的反對。因為這個勞教制度是非常的黑暗，如果一旦你給它廢除，一旦你給它昭示天下，那麼曾經積極推行，積極實行勞教制度的這些人的醜惡面目、用心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會激起全國全世界人民的憤慨，所以說杜斌被拘捕跟中共高層是有這麼一關係。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為什麼前些日子《LENS》發表的《走出馬三家》，跟杜斌拍電影實際上是異曲同工，都是揭露馬三家，揭露邪惡的勞教制度。《走出馬三家》文章出來之後，也被中宣部劉雲山刪了幾次。江派人物在遼寧還組織了一個調查團，反而倒打一耙，說《走出馬三家》這篇文章嚴重失實如何如何。但是你看他們叫嚷叫嚷，他們沒敢把《走出馬三家》的作者給刑拘了，在法律上沒動他。
為什麼呢，他也看到，《走出馬三家》這篇文章是《LENS》發出的。《LENS》的大老闆是胡舒立，胡舒立從個人來講跟王歧山私人關係也很好。而且這篇文章之所以能登出來，也看到是有中共高層內部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江派只好恨的咬牙切齒，但又投鼠忌器，他好像有層關係網保護網似的。但杜斌呢，就缺乏這張網，而且沒有特別硬的上面的人。
而且從現在習李政權可以看到，他們的行為往往是滯後，也就是說江派開始反攻了，這邊才開始防禦。對於能夠積極替他們的政策、方針吹號打鼓的人，對於他們的人身安全沒有注重保護。象《南周》事件，可以看出這一點，習李是反應遲鈍，等於是放縱江派的胡作非為。我們可以看到，杜斌的被抓捕是跟高層鬥爭有很深的關係。
記者：另外，根據《德國之聲》的報道，中共北京警方承認杜斌案屬國保辦理的案件。
趙遠明：這個國保是公安里的一個部門。過去叫作一局，政治保衛局。但是後來政保局劃出去成立了一個國安部。大部分政保局的人都到國安部去了。但是公安里還有一些既屬於是一般刑事，但是又有政治傾向的。做為國安部來講，他們主要是反間諜啊，特務啊，對於他們認為有政治傾向的，還歸公安局管，但是公安局裏有個國保大隊，處理相應的對政治上有異見的，但是又不是說那種間諜特務的，就歸他們管了。
從國保處理杜斌案件呢，就可以看出，就是說偏重於政治案件來處理了。但是你從他們對外宣稱的兩個罪名看，實際上不屬於政治案件。比如擾亂公共秩序，當然他現在還沒有說杜斌是不是構成犯罪，就是說以這個嫌疑行為來刑拘。但是我們知道，所謂「擾亂公共秩序」是指在公共場所，嚴重擾亂公共秩序，防礙國家公務人員執法這麼一種行為。但是我想杜斌出書和電影的話，根本跟這個風馬牛不相及。
出書本身是一種文化活動，電影也是一種娛樂形式。當然題材的話，娛樂形式就是有高興的有不高興的，有喜劇就有悲劇，有歷史的有現實的，有武打的也有談情說愛的。它這個內容非常多，杜斌不過是選擇了一個勞教所里反映出來的事實。而且我想杜斌反映的還是非常基於真實的這麼一種情況，將一種事實反映出來，這怎麼跟你這個擾亂公共秩序罪能夠扯得上的。我想這個國保，起碼是個法盲，文盲我不敢說，起碼是個法盲。你對外宣稱以這個罪刑拘杜斌，你不怕人家把牙笑掉了，你懂不懂法律啊。然後又以尋畔滋事，那麼我們就要問，杜斌尋什麼畔了，滋什麼事了。杜斌無非就是以文學和藝術的創作行為嘛。你可以對他的內容，觀點，方法，手段，表現形式啊，提出異議來，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來。你這個中共自己的憲法裏都規定公民有這方面的權力。就是說，公安提出這兩個罪名對杜斌刑拘，我覺得非常可笑。就是赤裸裸的一種孤注一擲了，一點臉了不要了。純粹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誰，就是這麼一回事了。所以說我覺得中國的司法現狀，實際上是太可悲了。
記者：您認為通過對杜斌的抓捕是不是也反映出習近平掌權後要走的方向?
趙遠明：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從最近的一段時間，劉雲山對習近平的中國夢憲政夢的這種歪曲的解釋，一種要綁習近平向左轉的趨勢，已經暴露無疑了。在這裏江派、劉雲山通過對杜斌的抓捕，實際是對習近平中國夢憲政夢的的一個打擊。杜斌做的，好比說反映天安門事件，反映法輪功的文藝作品，實際上是為習近平的憲政夢搖旗吶喊，起碼就是像做生意似的，他給你打廣告，在意識形態方面先做宣傳。而且杜斌是在這麼一種社會環境中，冒着個人安危這麼一種風險把這些社會現實，社會黑暗面暴露出來。如果做為習近平來說，應該是非常的高興，你看自己的公民，居然有這麼一個高水平的人，替我在搖旗吶喊。我應該起碼是保護他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我現在黨政軍三大權握在手裏，這點小事兒做不出來?
起碼是一個考驗，你是真的憲政夢還是假的憲政夢。你習近平是真的三權在握，還是豆腐一塊。杜斌這個案子，你如果是處理不了的話，處理不好的話，那麼很多的跟杜斌有同樣觀點的人就會冷眼觀看，因為杜斌變成了一個榜樣了。所以說，從杜斌現在這個現狀看，還不能說習近平掌權要走的方向，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他這些決議和政策的出台，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方針、政策去推行它，那麼即使你再好的方針政策，你也是水中月鏡中花，因為你什麼也幹不了。連你自己的人都保護不了。就跟一個父親似的，當你自己幼小的子女受到外界危害時，你無動於衷，你甚至於不伸出援手，基於不去挺身保護他們，那麼你這個當爹的能叫當爹的嗎，你是一個懦夫啊。
所以考驗他，再放遠一點去看他如何去做。杜斌事件還有看頭，究竟這兩方在搏擊的時候，誰能取勝。我們可以說一滴水能見到太陽的光輝就在這兒。就是說杜斌這個案子，究竟看你習近平怎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