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2012年4月15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向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表明，中國大陸已成為除墨西哥以外對美輸出移民的第一大來源。而據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調查顯示，全球約有1.5億人表示想移民美國，其中中國人有2200萬，居全球之首。過去10年，當美國使領館前排起長龍的中國人掀起一波波赴美移民潮時，美國政府與輿論也時刻提醒着公眾，中國人正在美國境內及其他地區從事着與美國國家利益及國土安全緊密攸關的各類活動。
2012年4月18日，紐約曼哈頓聯邦大廈。來到美國15年的趙女士站在星條旗下向美利堅合眾國宣誓效忠，成為第416507位加入美國國籍的中國人。
同一天，35歲的中國公民李響（音譯）與33歲的妻子李春燕（音譯），因涉嫌夥同美國航空航天署（NASA）前僱員向中國非法出口限制技術，正式遭到美國國土安全部的起訴。李響已於10個月前在塞班島被美國移民與海關局（ICE）特工捕獲。「潛逃」回成都的李春燕則處在美方層層監視之下，一旦離開大陸口岸，隨時將被拘捕。
美國國土安全部2012年度報告顯示，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第三個十年中共有13331660名中國人進入美國國境。其中1549188人獲得美國綠卡（永久居留身份），746899人放棄中國國籍，加入美國國籍。此外，當106584名中國人在美國政治避難的同時，還有至少110056名中國人在全球範圍內遭到美國聯邦特工的驅逐或拘捕。
高幹子女成為調查機關首要監控對象
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來自大陸的高幹子女始終都是美國對華監控的首要對象。已解密的美國中央情報總監辦公室文件顯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裏，在美國留學、經商與探親的大陸人士中，出身於政府官員家庭的佔總人數的24％，出身於為政府服務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超過52％。
當時留學生中，有特殊背景家庭的比例超高，有其特殊歷史原因，一是高幹和高知家庭的孩子有機會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他們在留學生中佔比極高在當時實屬必然；二是當時中國初開國門，與西方彼此戒備，公派出國留學需經嚴格政審，家庭背景原因，政治上最可靠者，自然是這個群體。
留學生中這個群體的特殊背景，對美國來說，恰是用於了解和掌握尚在封閉中的中國的各種信息的重要渠道。美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全球安全與技術研究中心的一位高級研究員向《鳳凰周刊》記者透露：「由於掌握大量中國官員及其家屬在美的相關情報，美國的戰略決策層可以有針對性地制定可行的對華政策。這一群體數量之龐大，以至於聯邦外國情報監察法庭（FISC）都來不及對每一項監控行動進行授權。」
據了解，僅在1980年到1982年間就有25個秘密調查與竊聽小組分別得到來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情報總監辦公室、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國防情報局、陸軍情報安全局、海軍作戰情報中心、空軍外國技術署、國務院情報研究局等機構不同權限的臨時獨立授權，對美國境內的中國人展開技術情報收集工作。
1983年，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威廉姆·卡西與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威廉姆·韋伯斯特分別簽署命令，在各自系統內設立長期的人工情報（HUMINT）收集委員會與收集小組。這些新成立的情報機關主要負責對「共產主義國家」派駐美國及西歐地區的人員進行有組織的滲透、策反、吸收等工作。
「這些派駐人員通常以政府進修生、訪問學者、留學生、商業代表以及移民等身份進入美國。」一名CIA人工情報收集委員會的高級主管曾在當時的一份國會聽證記錄中這樣解讀說，「但他們始終是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的紅色後代』。」
據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一位內部人士介紹，在中美關係尚處於蜜月的上世紀80年代，在各種聯邦機構的監控網絡中，一些大陸官員子女通過自己在北京的關係輕而易舉便聯絡上在美國的高層。「這讓美國情報與研究機構以相對友好的方式接近不斷開放中的北京權力核心。」
據介紹，曾經有幾位前中共高官子女引起負責國防系統反諜報工作的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對解放軍高層感興趣的國防情報局（DIA）以及專注軍隊反腐工作的國防犯罪調查局(DCIS)的注意。其中一些部門經過周密研究後，一旦認為該對象具有進一步調查的價值，就會由相關臥底探員實施「誘捕」計劃。
情報機關「瞄準」中共政府官員
美國國土安全監控網絡的另一項重要任務，便是對在美國境內工作的中國大陸政府人員以及具有該背景的國際組織駐美人員進行情報收集工作。雖然上述人員均受到《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保護，享有外交豁免權，但據「維基解密」公佈的25萬份美國外交機密電文顯示，美國政府仍然對聯合國及外國政府駐美官員進行長期監控活動。
資料顯示，這些往來於美國250多個駐外使領館與國務院情報研究局的機密電報顯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國防情報局、陸軍情報與安全司令部、海軍作戰情報中心、空軍外國技術情報部、特種作戰情報司令部以及國務院情報研究局等16個國家級情報機構均參與這些監控行動。僅美國國務院就動用1.15萬名聯邦政府僱員以外交人員身份，利用各地大使館及其他駐外代表機構參與外交情報收集工作，所有行動命令由歷任國務卿簽署起效。
這些監控行動主要針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政府官員和聯合國高級官員，但也包括沙特、以色列、日本、韓國、加拿大等美國盟國涉及中國或穆斯林國家事務的政府官員。監控的任務之一便是收集外國政府官員的詳細個人信息。既包括DNA、指紋、眼球虹膜、照片與聲音等生物信息，也包括常用通訊工具以及銀行賬戶等技術情報信息，還有會議講話、決策管理特點、人事變動等戰略情報信息。有時甚至連家庭成員的活動也記錄在案。
美國國土安全部2012年度報告顯示，目前中國是各國駐美政府人員數量最多的非同盟國。在過去十年中，中共政府正式委派50779名官員及其家屬駐美工作生活、26912名大陸公民擔任國際組織駐美代表，還有86059名中國官員及其家屬在沒有正式委派的情況下過境美國。
美國政府曾斥資數億美元對前共產主義國家駐美使館實施「秘密」改造工程，用於竊聽活動。據《紐約時報》2001年3月4日報道，這些工程中還包括在駐美使館地下修建秘密地道，用於截獲使館對外通信。這些秘密地道由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家安全局共同施工建造。一些外交機構的「監聽地道」建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直到1990年代才正式投入使用。
一位前中國駐美國外交官曾透露，這在中國駐外使領館中並不鮮見。在中國駐某國使館的一次安檢中，中方人員先後在大使官邸、機要室、會議室、商務處等處發掘出不同制式的35枚竊聽器，偵測範圍覆蓋整個館區。
中國前駐英國曼徹斯特總領事王之棟曾在其回憶錄《我這個外交官》中對針對中國使館的「監聽地下室」做過詳盡描述：在對中國駐某國舊使館的翻修重建過程中，建築工人在使館主樓大廳下發掘出一個建築設計圖上不存在的「地下室」。這間地下室內，照明、供電等設備一應俱全，地下室頂部裝滿竊聽器材。一條數十米長的隧道穿過使館圍牆地基通向使館外一個「民用加工廠房」。這些隧道四壁全部填入防潮材料，在地下2米深的地道中「沒有一點潮濕的感覺」。
中方對這些竊聽裝置的排查工作十分複雜，一些駐在國的情報人員常常以外交人員服務局、建築工人、電話檢修員、水電工等身份對使館安檢工作進行干擾。中方人員在整個排查過程中進行實時錄像取證，以內參形式向本國報告。錄像與竊聽裝置等證據通過外交郵袋寄往國內保管。有時為「顧全外交大局」，其中一小部分案例與實物在對涉外人員進行保密安全教育時予以公開。
據《華盛頓時報》2006年1月12日報道，為防止情報泄露，2006年中國在駐美使館的新館建設過程中，曾租賃華盛頓地區的Days Inn Gateway酒店為中國工人提供住宿。上述外交官則稱，據當時交接人士透露，中方人員等到酒店房客與服務人員全部搬離後才入住，但一些房間仍被植入竊聽裝置。新館開工前後，中方選址人員還被不明人員跟蹤長達24小時。
同時，美國媒體也不遺餘力地將總建築面積約4萬平方米的中國大使館新館描繪為中國對美情報滲透的「前沿陣地」。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研究員科特·坎貝爾在《美國利益》發表文章稱，中國的新大使館將全力擔負起「新商業主義」尖兵的作用。「比起情報員，中國外交官更像是推銷員。過去曾藏在大使館窗簾後面的他們開始走上街頭，或會見記者，或與美國議員閒聊。」
相比之下，位於北京朝陽區安家樓路的美國駐華大使館新館動工前三年，美國政府也同中共政府簽訂協議，規定美方使館由美國工人建設。這些在中國工作超過30天的美方建築工人將被視為使館行政技術人員，享有外交豁免權。據大陸媒體披露，該新館主體建築由500名美國工人進行施工。這些建築工人分為早晚兩班輪流施工。工人們統一住在一家四星級賓館，由專車接送，並且不得擅自與中方人員接觸。
華人淪為美國排查「中國間諜」犧牲品
據本刊記者觀察，美國的這類監控行動最早可追溯到1947年。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簽署《國家安全法》，批准建立國家級專業系統化的常設情報監控部門。1978年美國國會批准《外國情報監控法》，一方面通過立法形式限制本國情報機關在美國境內的監控行為，一方面着手對美國情報資源進行整合，逐步將各自為政的情報機關編入國土安全監控網絡中，並將針對外國人的部分監控行動常態化。
據不完全統計，被監控的人員行業背景包括國有企業工作人員，政府建設項目承包商，國家重點科技項目研究人員，從事政治科學、情報學、區域戰略研究、圖書館管理、文獻研究等領域的教師、學生以及媒體工作者等。
1978年，前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姆·韋伯斯特接手中央情報局，開始着手全面肅清美國境內的間諜組織。加德納·哈撒韋，這位中央情報局歷史上最年輕的情報總監、前中央情報局駐莫斯科站站長，在威廉姆·韋伯斯特的命令下擔當起美國反間諜機關頭目，並在美國境內組建了針對中國、俄羅斯（前蘇聯）、阿拉伯國家等外國公民的監控網絡。
上任不久後，加德納·哈撒韋便建立了名為「哈撒韋」的獨立行動組，並在中央情報局系統內部破獲了30至35名克格勃間諜。在針對美國海軍情報部的肅清活動中，「哈撒韋」行動組利用在西歐及北美地區被滲透中共政府人員提供的情報逮捕了28名被懷疑與共產黨國家交易的海軍情報分析人員。
而「李文和案」則顯示，美國對所謂「中國間諜」的恐懼早已由大陸官員、高幹子女擴散至普通華裔。台灣出生的美籍華人李文和曾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為加州大學工作。1994年起，聯邦調查局局長路易斯·弗里授權華盛頓總部開始對李文和展開監視與調查活動。此後五年，聯邦調查局探員對李文和進行多次測謊，並將其押上電椅威脅其認罪。由於長期受到調查審訊，李文和被迫提前從實驗室離職。
李文和於1999年被指控為中國大陸竊取關於美國核武庫的機密。由於缺乏實際證據，調查員收回最初的指控後，美國政府又以不正當處理內部資料的罪名控告李文和。2000年，李與美國聯邦政府達成訴訟協議：他對一項罪名認罪，政府收回其他58項指控並將其釋放。
2002年1月，李文和接受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電視專訪，61歲的他在節目中潸然淚下。他堅稱自己從未進行間諜活動，並表示，關於非法下載文件，實驗室中其他科學家也在做同樣的事。自己之所以成為調查目標，大概是因為自己有一張黃面孔。他堅持認為，美國政府欠他一個正式道歉。2006年6月3日，美國聯邦政府和五家媒體組織（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美國廣播公司和美聯社）宣佈，他們會共同向李文和支付160萬美元，以解決李對政府侵犯其私隱的指控。
「李文和案」只是冰山一角，這期間數萬名在美國聯邦政府、國家科研單位、大學、企業等機構工作的華人受到調查，導致許多在美留學的中國人因為政治因素無法進入上述機構工作，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迫辭職。
但美國安全部門對華人的監控並未有所收斂。2004年5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在矽谷召開首次反商業間諜大會，號召高科技公司與政府合作「以挫敗外國政府和商業機構的間諜行為」。
對華安全審查引入國土安全常態化程序
「9·11」事件後，美國國會批准通過的《孤狼法案》（Lone Wolf Act.）徹底解除了1978年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的全部限制，也為在美國境內的華人監控行動敞開了大門。
據《愛國者法案》解釋，「孤狼」特指與任何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恐怖主義活動相關的非美國公民。這一法案允許美國秘密調查機關與情報機關對監控對象展開長達120天的連續監控行動。2010年，在《愛國者法案》延長未被國會批准後，《孤狼法案》作為其補充修正案，先後兩次在國會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支持下，得以延長執行有效期。迄今為止，企圖廢除《孤狼法案》、《電話竊聽法案》與《恐怖主義資產凍結法案》等三項美國國土安全監控計劃核心法律條款的國會提案始終未能通過。
從2005年開始，幾乎每年都傳出有中國人因「間諜問題」被美方起訴的消息。對此，FBI的一名探員曾透露，中東人和中國人是他們訪談最多的對象。「華盛頓總部會不定期傳來『訪談名單』，我們從中選擇感興趣的中國人。」
2007年3月29日，「加州華裔工程師麥大志竊取軍事機密」一案在洛杉磯法庭接受審理。當天，法庭傳喚了參與監控行動的FBI調查員詹姆斯·葛洛，他表示FBI對麥大志的監聽持續了一年半之久。
據報道，美國有關部門於2002年初便開始懷疑一種可能用於軍事用途的消聲技術經人泄密被中國掌握。隨後FBI開始進行秘密調查，並將目標鎖定在包括加州防務承包企業Power Paragon在內的十餘家從事軍事技術開發的私人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在Power Paragon公司擔任技術主管的麥大志和妻子趙麗華落入了FBI的視線。
針對「麥大志案」，中共外交部明確否認美方對華的間諜指控。儘管如此，背着莫須有罪名的麥大志卻早已處在FBI的非法監控之下。麥於2005年10月被捕，但FBI早在2004年6月就對他進行了嚴密的監控。這一做法在美國華人社會引發軒然大波，不少華人工程師擔心自己可能正在受到 FBI的秘密監控。
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發佈的簡報及《華盛頓時報》報道，2008年底至2010年5月期間，北京星創空間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裁憲宏偉和副總裁李禮，曾分別使用「Harry Zan」和「Lea Li」的化名向英國航空航天公司美國分公司（BAE）聯繫購買40枚PROM晶片。
由於在電話及電子郵件中，提及包括「英國航空航天公司」，「可編程只讀存儲晶片」、「中國」等在內的涉及軍事技術出口與和國防物品清單等領域的敏感詞條，招致美國國土安全部及國防部國家安全局向國會及司法部，聯合申請針對這兩名中國人的秘密竊聽與調查許可。
據大陸新華網披露，2010年9月美國國土安全部掩護單位——哈勃國際貿易公司（HTI）以辦理出口許可證為藉口，將這兩名中國公民誘騙到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並對其實施拘禁。
美國司法部公佈的簡報中堅稱，PROM晶片是一種抗輻射可編程只讀存儲晶片，由美國製造商生產，主要滿足軍用及外太空領域的技術需求。這一產品同時受到美國國防物品清單、武器出口限制清單和《武器國際運輸條例》（ITAR）等美國三大進出口限制管理法案約束。憲宏偉和李禮，因涉嫌違反《美國武器進出口法案》以及非法走私受到起訴並遭逮捕。
據大陸新華網報道，在匈牙利關押的7個月間，李、憲二人每次與家人的探監通話時間只有十分鐘。其家人在匈牙利所有活動均遭到監聽。李禮會利用放風時間，在監獄天台大唱國歌。據大陸《齊魯晚報》後續報道，其家人回國後曾主動聯繫類似他們「被誘騙到美國」的受害者家屬，但大多數家屬「選擇沉默」，「在美國的那段經歷非常痛苦，很多人都不願提了」。
2011年8月26日，李禮和憲宏偉在第一輪起訴階段被判24個月有期徒刑。如果在接下來的訴訟環節敗訴，二人將至少面臨另外25年的刑期。負責該案的美國聯邦檢察官麥克·布賴德表示，「這是中國尋求獲取美國敏感國防技術或經貿機密，以實現軍隊現代化的一系列活動的最新案例。」
同一時間，一份新的包括中航、華為、中興、中石油以及中海油等大陸企業在內的對華監控名單的程序性審查工作已接近尾聲。這也表明，美國國土安全部將部分中國企業、政府相關人士以及非政府人員的審查引入國土安全常態化監控程序的工作「大功告成」。
大學成為下一個重點監控區域
除了大型國企和高科技公司，中國的大學和相關科研機構也成為美國安全部門的下一個重點監控區域。美國國土安全部與國務院情報研究局的數據顯示，2000至2011年有來自中國的1107078名留學生、52836名留學生家屬、217964名訪問學者、60764名訪問學者家屬以及10482名新聞媒體人登陸美國。談到對中國留學生的監控工作，一位FBI官員曾公開表示，「大學是我們工作的一個薄弱環節。」
為加強反恐，美國國土安全部從2003年起建立了一個名為「學生交流和信息系統」的反恐資料庫，要求所有招收外國留學生的美國學校都要將本校留學生的相關資料登記在該系統中。新的跟蹤系統要求，當一名外國學生向美國駐外使領館申請留學生簽證並獲批准之後，駐外使領館必須將該學生的所有信息錄入監控系統。學生一旦踏入美國領土，海關將根據此系統提供的信息向相關學校發出「某某將於30天內到你校註冊」的電子或書面通知書。如果此人逾期未到，學校必須在24小時報告移民局，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
此外，美國對留學生與訪問學者的監控行動，逐漸偏向於可控制的「人才培養與輸送」管理。布魯金斯學會2010年的研究報告《引智工程將把中國引向何方》中就指出，中共政府目前已啟動包括「千人計劃」在內的12項國家引智工程項目。根據官方統計數據，截至2012年，中國共引進2263名海外人才，其中從美國引進的華人佔總人數的90%以上。報告表示，未來對中國輸出人才將在政治領導層與政府人事、國有企業、科學研究、工程技術、農業、社會工作等六大方面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現役省級領導幹部教育與職業背景研究》一文中則指出，從2002至2012年，僅哈佛大學甘迺迪行政學院就為中國培訓超過600名廳局級幹部，百餘名高級公務人員。
中國新移民面對秘密調查選擇沉默
雖然打着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由於消耗大量政府公共資源，美國國土安全監控項目從立法到實施的每一步都遭到社會輿論的抨擊與抵制。迫使國土安全部公開網絡監控名單的電子前線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認為，該監控項目正在破壞這個國家的憲法基礎，也將使1974年《私隱法》（The Privacy Act.）以及《信息自由法》（FOIA）——這兩個美國用來標榜「自由身份」的法律——變為一紙空文。
與美國社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因監控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中國大陸新移民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沉默。主張政府限制國土安全監控權限的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斯考特（Scott Chung）走訪了大量的華人社區，發現了這樣的現象。
據他觀察，在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紐約州，很多在機場經歷過盤查的華人「大多十分清楚國家法律對他們的支持」。然而，當提及是否願意簽署請願書或者向聯邦政府提出申訴時，有人予以回絕，有人將他的團隊拒之門外，有人甚至選擇報警。「當然他們有權利這樣做，這是他們的選擇。」斯考特說。
通過分析大量針對華人的調查行動記錄，斯考特和他的團隊發現，許多華人在律師還沒有趕到現場時，就草草簽署了一些棄權文件。「有過類似經驗的成年人不願對自己的家人、朋友主動談及此事。但當周圍的親友遇到同樣情況時，他們又急於想了解事情的經過。一些人甚至會言傳身教，勸說親友應該表現得順從。」斯考特無奈地表示：「我們有義務採取必要的手段防範恐怖主義，但我們沒有權利給這個國家的新移民製造恐懼。」
同樣的現象在選擇沉默的華人眼中卻是另外一番解讀。在美國生活了近20年的蕭宏正在經營一家機械進出口貿易公司。她的丈夫與父親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均在中國大陸核工業部門任職。在旁人眼中，蕭宏是華人實現美國夢的典範。
2012年年初，在歐洲完成商務旅行的蕭宏在抵達洛杉磯國際機場後，意外地被海關阻攔下來。據描述，邊檢警察在第一次預警後，「友善」地詢問她之前去過的國家以及旅行目的，並要求蕭宏在採集器前留下指紋。當採集程序完成後，系統再次報警。這時，蕭宏明顯感覺到邊檢警察變得緊張起來。「他站起身來，一邊讓我保持冷靜，一邊讓我站在邊檢櫃枱旁邊等候。」不到1分鐘，一名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男警員在另一名女警員陪同下出現在她面前。表明身份後，這兩名警官要求蕭宏配合回答一些問題。
在描述了自己與丈夫、父親的親屬關係以及赴歐旅行詳情後，這名年過五旬的中國女性紅着臉在一張A4紙上畫出了自家住宅的佈局。她在事後坦言，這次被檢查或許是因為自己剛移民時曾向父親借款在美國購買住宅，但由於沒有結完稅款曾遭到國稅局的調查。自此，美國聯邦執法機構給她留下了莫名的恐懼感。
但蕭宏還不知道，就在2006年，一名美國駐馬德里使館聯邦官員因為要求一名申請K-3簽證的西班牙籍男子繪出其在美國住宅的平面圖，被判濫用聯邦執法權力而遭解職。「我也收到過一些組織的請願活動宣傳單，上面寫着『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蕭宏表示：「但當兩名警察站在你面前時，你能做什麼呢？我只是想快點回家。」
蕭宏並不是唯一選擇沉默的中國人。來自中國大陸某研究所的小可正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此前的研究方向是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在申請大學與簽證期間，美國某聯邦政府駐外機構要求小可提供原工作單位的導師及研究成果的相關材料證明。
這名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向《鳳凰周刊》記者表露出當時的矛盾心態，「雖然擔心研究所會不同意，但更擔心被拒簽。」最終，小可決定繞過研究所單方面向美方提交相關材料。此後，小可不敢再同導師聯繫。但小可不知道的是，這樣的沉默給自己的導師帶來怎樣的影響。
記者為此特意聯繫到小可的導師，據其描述，在他之後赴美探親時，一些大學時的舊友多次邀請他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美國繼續研究。多次婉拒後，某次臨行前，小可的導師在其女兒的住所收到了幾封附着自己和家人在美私人活動記錄與照片的匿名信。雖然信中沒有採用任何「恐嚇」的話語，但仍使其倍感驚嚇。於是，他獨自帶着這些材料踏上了回國的班機。但該導師表示，回國後他從未向家人或單位同事提及此事。
面對這些沉默現象，斯考特向本刊記者指出，面對強勢的聯邦政府，新移民往往更容易被脅迫。時至今日，一些中國大陸新移民在這片新大陸上依然受到財產來源不明、限制入境以及引渡回國等「老問題」的困擾。
近日，受美國國防部委託，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提交的報告顯示，五角大樓並未將戰略與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報告中指出，此前三年內，國防部正積極模仿國土安全部進行情報資源整合，以圖建立一個軍事專業化程度更突出的國土安全監控體系。雖然美國官方在近來的亞太訪問活動中數次表態，美國及其盟國的亞洲新安全政策與國土安全政策，都不針對某個單獨國家。但有評論認為，這一表態只能起到安撫作用。在亞太地區的新戰略調整完成之前，美國希望爭取到「周邊國家」的理解與寶貴時間。
與此同時，一些美國智庫也在2012年積極展開對近30年來中國內政建設的評估。有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官員及其親屬移居海外的現實使得中共政權處於兩難處境。
（經受訪人要求，蕭宏、小可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