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日記》
——記載周恩來的內心自白
2004年3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內作黨史研究用。鄧穎超日記，記錄了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穎超的談話，真實地表現了晚年周恩來的形象。他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後歷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違心的抉擇。
周恩來逝世30周年的「周恩來思想研討會」：今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30周年。中央黨校、中央理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曾召開「周恩來思想研討會」。開了四個下午。會上首先公開了鄧穎超日記檔案、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小平、葉劍英的談話檔案。會上，對周恩來一生予以較高評價，但對周恩來在多次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背棄了原則作出遷就，造成歷史性災難，感到沉痛。這一切，可以從鄧穎超日記中得到印證。
1978年10月，鄧穎超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如何處理有關資料檔案？」葉劍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鄧穎超：「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鄧穎超又提出有關資料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鄧穎超說：
「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方面因素：黨內團結、黨的形象、毛主席的功過七三開評價、人民對總理熱愛等方面。」
直至鄧穎超逝世後，她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
周恩來病危期間，毛澤東拒往探視
1975年1月24日，周恩來病情惡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這一年中，中央醫療小組先後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發出五次病危通知。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葉劍英、陳錫聯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一下周恩來？」毛澤東遲疑一下說：
「我可不是大夫。」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發出周恩來病危通知後，葉劍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等聯署上書毛澤東：「盼主席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毛澤東委託毛遠新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應該「一貫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請示毛澤東的意見：
「主席是否出席追悼會，是否由鄧小平致悼詞？」毛澤東口述指示：
「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強」，「鄧致悼詞恰當。」
病危期間周對鄧穎超囑咐「三不要」
以下是鄧穎超日記中，有關病危期間周恩來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內容摘錄：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鬥爭沒完沒了地搞下去，馬克思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鬥誰，和誰鬥？」「怎麼會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後，一不要過問政治；二不要住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養病，休息。記住，記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這還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國？」
1975年10月3日：「我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建國26年了，政治鬥爭一個接一個；這樣下去，把國家帶到災某地，這還叫社會主義社會，還叫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我的一生還留着書生氣、失望走向歸宿。」
周恩來道出遵義會議的真相
1975年11月15日：「我想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是要自我反思、檢討、澄清若干事件。儘管是晚了，但總不能讓其錯、假繼續下去。歷史誰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是確立了張聞天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要把歪曲的歷史更正過來，好在當年參加會議的同志還健在。」
周后悔給毛抬轎子
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周成全了毛的終身領袖地位
1975年11月19日：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指毛澤東）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贊成，惟有二人棄權（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志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周對毛澤東路線的質疑和否定
1975年12月3日：「一場政治風暴要降臨，還要鬥，鬥到何日何時方休呢？共產黨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社會主義社會是靠鬥爭能建成的嗎？」
1975年12月28日：「國家很不幸，建國26年，還有6億人口飯也吃不飽，只會高歌共產黨、頌揚領袖，這是共產黨敗筆。」（當時的全國人口是8億）
周對1976年元旦社論的反應（1976年1月1日）：
「不許放屁，內外樹敵，國家正陷於經濟危機。誰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記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遠離中南海！」
原編後議：
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鄧穎超日記提示了周恩來臨終前的悔恨：不該一次又一次地給毛澤東抬轎子，違心地把這個獨裁者捧成終身領袖，以致給中國造成嚴重災難。
但他並不是晚年才明白過來。他是個聰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惡，但在關鍵時刻一再違心地去捧毛，這是不能原諒的大錯。因為這是對國家民族的命運不負責任。
以周在黨內的經歷、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給毛澤東抬轎子，毛是很難把領袖位子搶到手的。即使當了領袖，如果不是周處處阿諛屈從，毛也不可能那樣胡作非為，毛之所以能成為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所以能把國家命運玩弄於股掌之上，周恩來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個教訓太深刻了。然而後來在政治中心的一些人物，卻一再重覆周恩來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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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者的話：
本文作者似乎低估了毛澤東的能量，在玩弄權術（權、勢、術三者相結合）這一點上，周恩來遠不是毛澤東的對手。從另一角度看，編者也高估了周恩來的地位、威望（指與毛相比）。應該承認：從延安整風後，毛澤東在1943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毛澤東獲取了「最後決定權」，實際上，噎處於「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的地位。
（《鄧穎超日記》引自強劍衷主編《歷史大趨勢》一書，詳見該書第318～32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