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的自傳《巨流河》被譽為「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一部台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記，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從二十年代至今，中國的硝煙與烽火、奮起與沉淪，中國人的掙扎與流亡、希望與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間的巨流河，有時波濤洶湧，有時寧靜如海，有時冰封凝固。讀《巨流河》，不禁讓我想起同樣剛毅卓絕的東北女子蕭紅的《呼蘭河傳》，她們不約而同地以河流命名畢生心血之作，而她們真正抒寫的不是河流與土地，卻是寫不盡的人的心靈世界。
《巨流河》中最讓我感動的部分，是寫三、四十年代在抗戰的生離死別中仍然弦歌不斷的學生生活。齊邦媛有幸獲得了那個時代中國最好的教育—— 可能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好的教育。她先後就讀於南開中學和武漢大學，儘管校園由北而南、由東而西遷徙數千里，從校舍到圖書，無不因陋就簡，但那時的學生遇到了一群學貫中西、忘我教學的老師——張伯苓、朱光潛、吳宓、錢穆……這個藍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這群若群星燦爛的大師的指點，由此奠定了其學術道路上的第一塊基石。
那個時代，也是知識界、輿論界和學生普遍左傾親共的時代。齊邦媛神奇地擁有了對「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為「土共」一詞是香港人的發明，其實齊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輕蔑地稱呼共產黨。《世界日報》專欄作家東方珠在《「土共」之爭》一文中談及港人關於這一稱呼的爭論：《信報》健筆林行止就「土共」二字，與曾受溫家寶單獨接見的吳康民筆戰。林行止為文批評「土共」回歸後有大翻身想法，引來吳康民強烈反駁，指「土共」帶有貶意，批評林行止其心可誅。但林響應說「大地養育之功有賴土壤，土有生機厚德之寓意，讓港共冠上土字，應是過譽！」如果不是幽默的話，林的這一說法顯然是強辯。東方珠則貌似公允地說，既然「土共」一說讓當事人不舒服，他就絕對拒用。但在我看來，「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對這個禍國殃民的群體的蔑稱，他們的滔天罪行令她們只配得到這樣的羞辱，何須為其解下緊箍咒？即便優雅如齊邦媛，也在書中頻頻使用「土共」一詞，何須大驚小怪！
與愛書人為敵的「讀書會」
齊邦媛在書中寫道：「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這句話出自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長期左傾，說這句話不足為奇。但這句話絕非真理，因為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邪惡的，即便年輕時代也不應當受其誘惑。
齊邦媛從未對共產黨及其虛假的主義有好感。讓她認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經歷是參加「進步學生」組織的「讀書會」。那時，一名姓侯學姐帶她去參加讀書會，讀高爾基的《母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這時，父親給她寫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分子的外圍組織……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儘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於是，齊邦媛埋首學業，不再參加此類「讀書會」。結果，侯姐姐立即翻臉，大聲罵她「貪官污吏的女兒」。齊邦媛深受傷害：「這是我獨立為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而共產黨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臉無情，出賣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後，齊邦媛訪學美國，偶遇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恆。梁恆向她講述了「文革」的背叛與殘暴。齊邦媛追問道：是什麼樣的政治魅力驅使數代的青年，從學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毀才能建立新中國？這些人的心，若非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復回到正常的人生呢？當他們長大，統治中國，那將是怎樣的國家呢？今天中國的統治者，不正是紅衛兵和知青一代嗎？齊邦媛回想起當年侯姐姐罵她「沒有靈魂」的場景，回想起共產黨煽動的學潮隊伍中仇恨的口號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沒有應聘台大而留在大陸，等待她的將是怎樣的命運呢？
又過了二十多年，台灣噎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灣被禁的蘇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在台北書市中露面。齊邦媛感嘆說：「看到這本書，如遇舊友，捧回再讀。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產黨政治狂熱將我們趕出大陸，而他們自己也在各種大同小異的狂熱中自相殘殺多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塵，真感百年世事不勝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約已有理性根源，那一類的書確實成為我判斷的基礎。」齊邦媛對「土共」的厭惡，是理性、情感和審美交織而成的結論。重視親情和友情的她，怎麼會為了主義而六親不認呢？長期浸淫在濟慈和雪萊詩歌中的她，怎麼會喜歡粗俗煽情的共產黨文藝呢？
那個「讀書會」是仇視讀書人的，當然仇視齊邦媛堅持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不過，在國民黨統治時代，青年學生畢竟有自我組織讀書會的權利。而在共產黨統治時代，組織「讀書會」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罪，北大學子楊子立等人因組織「新青年學會」入獄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見，「共和國」比「民國」來不知退步到哪裏去了。
聞一多的悲劇
《巨流河》中寫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傾教授，着墨最多的是聞一多。在學術傳承的意義上，我算是聞一多的第四代弟子：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期的研究生季鎮淮後來當過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導師夏曉虹教授正是季鎮淮的學生。因此，我對四十年代聞一多為何急劇左轉的問題懷有強烈的興趣。
不可否認，聞一多控訴黑暗和專制的道德勇氣彪炳千秋。聞一多之死是一個悲劇，據史料分析，暗殺聞一多並非蔣介石下令，而是出於雲南地方當局的意思，但蔣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聞一多死在中共奪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則，以他自由奔放、攪動死水的個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吳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樣屈辱地自盡。
當時，聞一多以激進的左傾立場風靡大學校園，影響力讓胡適、傅斯年等「右派」望塵莫及。當時，齊邦媛雖然崇敬站在講台上講授楚辭的聞一多，但對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聞一多有所質疑：「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人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過衝動激情的後果嗎？」
聞一多是篆刻高手，當時在授課之餘靠幫人刻章補貼家用。在聞一多的遺物中，有一枚沒有完成的石質印章，印面寫着「其愚不可及」！這個印章讓人想起瞿秋白臨行前寫下的《多餘人的話》。瞿秋白和聞一多是被誤卷進革命洪流的書生，最終不能融入毛澤東的「痞子運動」。齊邦媛感嘆說，無論怎麼詮釋，說是他在生死關頭，「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留下這枚「自勵章」表白心志，決心以「追屈原、拜倫蹤跡的莊嚴表示」作最後的遺言，正常的讀者很難不想到悔懊與自譴；到底他曾經寫了許多情深意明的好詩，深研過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個字，應是先在內心琢磨過它的意義的。雖然，在那狂熱的兩年中，他未必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未能給他深愛的國和家帶來幸福。
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學者謝泳說過：「對社會現狀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貧困化以及統治者的專制腐敗，這些都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產生離心傾向和普遍左傾的客觀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對聞一多等人人生軌跡和政治立場變遷的近距離觀察，再度印證了這一結論。而當時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校長對聞一多的評論極為中肯：「（聞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自由高於故鄉
當《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熱之際，中國大陸也想出版簡體版。囿於綿密的出版審查制度，齊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刪減為一個「潔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隨之流亡，書猶如此，情何以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宣稱「我沒有敵人」，他不以中共為敵人；但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嘗不是文化的敵人！當年，文學大師吳宓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撐齊邦媛一甲子以上的歲月。吳宓卻慘死於「文革」之中，令柔和溫婉的齊邦媛罕有地發出一聲獅子吼：「這些老師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
書的命運與作者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德國作家阿圖爾•霍利切爾的回憶錄被列入納粹焚書的目錄。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籲說：「不要讓我的書消失，消失得好像我從來沒有寫過似的。由於來自外界的麻煩，有的書面臨着這種命運的威脅。在我的書中，那些用劣質紙張印刷的，你們要想辦法用好紙重新印刷。那些噎脫銷的書要再版。不要讓我的那些能使你們和你們的後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樂的書消失。讓那些白付了愛和痛苦而產生的書不至於是徒勞的！」在最後一頁，他寫道：「你們，讀過了這本回憶錄的你們，要記住一個人的苦難，別讓他的吶喊成為那些裝聾作啞的耳邊風。拯救這本書吧，不要讓它消失，好好保護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內瓦一個慈善組織的營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燒的書。他所愛的，是文化德國，或如思想家哈貝馬斯所言，是憲政德國，而絕非希特拉的納粹德國。同樣的道理，中國的文化人，所愛的理應是文化中國、自由中國和憲政中國，而絕非共產黨獨裁的中國。
阿圖爾•霍利切爾關於自己的回憶錄的這段話，好似一篇為《巨流河》而寫的書評。齊邦媛是幸運的，她如傳燈者一般，後半生在美麗島上守護着文化與學術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半個世紀以後，齊邦媛訪問大陸，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學魯巧珍，魯巧珍斷斷續續地喘息着對她說：「你到台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羨慕。」這句話讓人黯然神傷，「好好讀書，好好教書」本來是一個知識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澤東時代卻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還有那些當年不辭而別、奔赴延安的同學，青春折翼，革命夢碎，歷盡浩劫，所余者唯軀殼而已。
自由理應高於故鄉，看不透這一點的中國知識分子，必定遭遇滅頂之災。初到台灣的齊邦媛，剛開始只是將這裏當作暫居之地，隨着時間的流逝，她才對台灣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歸屬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為家，才能重建尊嚴與自信。此書以巨流河開篇，以啞口海收尾，如一生顛沛流離的蘇東坡所云「此心安處是吾鄉」，到此境界，何須「葉落歸根」？如果用受希特拉逼迫而不得不長期流亡異鄉的德國文豪托馬斯•曼的話來說，就是：「自由在哪裏，祖國就在哪裏」。如果用對共產黨統治洞若觀火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的話來說，就是：「我在哪裏，中國文化就在哪裏。」這是對自我何等豪邁與自信，這也是對文學和文化的信賴與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樣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