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袁、王被殺的主要責任記在彭德懷身上，後來，彭德懷在回憶這一歷史事件時說：「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當時，井岡山有兩位綠林武裝的領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茅坪和茨坪遙相呼應，控制了整個井岡山。在袁文才、王佐的許可、支持下，毛澤東及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紮下了根。1928年4月28日，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農軍來到寧岡與毛澤東的部隊會師，建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
1928年12月1O日，彭德懷率領平江起義部隊，經三灣、古城到達寧岡縣城，與紅四軍勝利會師。在寧岡縣茨坪一戶中農的住房裏，彭德懷第一次和毛澤東相見。當彭德懷走進屋內時，看到一個身材頎長的人向他伸出手，還操着和自己一模一樣的湘潭口音，熱情地說：「你也走到我們這條路上來了！今後我們要在一起戰鬥了！」從說這句話起，他們二人便建立了長達30餘年的將帥關係。毛澤東對彭德懷的倚重是眾所周知的。但是，由於1930年2月24日彭德懷參與了誤殺袁、王二人的行動，導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徹底喪失，成為毛澤東對彭德懷產生嫌隙和誤會的開始。
平江起義，彭德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五師奉命開赴地處湘鄂贛3省要衝的平江縣。當時，平江縣農村人口中地主約佔5%，卻佔有70%的土地，農民終年辛苦勞作，仍然「吃的菌拌菜，穿的露脊背」，社會矛盾十分尖銳，所以平江成為湖南農民革命運動的中心地區之一，彭德懷的一團到平江擔當的就是「清鄉」任務。
獨立第五師師長周磐一直很賞識、器重彭德懷。彭德懷曾經建議他辦一個學兵連。周磐聽說一團要辦學兵連，也想辦一所隨營學校。彭德懷就利用周磐想以此培植和擴大勢力的野心，積極支持他辦隨營學校。彭德懷建議校長由周磐自兼，周磐提出要找一個有經驗、有學識、有朝氣的人充任，彭德懷便向他推薦一年前去黃埔軍校高級班深造的黃公略。周磐很滿意，就叫彭德懷寫信給黃公略，要他畢業後立即回師部。黃是湖南湘鄉縣人，少年好學，喜讀兵書，彭德懷早在1916年第一次入伍時就和他結識，當時黃公略是營部文書兼團訓練隊語文教員，在革命低潮時，黃公略與彭德懷一樣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黃公略到隨營學校任職後不久，共產黨就控制了這所學校。1928年7月18日，彭德懷到二營視察，恰好二營營長陳鵬飛的一個親戚從長沙來，告訴陳說，昨天長沙破壞了共產黨的一個機關，從被捕人身上搜出隨營學校校長黃公略親筆開具的通行證。周磐辨認筆跡後確定黃公略是共產黨員。由於事態嚴重，彭德懷立即返回縣城，國民黨湖南省主席魯滌平更懷疑推薦黃公略的彭德懷也是共產黨。
由於事關重大，當晚，彭德懷等人以探望病人為名在醫院裏秘密商量對策，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員滕代遠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彭德懷主張立即舉行起義，但有人認為時機尚不成熟，提出讓黃公略離開部隊，就可以應付危險局面。為說服大家，彭德懷先分析他領導下的一團，認為平江周圍的敵情不算嚴重，只要「徹底消滅城內反動武裝，就能爭取時間，鞏固勝利」。當時，獨立第五師已經有幾個月沒有發餉了，士兵怨氣很深，這可以作為起義的導火線。滕代遠也當機立斷，贊同彭德懷立即起義的主張，最後他們把起義的日期定為7月22日。
1928年7月22日11時，獨立第五師一團800人，集合在平江城東門外一營駐地天岳書院操場上，誓師起義。下午1時，800勇士向平江縣城進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解除了城內反動軍警，起義部隊順利佔領平江縣城。
7月24日上午，舉行士兵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紅軍第五軍，彭德懷被推選為紅五軍軍長，滕代遠為黨代表，鄧萍為參謀長。下午，紅五軍及數萬群眾在平江城內月池塘舉行慶祝起義勝利大會，宣告成立紅軍第五軍，建立縣工夜兵蘇維埃政府。
彭德懷際險些被叛徒槍殺
平江起義之後，國民黨調集10個團「會剿」紅五軍。儘管彭德懷採用「打圈子戰術」，避免同優勢敵人硬拼，跟國民黨軍周旋了三個多月，但部隊仍減員 1000餘人。由於環境險惡，一些意志薄弱者或投機分子相繼離隊或叛變。紅五軍四團團長陳鵬飛忍受不了艱苦，彭德懷讓其回家了。四大隊隊長李玉華假傳軍長命令，以打民團為名拉着全隊逃跑了。李玉華叛逃後，彭德懷就命人將與李玉華串通一氣的雷振輝監視起來。第二天早晨，隊伍集合出發前，彭德懷正在講話，雷振輝突然奪過警衛員薛洪全的手槍，對準了彭德懷。緊急時刻，身材魁梧的新黨員黃雲橋一手扳倒雷振輝，一手拔槍將雷擊斃。許多人都驚呆了，但彭德懷卻面不改色，繼續講話並明確表示：「就是剩下我彭德懷一個人，爬山越嶺也要走到底！」後，彭德懷決定留三個縱隊在原地打游擊，他自己率兩個縱隊800多人南下，前往井岡山，跟朱、毛部隊會合。1928年12月11曰，在寧岡新城召開紀念廣州起義爆發一周年和慶祝兩軍勝利會師大會，毛澤東、朱德在大會上講話，歡迎紅五軍的到來。彭德懷在講話中稱紅四軍是五軍的老大哥，號召紅五軍向紅四軍學習。
彭德懷參與了殺害袁文才、王佐的行動
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後，井岡山的武裝力量得到進一步壯大。蔣介石調動湘贛兩省6個旅約3萬兵力，分5路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會剿」。 1929年1月上旬，紅四軍前委、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五軍軍委及中共各縣縣委領導人在寧岡柏露村舉行聯席會議。會上，毛澤東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會議決定實行「圍魏救趙」策略，由紅四軍向敵人後方贛南進軍以解井岡山之圍，還決定將紅五軍一、三縱隊暫編為紅四軍三十團，由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兼三十團團長，滕代遠任紅四軍副黨代表兼三十團黨代表，留守井岡山。
1929年1月14日，紅四軍撤離井岡山，湘贛兩省「回剿」軍隊只動用一個旅的兵力尾追紅四軍，以其大部分兵力從永新、蓮花向井岡山推進，於1月 26日向井岡山根據地發起總攻。守衛井岡山的紅五軍800戰士，以輕武器和每人10餘發子彈，憑藉新修築的竹釘陣和土木工事，擊退了數倍於己敵人的多次進攻。後，彭德懷考慮到如果繼續堅守硬拼，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於是決定收攏隊伍突圍。
4月1日，紅軍的兩支主力部隊在瑞金實現了第二次會合，毛澤東聽了彭德懷敘述的井岡山失守的經過後，沉默良久，說這次很危險，不應該讓你們留守井岡山。4月8日，在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前委同意彭德懷的提議，原紅五軍返回井岡山，恢復湘贛邊界，鞏固和擴大羅霄山脈中段根據地：湘贛邊界各縣，素有土、客籍的矛盾。客籍，也就是客家人，袁文才、王佐的祖輩都是為了躲避北方的戰亂，背井離鄉從北方遷移到此的。因為當地的「土著人」佔據着適合農耕的平坦地區，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願意居住的山區，而且還要受到當地土籍豪紳地主的壓迫和剝削。1929年，這種土、客籍矛盾尖銳地反映到黨內來。湘贛邊界特委的主要領導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着一個團的兵力，一時間形成土籍人掌權，客籍人有槍，互不相讓，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專聽毛澤東的話，其他人指手畫腳，他有些不買賬。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的確也有些問題，被掌權的土籍人抓住不放。1930年2月，邊界特委以袁文才招降茶陵靖衛團團長羅克紹為口實，指責袁文才、王佐與敵勾結。恰在這時，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悄然來到了邊界，他帶着中共「六大」對土匪處置的教條，認為袁文才、王佐過去曾經做過土匪，準備以非常手段解決袁、王問題，這一想法與邊界特委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紅四軍三十二團，擁有 1000餘兵員，700餘支槍，還有一座兵工廠，他們又無力對付，於是，就決定採用行騙的辦法，將袁、王二人誘至永新縣城，然後藉助正在安福、永新邊界的彭德懷的紅五軍，再行下手。特委負責人連夜報告彭德懷稱，袁文才勾結反動民團，背叛革命，邊界黨有一網打盡的危險，必須搶先動手誅除袁王，請求紅五軍出手協助。彭德懷起初並不相信，在來人的反覆勸說和要求下，彭德懷派出了兩個大隊（相當於兩個連），並反覆告誡：一定不要動槍，要抓起來談判。
一個不應該發生的悲劇發生了，袁文才、王佐死在了自己同志的手裏。遠在贛南的毛澤東聽說袁、王被殺，十分震驚，井岡山是他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而袁文才、王佐對這塊紅色根據地的營建有着不可抹殺的功勞。因此，毛澤東把袁、王被殺的主要責任記在彭德懷身上，後來，彭德懷在回憶這一歷史事件時說：「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
袁文才、王佐被錯殺後不久，王佐的哥哥王雲隆，袁文才的妻叔、袁部骨幹謝角銘收集殘部並「電省反赤」，從此，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徹底喪失，後來，紅軍多次力圖恢復，但沒有任何收穫，反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失。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井岡山才回到人民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