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眾朋友：最近本台收到北京聽友王玲女士的一封長信，訴說她家被強拆8年來的悲慘經歷。由於時間關係，不能播出這封信的全部內容，但相信王玲女士的遭遇一定會引發您的同情。韓榮利先生本人住在法國巴黎，他最近得知：自己的家人因躲避警方抄家而從高樓上設法逃出，使一人不幸墜落喪生。
首先請聽王玲女士的來信內容：
我叫王玲，54年生人，69年插隊，74年回北京修馬路。家在豐臺的洋橋，後窗不遠是車站。房本兒上是21米，北房，另有10米自建房，3米煤棚子，廁所公用。是我修了30年馬路得到的，單位在拆遷前已把產權過戶到我的名下，所以，這是我的產權房，是私產房。是我和孩子生存的地方。
在2003年的非典時期，我的這個房子被強拆，拆遷公司叫：鑫鴻運。當時拆遷款的全部是：9萬9.。這在當時也是買不了房的，多年來執行的一直是低工資、高福利制度。房子，是福利之一，有路子的找路子，有官稱的按級別，沒能耐的熬年頭兒，叫分配。2000年我退休時的工資是595 元，供孩子上學，母子生存，及一切生活開銷，沒有任何外援，生活已是十分艱難。
沒有任何人和我談安置，只是法院貼了一紙佈告，全院兒大家都不同意。曾有過一次集體調解，拆遷辦的和政府的各個部門兒的官員坐在一起互相交換着意見，材料，互相補充着，大呼小叫，那些專用名詞術語，法律依據，計算方法，我根本聽不懂，記不住，最後還是讓我們在9萬9的紙上簽字，不簽，就把我們都轟出來了。
很快，和所有的被強拆戶一樣，我外出歸來，我的家被夷為平地。我在我的戶口所在地北京新街口，高價租到房子住下來，想理智的找政府反應情況。以我母親的家具為主，親友們傾力相助，從鍋碗兒瓢盆兒，衣櫃衣物，桌椅板凳，到床鋪被褥，必備家電。他們叫我冷靜，教孩子準備迎接高考。
很快，新街口派出所警察找上門來，叫我搬走，我剛安置下來，往哪兒搬那？我向警察說明了我的情況。
天漸漸冷下來，到了12月初，先是房東來了叫我走，說警察在逼迫他們，把房子租給上訪的人住不行，要沒收他們的房子，抓他們坐牢。我剛安上電話，電視天線，安上爐子煙筒，還沒歇過乏喘過氣來，孩子正上初三，馬上要過年了，折騰不起呀。
沒過幾天，一個天黑後我剛進家就有人敲門，外面站了一片，有八九個，我問是誰，一個男的說；派出所的，我沒敢開。又說；不開就砸了啊。果然，就真開砸了。窗戶玻璃門玻璃，全碎了，多嚇人那！門砸開了，站在外面的，還真是警察，房東站在較遠處。警察叫我搬走說：「這不是你的房子，你不能住，戶口在這兒也不行。人家砸自己的窗戶，自己的門，你管不着。誰強拆你的房子，你找誰去」。說完就都走了。這一天，爐子還有火，可沒有門窗了，屋子裏 比大街上好點兒，但已經沒有多少區別了。
從這一天起，我們就和寒冷為伴兒了，我和孩子緊緊摟在一起，面對着這一群新街口派出所的，穿衣服沒穿衣服的警察，承受着眼前發生的一切人為的破壞，作惡，沒完沒了的災難。我煮了一鍋粥，在雜亂的床上睡下了。這樣過了兩天。第三天孩子上學去了，我花錢請人把門窗釘上塑料布，又出門了，去找黨，去找人民政府，希望讓我母子活下來。
由於沒人管，我就去了中南海。又過兩天，回家發現新釘在門窗上的塑料布被撕掉，並跳進人來，踩碎了窗台兒上的鏡子，把東西搞亂，把電線扯斷，把煙筒摔了一地，滿處是灰，把爐子裏燃燒的蜂窩煤泡在臉盆里。我報了警，警察來了就罵：「你搬走不就完了嗎？愛搬哪兒搬哪兒去，窗戶壞了你找房管所呀，找的着我們嗎」？我們只好在沒有門窗的房子裏又過了一夜。
2003年12月12日，晚上快6點天已完全黑了，我和孩子走近家門，發現路兩旁擺滿了家具，擺了那麼長的一片，還以為是誰家修房子擺的呢。我掏出鑰匙去開門，才發現家門已裝上了防盜門，又發現窗戶也安上了鐵欄杆，借着鄰居家的燈亮一看，家裏全空了，才明白這滿街的家具是我們家的呀。我報警了，新街口的警察這次倒是心平氣和的叫我：「去住旅館，去找法院。誰給你搬出去的你找誰去，今天怎辦？你自己看着辦」。
行人漸漸稀少，看熱鬧的人也慢慢散去，在空曠的大街上，路燈的冷光下，我們撿起被堆在路邊的被子，蜷縮在大街的台階上度過了2003年的12月12日的夜晚。
大家知道了我的情況，張純珠，劉煥文，王衛平，張洪斌，錢玉民，關增禮，向南夫，袁德安，常城，倪玉蘭等十來個人，陸續趕來幫我在路邊兒支上床，在床的四角捆上墩布把兒和木棍，圍上塑料布和床單，劉安軍幫我買來國旗，掛起來。那天晚上，狂風大作，塑料布和呼呼作響的國旗，組成了改革開放獨特的交響曲，大國崛起和諧動人的畫面。
學校召開家長會，介紹孩子考試升學情況，介紹參觀學校，選擇學校，選擇專業，等一系列活動，我都沒能參加，孩子由此輟學，再沒能上。拿着初 中畢業的文憑到哪兒找工作呀？唉，我這個獨身的母親，我可憐的孩子！
有了窩棚的第二天晚上，我早早躺下了，那樣暖和，迷迷糊糊中，一個人和我說話，男的，他說他是新街口辦事處的幹部，問我冷嗎？他說讓我再堅持一天，明天一定給我解決 。我非常感動。
第二天，就是12月17日，新街口的警察帶着大小各種車輛，帶着那麼多人來了，威武雄壯，浩浩蕩蕩，拉走了我母親和眾多親友為我重新剛剛安置的全部的東西，家當。
真的，真的把我給解決了。真的一無所有了。那鮮艷的五星紅旗，那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國旗，屬於我的國旗，陪伴了我兩天，壯了我兩天的膽兒，最後，還是沒能擋住強盜的魔爪，並且和我的家具一起被搶走，至今不知在哪裏飄揚呢？
房東受警察的逼迫，找人來砸壞門窗拆電線趕我走，最後低價把房子賣了。而製造災難的新街口派出所警察在事後，卻要我去告房東，真是豈有此理！？新街口派出所讓本來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再把「不該發生的事」變成複雜再複雜的事，讓你不知從何說起，讓別人不容易聽懂事件的來龍去脈。但我明白，誰是真兇！所以從一開始，到任何地方反應情況登記，我都要求寫上：新街口派出所撬鎖抄家搶光財產。
我白天到中南海找，被抓到府右街派出所，關押數個小時，他們給聯繫新街口派出所，但他們乾脆不接，或者接出來就不管了。我和上訪的人們在府右街派出所的大院子裏已經凍了大半天，夜深了被放出來，商店全關門了。我在西直門橋底下就轉了一夜，飢腸轆轆，夜裏很黑，走着累，躺下冷。
我曾經在橋底下或地下通道，和要飯的擠在一起，她們有一點兒鋪蓋。有一次在長安街地下通道後半夜，不知幾點了，迷糊中突然被驚醒，是警察們在踢一個鐵桶，聲音炸響，是把大家叫醒，轟走。原來要升國旗了。警察一走，我們又躺下了，過一會兒，雄壯的國歌響起來了，想必國旗也升起來了，新的一天開始了。地面上在升國旗，地面下，是一無所有，無處棲 身的流浪的人們。
後來，我被拘留，被沒有手續的關押，勞教，酷刑，出獄後，繼續被惡警打罵，監控，狀告無門。那中南海，那天安門，那五星紅旗，那廣場，那紀念碑，那疲勞，那飢餓，那寒冷，那公交車，都刻骨銘心那！這，僅僅是2003年，這，僅僅是開始。
我的親友為我操盡了心，我在外地探親的母親聽說我的家又被搶光，又被趕到大街上流浪去了，急火攻心，暴病身亡。去年，我姥姥96歲，無疾而終。我姥姥不斷的呼喚着我母親的名字，怪我母親不來看她。致死，我姥姥都不知道我母親早已先她而去。
王玲女士的信最後寫道：原來，我和孩子生活的雖然不富裕，但我們心裏平靜。孩子上初三了，我們有盼頭兒了，這是我們的家，我們的天堂。
今天，我和無數底層邊緣的民眾，相互攙扶着，艱難的守侯着，當熱血融化了這冰雪的世界，我知道有那麼多英勇的生命已鑄成不朽的絕句。
以此紀念我孤兒寡母被拆光搶淨凍餓街頭坐牢酷刑8周年！
北京王玲2011年12月6日
手機：15201472645
Details of the user:
civility: 女
name: wang
firstname: ling
city: 北京
country: China
phone: 15201472645
email: [email protected]
下面請聽韓榮利先生講述他在天津的親屬所遭遇的災難：
最近我和我媽媽同電話，她告訴我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舅舅叫張長俊，舅母叫肖萍，他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張凱，二兒子叫張杰，一家人原籍是河北省滄州人。我舅舅由於維權異議或者是和異議人士有來往，曾經被關押迫害流離失所十多年，現在租住在天津市河西區解放南路 351號星海大廈21樓。
在人權日還有兩天的時候，就是2011年12月7日，中共當局密集綁架維權異議人士，我的舅父和舅母聞訊逃往原籍迴避，但是到了原籍同樣遭到綁架。同日晚上，他們的孩子還在天津的家裏，我的母親也在同一房子裏。這天晚上來了20多原籍和天津的警察，有穿制服的也有不穿制服的，反覆砸門要進門。屋裏的人都很恐懼不敢開門，直到午夜1點來鍾，屋裏的人開始想辦法把被單和繩子接在一起，想從21樓往下溜。結果大兒子成功地下去了，第二個下去的是二兒子的未婚妻王萍波，結果繩子突然斷裂，墜樓身亡。因為迫害築成了命案，我的舅父舅母隨即就獲釋了。為了擺平這一因迫害而造成的命案，當局提出的交換條件是：解決二兒子張杰的戶口，減少對全家的騷擾。張杰由於是超生的孩子所以直到成年也一直沒有戶口，未能辦理登記結婚手續。我的母親親眼目睹發生的這一切，受到很大的打擊，一時病危。
迫於各方壓力，家裏人每次和我通電話時，都不願意講事情的經過，只有我母親告訴我以上情況。
聽眾朋友，以上節目中，為您播出了北京的王玲女士寫來的一封信，講述她家被強拆8年後所經歷的苦難，以及韓榮利先生講述最近發生的家人不幸墜落身亡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