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共產中國──不是你理解的中國
一、中國已經亡國 ——中共暴政是東方皇權的繼承者，還是西方極權文化的現代復活
美國知名學者亨廷頓斷言，當代歷史的主題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但是，亨廷頓錯了。
迄文藝復興至今的全部歷史，都在表述一個基本事實：率先從科學理性中獲得巨大物質能量的西方文化迅速崛起，並主宰人類的精神命運，與此同時，東方文化一潰千里，逐漸邊緣化，甚至趨於滅絕。所以，當代時代精神的主宰者是西方文化；構成當代文化衝突主題的，也不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東方文化還沒有從歷史失敗中復甦，根本沒有能力成為時代衝突的主題。當代文化衝突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即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文化傳統，同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之間的矛盾。前者的當代政治表現是自由世界各國；後者的當代政治經典表現，便是中共暴政。
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因此，考察任何人類歷史的進程，都要以精神價值作為基本尺度，才能準確理解歷史邏輯的本質。如果以上述理念為基點進行考察，就不難發現，中共暴政本質上與中國文化無關，也不是曾經綿延數千年的中國皇權文化的繼承者；中共暴政在文化的意義上是徹頭徹尾的外來政權，它的全部精神價值體系都是西方的。無謂余言之不確，請看事實之如左：
中共的哲學基礎，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前者是古希臘的唯物論和詭辯論雜交之果，後者則與黑格爾的宿命邏輯學直接有關；中共政治學的核心理論，即階級論中，可以明顯看到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等級論的幽靈；中共稱共產黨員是最先進群體的理論，與歐洲中世紀教士階層對自己神聖地位的定位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政治經濟理論則是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改造；中共的共產主義理想不過是西方《烏托邦》理想的精緻化。甚至中共入黨宣誓的儀式也完全是西方文化式的。
中共政權的憲法序言中規定，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都必須接受一個德國猶太人的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意味着中共要用國家暴力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真理的地位，意味着中國人不僅是中共的政治奴隸，也是德國人馬克思的精神奴隸；意味着馬克思主義被中共奉為中國的國教、國學；意味着精神信仰與鐵血強權結成同盟的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在東方的復活。
中共政權從建政之日起，就開始用國家恐怖主義，迫使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精神統治。中共政權以反馬克思主義的罪名，對追求精神自由的中國人實施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而每一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的鋒芒，不僅指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理念，更指向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共政權在精神上完全是外來政權，它對中國半個世紀以上的極權專制，是中國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殘並趨於滅絕的過程，是中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的過程。在文化的意義上中國早已亡國；那是比國土淪喪更可悲的滅亡。因為，滅亡的是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中國的國魂。而全體中國人既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也是精神亡國奴。
中共政權在摧殘中國文化精神之後，又為中國文化的屍骸塗脂抹粉，企圖用這具無魂的行屍走肉引發的謊言效應，扮演中國民族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為其對中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精神殖民統治，增加合法性。但是，血寫的歷史早已確認，中共暴政是中國歷史上罪惡最為深重的賣國賊集團。因為，它背叛了中國人文化的祖國，摧毀了中國人精神的家園和心靈的故鄉。
中共政權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中共暴政是犯有大規模屠殺人民罪、奴役人民罪、剝奪人民基本人權罪、文化和肉體的民族滅絕罪等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的罪犯集團——約八千萬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非正常死亡；中共暴政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貪污受賄的犯罪集團——幾千萬貪官污吏構成中國普通民眾沉重至極的經濟負擔；中共暴政是實行警察統治的政治黑手黨——暴政可以允許人的道德在物慾中徹底腐爛，卻絕不允許人們擁有政治選擇權和思想言論的自由權。
擴張是極權的天性。獲得巨大經濟能量的中共暴政已經重新建立起全球擴張的自信。踏碎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中共暴政的擴張必須邁出的一步。中共暴政的擴張與千年之前的十字軍東征遵循的是同樣的精神邏輯，即消滅一切思想的異端，用唯一的絕對真理統治人類的心靈。不同之處只在於，十字軍東征的發起者是教皇和教士階層，中共暴政擴張的發起者是中共黨魁和中共官僚階層；十字軍的旗幟上書寫的是天主教的箴言，中共暴政的旗幟上書寫的則是共產主義的理想。
我之所以首先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質，是為了告訴世界和台灣，對自由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準確理解威脅的來源，恰是戰勝命運的前提。
希望對中共暴政本質的揭示，有助於立志衛護台灣的自由與尊嚴的台灣人認知下述事實：對台灣的自由與尊嚴造成威脅的，不是中國文化，也不是中國大陸的十數億普通民眾，因為，中國文化精神早被中共暴政摧殘殆盡，趨於滅絕，根本不可能威脅任何人；中國大陸民眾處於中共政治奴隸的地位，政治奴隸連自己命運都無權決定，更沒有能力對其它人造成政治威脅。台灣的大劫難之源，乃是中共暴政。中共暴政不僅不代表中國文化精神，也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原因在於，中共權貴雖然長着中國人的面孔，但他們的靈魂卻屬於那個早已化為枯骨腐肉的德國猶太人馬克思；中共暴政雖然竊據中國之名，但它的文化價值的主體卻源自西方中世紀的極權主義文化傳統。
在自由的立場上，中國大陸民眾、中國文化同台灣的利益是一致的。擺脫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的地位，擺脫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殖民地地位，依據精神多元化的原則，重建文化的祖國——這是中國大陸下一個歷史時期的命運主題。抵抗並戰勝中共暴政吞併台灣、控制進而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陰謀——這是台灣下一個歷史時期命運的主題。
願一切熱愛自由的人們，以自由之名，同仇敵愾，共同書寫抗爭極權暴政的史詩。
二、中共經濟改革 ——並非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
現實常在誤解中運行，真相往往只會呈現於歷史的回顧中。但是，為了應對危機，必須及時走出誤解的迷霧，逼近地注視真相。
近二十年來，對中國只有隔靴搔癢式理解的「漢學家」們和「中國問題專家」們，用喋喋不休的學術論證，散佈一個巨大的謊言：經濟改革使中共走上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更可悲之處在於，這個謊言相當程度上成為國際社會判斷中共暴政發展趨勢的依據。
其實，只要稍具政治法律常識，就不會得出與上述謊言一致的結論。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可缺少法律基礎之一，是法律主體間在法律權利上的一律平等；平等的法律權利構成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公正性的前提。然而，中共暴政之下，不可能存在真實的法律權利的平等。
法律並不具有當然的應該被遵守的權威。早在數千年前，睿智的亞里士多德就對法律作出良法和惡法的區別。唯有良法才有利於全體國民利益，從而應當被遵守。依據現代法的精神，良法必須以「主權在民」原則為靈魂，必須通過有效立法程序保證其體現全體公民的利益。中共暴政實施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剝奪人民的政治選擇權，從而也就剝奪了法律體現人民利益的可能性。中共以暴力對國家權力的壟斷決定了，中共暴政之法必然是中共權貴階層意志與利益的法律形式，因而是專制惡法。一切專制惡法都有共同的天性，即肯定特權，否定法律權利的平等。所以，在中共暴政之下，根本不存在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前提——法律主體的平等的法律權利。
中共二十餘年的所謂經濟改革，最後形成的是一個經濟體制的怪胎。對這個怪胎，可以稱之為權力貴族市場經濟。其主要特徵在於，以腐敗的國家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通過市場運作，使社會財富以瘋狂的速度，流入中共權貴階層和依附於權貴的奸商惡賈的錢袋。
由腐敗的專制權力操控的市場經濟顯然與公平競爭無關。在這種經濟體制怪胎下的競爭，根本上表現為向腐敗權力獻賄爭寵的能力競爭，以及不同權力掌控者之間的利益的競爭。但是，中共暴政的非正義的經濟體制卻湧現出巨大的經濟能量。這種情況主要產生於下述三個原因：
據中共民政部高級官員透露，至二○○五年止，中國的實際人口為十五億三千萬。中共官方公開宣傳的中國人口數量至今還是十三億餘人。中共不願公佈真實的數字，既是為證明其計劃生育的國策取得了偉大成就，也是為避免中國真實的人口數量引起世界的恐慌。
中共民政部的一份保密的調查報告稱，中國的十五億三千萬人中，十二億五千萬生活在農村；其中五億左右的人口為「多餘勞動力」，即有限的農村耕地無法容納的勞動力。這個龐大的悲劇性族群構成了中國「農民工」的概念。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的經濟奇蹟，就是建立在對遍佈中國城鄉大地的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作進行冷血剝奪的機制之上。
中世紀般的勞動條件、極長的勞動時間、每天不到1.5美元的工資、沒有任何社會醫療保障和退休養老保障、大量女工和童工的非人道使用等等，這些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時期才會存在的現象，都以中國「農民工」的名義，出現在標榜人權的當代。由於中共暴政的憲法剝奪了罷工權和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農民工」雖然有數億之眾，卻無法以集體的力量和受到法律確認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利益；在與腐敗的權力勾結在一起的強勢的資本面前，個體的「農民工」只能是被任意欺凌的弱者。「農民工」像野草一樣活着和死去，從他們奴工般的勞動中湧現的被剝奪的超額價值，築成中共權貴和姦商惡賈的天堂和中共經濟奇蹟的基石。
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產生巨大經濟能量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
八九年中共享數十萬大軍佔領自己的首都，大規模屠殺自己的同胞，使其反人類的兇殘本性裸露在陽光之下；中共暴政的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中共官僚集團試圖通過高速發展經濟，重建執政的道德基礎。這種以極權體制的政治利益為基本出發點的經濟發展戰略，必然是急功近利的、自私的，也必然以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作為不可避免的後果。
據二○○七年國土資源當局向中共政治局提交的一份內部參閱的調查報告所載，由於礦藏的大規模開發和草場的過渡放牧，內蒙古從錫林郭勒盟往西至伊克昭盟和阿拉善盟的沙漠化趨勢將加速發展，長城以北在未來十年內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地區；黃河重度污染，下游斷流時間將在每年平均兩個半月的基數上逐年增加；長江河水系的生態平衡可能在十年之內崩潰；除青藏高原外，中國百分之六十九的湖泊均深度污染，已經變成魚蝦不能生存的死湖；除拉薩外，中國所有大中城市的空氣污染指數與十年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升高；渤海沿岸五海里以內百分之七十的水面已經變成死海。
中共政權為維護極權政治體制而推進的經濟高速發展，也高速把中國變成不適於人類居住的毒氣污水之鄉。在東亞大陸這片廣闊地域上發生的自然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悲劇，必將形成對整個地球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致命威脅。
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經濟奇蹟發生的第三個原因，則是外來資本為獲取高額利潤大規模湧入中國。
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和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為資本獲取高額利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間。雖然高額利潤是建立在對人類良知的踐踏和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毀壞之上，包括台資在內的國際資本仍然經不住利潤的誘惑。在道德良知之間，資本選擇了利潤；在理性對人類根本利益的認知和個體短期利益之間，資本選擇個體的短期利益。大資本的擁有者一般應當是人類中精明的一群，但是他們的選擇卻顯示出人類最愚蠢的一面：利慾薰心，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為利潤不惜向魔鬼出賣良知與理性。
長時間以來，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一直有兩類完全不同的預言。一類認為中共經濟將持續穩定高速增長，另一類則不斷發出中共經濟體制即將崩潰的警訊。
對於第一類預言，在進行嚴肅討論時我們顯然可以忽略不計。因為，相信一個建立在非人性、非理性基礎上的經濟體系會長久地成為時代的主題，不是庸人的愚蠢，就是為中共自我吹噓的謊言作傳聲筒。不過，以往對中共經濟即將崩潰所作的預言至今並未得到事實的證明。其根本原因在於，作出預言的那些「漢學家」、 「經濟學家」、「中國問題專家」都傲慢而自信地迷失在一個誤區中，即他們是以自由民主世界或者國際間通行的經濟標準，研究並判斷中國的經濟，而中共的權貴市場則是按照其被專制鐵幕遮蔽的自身的邏輯來運行。在這種情況下，預言者被他的預言嘲弄就理所當然。
單純從經濟角度研究極權政治命運，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從本質上講，極權政治之下，沒有單純的經濟危機，中共政權首先是政治的動物。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由於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等反人類、非理性的暴政，造成餓死近四千萬人的大悲劇，但是，卻並沒有出現所謂「經濟崩潰」。
中共體制的危機，包括其經濟體制的危機，根本上是政治的，或者說由政治所決定的。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共大危機的爆發方式有下列兩種：第一，以中共內部政治權力鬥爭為危機爆發之源，其典型表現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以經濟問題為源頭，引發社會危機，從而激化黨內政治矛盾，使政治權力鬥爭衝破宮廷鬥爭形式的限制，全面社會化，其典型表現就是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二十年來，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制在創造經濟能量的同時，每時每刻也都在為中共政治大危機的爆發積累能量。社會財富的極度兩極分化和中共官員不可遏制的腐敗趨勢——這兩項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必然的社會效應，正在點燃中共政治大危機的導火索。
由於中國人的基數巨大，因各種原因進入中國的國外人士在大中城市往往看到一派繁榮景象。但是，繁榮的表像之下卻掩蓋着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最極端的兩極分化。王滬寧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都是暴政的首席御用文人。二○○○年，他主持的一個研究小組，在一份關於兩極分化的內部調查報告中得出結論：大中城市是現代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只要佔中國人百分之十四的大中城市人口如果保持穩定，中國就不會發生大的社會動盪。這份報告為中共權貴階層在瘋狂積斂財富的同時，刻意保持大中城市繁榮，以維持社會穩定的方略，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根據。
但是，我不相信，犧牲十餘億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換來的近兩億人口的大中城市的繁榮能夠長久；近年來，每年數萬起民眾自發的維護基本權利抗爭暴政的事件，既是對極度兩極分化的抗議，也是對王滬寧偽理論的否定。現在，大中城市繁榮的後面，十餘億人對社會不公正的憤怒正如地火奔行；歷史很快將證明，以非正義為基石的社會穩定，不可能長久。
權力操縱經濟利益，經濟利益腐蝕權力——這是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另一定律。中共政權早已無官不貪，無吏不腐；貪污腐敗成為官員正常的生活方式。普遍腐敗對中共極權的致命政治威脅在於，官員完全喪失政治理想之後，將以個人利益，而不是中共的整體利益作為行使國家權力的出發點。在受到嚴峻挑戰的關鍵時刻，官員將基於個人利益作出政治選擇，而不會為中共的政治存在出生入死。前蘇聯崩潰之際，近千萬蘇共官員鮮有人挺身維護蘇共政權，就是歷史的前鑒。關於腐敗對中共的致命政治威脅問題，本書後面還有更詳細的論述。
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因其非人性、非理性、非正義，必然導致社會危機，並引發政治危機。現在，財富的極端兩極分化和官員普遍的深度腐化，都在呼喚中共暴政的政治大危機。人們所等待的只是一次歷史的機遇——中共官員在醉生夢死中等待，中國普通民眾在憤怒中等待。
就在這種時刻，我聽到馬英九總統告訴台灣人，中共的經濟體制將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經濟發展前景。同時，我也預先聽到了歷史對馬英九的嘲笑。
三、中共經濟發展的政治效應——走向民主，還是強化極權
經濟的發展將促進中共逐步放棄政治專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相當長的時間以來，這種論斷成為一種思想時尚。但這是醜陋的時尚，因為，它虛假。
最初，是中共的御用文人製造出上述論斷。靠中共施捨學術機會為生的各國「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和乞盼中共對其招安的中國偽自由知識分子，則群起鼓譟，把這個論斷奉為不可質疑的真理。世界各國的小政客也願意相信中共御用文人製造論斷。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個論斷，為自己犧牲民主政治和人權的原則同中共交換經濟利益的行為作政治道德的辯護；國民黨上層的某些人士，更把上述論斷當作國民黨諂媚中共的合理性根據。
蘇格拉底曾說，「知識即美德」。然而，知識卻常以作強權的婢女，來論證其墮落。在此，我們不得不又一次面對知識墮落：為證明中共通過經濟發展會自願放棄專制，實行民主政治的論斷，海內外眾多同中共暴政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利害關係的文人，殫精竭慮，搜腸刮肚，製造出許多理論。現擇其重要者列舉如下。
其一曰「中產階級論」，即經濟發展必然產生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強化到一定程度又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則會順應這種要求，逐步放棄專制；其二曰「私有化論」，即中共經濟改革的私有化，必定導致民主政治；其三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論」，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定數量，就必然引發政治民主化進程。
事實已經證明上列各種理論，均是偽理論。不過，為以理服人，仍有必要對這些偽理論的謬誤，作理論的揭示。
「中產階級論」的謬誤首先在於對歷史史實的曲解。歐洲中世紀末期，確實是中產階級率先提出實現自由、民主、人權的政治要求。然而，民主政治要求的實現主要是以人民革命的名義，而不是專制者自動放棄專制的方式來實現的。儘管歐美各國革命的激烈程度有所區別，但革命是由專制轉向民主的歷史邏輯。認為中共會應中產階級的要求而自我放棄專制特權，沒有歷史的根據。
中共權貴市場經濟，是腐敗的國家權力主導的經濟過程；在專制權力主宰一切的國度，資本本質上不過是腐敗權力的奴僕。以權力貴族和依附於權力貴族的奸商惡賈為一極，以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為另一極的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構成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所以，產生一個占人口多數的強大的中產階級只是幻想。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成為中產者的群體，也不會是民主政治的追求者，因為，他們所具有的超過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中產者的地位，以中共專制的存在為政治依靠。
「私有化論」的謬誤則首先在於思維的基本形式邏輯的錯誤。「民主政治一定要以私有制為基礎」這個判斷是對的，但是，卻不能因此得出「只要實行私有制，就必然實現民主」的判斷。因為，那違背幾千年前亞里士多德已經說出的關於形式邏輯的真理。事實上，迄今為止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專制皇權與待定的財產私有制並存的狀態中。民主政治與財產私有制聯袂出現只是近代史以來的現象——或許在古希臘時期，也有不成熟的民主制與私有制共生。縱覽歷史，可以看出，私有化一定導致民主制的斷言，不過是淺薄的小文人為中共政權美言的偽理論。
中共建政之後，通過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將農民土地收歸國有或者集體所有；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這種政治式的搶劫，將私人資本收歸國有。但是，由於中共以憲法的名義規定，自己是唯一的不可變更的執政黨，從而剝奪了人民的政治選擇權，所以，整個國家都為中共官僚所有，所謂「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本質上是中共官僚集團的集體私有制。中共官僚集團因此也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資產者——它擁有全中國的土地和財富。
上個世紀「文化大革命」社會大悲劇的落幕，同時也意味着中共理想主義騙局的破產。連中共官員也普遍喪失對中共政治信念的信心。
一切極權政治都是用理想主義騙局和利益誘惑來維持其政治凝聚力。理想主義騙局破產之後，便只有靠利益誘惑。於是，出身於四川黑社會世家的老政客鄧小平，或許憑着家傳的對人性貪慾的敏感，決定實施所謂經濟改革。而其經濟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將原來的財產「國有制」，即實質上的中共官僚集團集體私有制，改為財產的中共權貴階層的個人所有制，使官員更直接地體驗到從中共極權政治中得到的巨大物質利益，從而增強極權政治的凝聚力。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召喚，很快便通過所謂經濟改革和「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進程，轉化為中共權貴階層迅速暴富的現實。隨中共權貴階層一起暴富的，還有依附於權貴階層的奸商惡賈和百萬御用文人。極少的一部分人利用專制特權攫取絕大部分財富，絕大部分普通民眾卻根本沒有通過「私有化」獲得財富的機會。中國的現實表明，極權政治背景下的「私有化」，是權力擁有者對社會財富的「合法搶劫」；在人民被剝奪政治選擇權和其它基本人權的情況下，「私有制」不會給絕大部分普通社會成員帶來獲得財富的公平機遇，而只能帶來社會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公正和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由極權政治操控的經濟改革和「私有化」，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可能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其根本的政治目的在於強化極權統治，維護權貴階層特權利益，以及相應的法律和經濟制度。
至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論」的荒謬則更為明顯。不分具體的時期、地點、對象，僅用某種數量的相似性，就得出定性的結論——這本身只意味着幼稚至極的學術玩笑。上一次民主化浪潮過程中轉向民主的國家，與同中共暴政有一個根本不同，即那些國家實行的是威權政治，而中共暴政是當代極權政治的巴士底獄。用威權政治變化的數量尺度，衡量極權政治，怎麼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許多人以中共的經濟改革為根據斷言，中共已經放棄馬克思列寧的極權主義。這種斷言是錯誤的。在哲學和政治學的範疇內，在政治法律實踐中，中共仍然毫不退縮地堅守馬克思列寧的極權主義。改變的只是維護極權政治的經濟方式，即過去用計劃經濟體制為極權政治服務，現在則用權力貴族市場經濟來強化極權政治。
中共暴政現在允許人們有瘋狂追求物慾的自由，有道德淪喪、良知泯滅的自由，有聲色犬馬、奢侈淫亂的自由，卻絕不允許中國人擁有政治的選擇權和思想言論、精神信仰的自由。在政治和精神的領域，中共不僅沒有放鬆極權控制，而且實施最極端的極權控制，即秘密警察統治。
中共的經濟改革沒有，也不會導向民主政治。因為，中共經濟改革的政治目的不在於實現民主，而在於強化極權。由此，經濟改革的後果，也必然趨向極權政治的強化。
中共以權貴市場體制為經濟基礎，建立起腐敗權力、骯髒金錢和墮落的知識三者間的罪惡同盟。但是，權力市場經濟造成的財富極度兩極分化，正在血淋淋地撕裂社會的穩定。中共不得不越來越依賴國家暴力和官方謊言，來延續其獨裁統治。依賴國家暴力，便必須強化中共對軍隊、警察、官員的極權政治性的控制；依賴官方謊言，中共便必須強化對媒體、學校、出版、研究機構和人民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極權政治的控制。所以，中共的經濟改革導致中國極權政治的極端化，乃是正在發生，並將繼續下去的趨勢。唯有中共暴政如前蘇聯帝國那樣，事先幾乎沒有任何預警，就在突然爆發的人民大起義中頹然崩潰，強化極權的政治趨勢才可能終止，中國民主建政的進程才可能進入歷史。
四、簡要結論
世界處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的前夜，但卻很少有智者意識到這一點；台灣正面臨政治的大劫難，這次劫難很可能使台灣喪失最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即自由，並淪為一個鐵血強權的政治奴隸，但台灣的眾多的庸人政客卻對此視而不見。我通過本章的表述，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質，是試圖讓世界看清人類政治大危機之源的真相，看清台灣政治大劫難之源的真相。認識真相，才有可能戰勝危機與劫難。
許多台灣朋友基於複雜的情感原因，不願真正關注中國和中共暴政。但是，命運已經把台灣逼到角落，台灣人不能不關注他不願關注的對象。我說明中共暴政是一個背叛自己文化祖國的外來政權，中國已經文化亡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是為了闡釋中共暴政同中國文化、中國人之間的原則區別。認清這種區別，對於台灣認清劫難的真正來源，並戰而勝之，至關重要。
我說明中共暴政的經濟改革不會產生公平競爭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也不可能趨向民主政治，而只會強化極權專制，是為了從原則上表明，我們的認知與台灣統派政客散佈的謊言的不同——他們正在把中共暴政，這個台灣的政治大劫難之源，描繪為台灣經濟的希望之星。
最後，我希望通過本章的內容，引發讀者思考一個問題：中共暴政，這個犯下重重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貪官污吏集團，對人類和台灣究竟意味着什麼。我在本書以下各章中的表述，都是試圖回答這個希望讀者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