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各種矛盾加劇，各地抗議活動是此起彼伏。根據上海交通大學在今年的危機管理報告上稱，2010年大型社會群體事件有72起，比 2009年的60起增加了12起；其中，33%的事件在每天的媒體中報導，67%通過網絡傳播。除此之外，中小型抗議事件更是多如牛毛。大陸當局近年來有兩大建樹，一是對內建立大維穩體制，用調動整個官僚系統參與維穩的政治動員方式，形成自上而下的維穩網絡；二是對外推行大外宣戰略，以充足的國家投資和財政支持，鼓勵宣傳喉舌走向國際自由傳媒市場。
大陸當局的大維穩系統大致可以分為社會維穩、黨內維穩和軍內維穩，這三大塊維穩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2008年奧運前後，為了保證奧運順利召開，當局把社會維穩當作維穩的重頭戲；2010年8月，溫家寶在大談政治改革之後，屢遭黨內重批，顯示當局為了維護黨內穩定，不惜剪滅不同聲音；2011年2月中東茉莉花革命的星星之火傳到了中國大陸，當局要求軍隊服從黨的絕對領導，這說明軍內維穩系重中之重。這個維穩體制，對大陸前景至少有三大影響：第一，官民對立越演越烈；權貴集團為了維護一黨專政的利益，以維穩為名，嚴厲對待上訪者，放縱警察和地方官員在維穩的名義下為所欲為；該體制用政治鎮壓對付經濟訴求，用國家暴力對付和平抗議，因而憑空製造出許多國家敵人，使官民對立越演越烈，埋下了大規模社會動亂的不定時炸彈。其次，大維穩體制把中國大陸社會的全面潰敗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曾撰文指出，中國大陸社會的全面潰敗已經蔓延到各個領域，如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利益集團以權力的霸道和蠻橫，肆無忌憚地侵蝕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司法部門和腐敗官員，沆瀣一氣，民眾有冤無處申；而任何試圖治理社會潰敗的企圖和政策宣示，在大維穩體制下，都難起作用。第三，大維穩體制給繼任的新政權將帶來不少難以預期的麻煩。這個體制創造了一個吃9千萬億元維穩飯的龐大利益集團，而該利益集團在維穩怪圈中，正在越滾越大。在現有的政治體制維持不變的前提下，試圖縮小這個利益集團的任何嘗試，都會受到利益集團從上到下所有官員的積極抵抗。
當然，在過去的兩年中，大維穩體制對維護一黨專政還是有效的。但由此而造成的短期效應，遠不及它對中國社會進步和政治發展造成的長期損害。這些長期損害，已經漸漸地達到了頂端。即使今後的執政者要照舊高舉維穩大旗，也已經難以為繼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大維穩體制遲早會破局。現在看來，有兩種可能的破局結果，一個是偶然的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有可能導致大維穩體制的徹底崩潰；另一個是大陸將來的領導人主動消減大維穩體制的致命性損害而使該體制壽終正寢。從目前狀況來看，前者的可能性遠遠大於後者。
為了掩飾對內實施高壓的大維穩體制，大陸當局的另一個建樹，就是在境外推行大外宣戰略。大陸政府於2008年年底制定大外宣戰略，一是出口〝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二是為了反制西方媒體對中國大陸的批評，宣傳中國大陸的國家形像；三是為了改變國際傳媒現有格局，構建國際輿論新秩序，爭奪國際話語權。大外宣戰略自2009年初開始實施，迄今不到三年，但其格局已經赫然成形，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已經形成三足鼎立的外宣態勢。和大陸官方每年數百億元的大外宣投資相比，西方傳媒如美國之音等則因差錢從傳統重鎮撤出，這顯示西方在這場沒有硝煙的傳媒爭奪戰中，已經越來越處於守勢。現在，大陸官方喉舌在自由傳媒世界擠佔國際話語權，已是板上釘釘的事。
大維穩模式管用嗎？《財經》記者以《新觀群體性事件》為題，採訪了幾位中國社科院和大學的學者。他們說，這種辦法在短期內減少民變的升級，使人員大規模聚集變得困難，從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群體性事件發生，所以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呈現增勢趨緩的態勢。但從長期來看，可能引起更大規模、更持久的對立。今年發生在廣州、上海、湖北、內蒙等地的事件就是嚴重警告。這種大維穩模式實際上對民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用政治鎮壓對付經濟訴求，用國家暴力對付和平抗議，其惡果之一，就是憑空製造出許多國家敵人。大陸學者說，本來許多人的上訪、抗議是為了自己的經濟物質利益，訴求非常明確，而且行為合法，但是在現有的維穩模式下，這些上訪人或抗議者往往被勞教、被關進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們最終演變成了敵人。
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說，評價現階段發生的群體性事件，要看三個標準，一是組織化程度高低，二是持續時間長短，三是訴求的性質。他說，今年中國大陸大部分群體性事件的訴求還是民生經濟利益，如綏江、上海寶山等地的群體性事件，而不是以體制外的行動謀求體制內權利再分配的政治行為。但另一方面，超越民生經濟利益、追求公平正義訴求的群體性事件在增加，如錫盟、利川事件。總之，根據這些海外學者的研究與大陸學者的分析，當局的政治鎮壓手段，導致中國大陸發生較大民變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可以肯定，大陸當局的用鎮壓防止大規模民變的維穩思路是〝飲鴆止渴〞，其結果，一定是越飲越渴。
總之大維穩體制，對中國大陸的社會進步和政治發展，造成了嚴重損害。幾乎已經走到盡頭的大維穩體制，有可能會突然崩潰。而大外宣戰略亦不能能持續多久。
維穩瀕於失控有幾大表現：首先，維穩財政已然失控；其次，群體性事件快速增長；再次，中國大陸老百姓和公共知識份子越來越不買當局維穩的賬；最後，維穩體制以迫害狂為主要特徵，因而絕不可能持久。
首先是經濟難以為繼。關於維穩財政，中國大陸的維穩經費到底有多少呢？早在2010年6月，《光明日報》就刊出《〝天價維穩〞的無底洞有多深？》文章說，〝權威資料顯示，2009年維穩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令人震驚：全國內保費用達到5,140億元，已接近軍費的數額，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47.5%。〞到了2010年，維穩財政達5,486億元，2011年，為6244億元。事實上，無論是2009年的5000多億，還是2011年的6000多億，都是嚴重縮水的數字。《財經》雜誌於2011年5月8日刊出一文，叫《中國大陸維穩費：公共安全帳單》，對中國大陸2011年的天價維穩，算了一筆細帳。文章說，2011年中國公共安全支出預算數為6244.21億元，而這6000多億元的公共安全支出，並沒有〝完全涵蓋直接或間接用於維護社會穩定的費用〞。譬如公安部下列的外交、教育、科學技術等項目、各級政法委的預算，國家和地方信訪部門的預算就沒有包括在內，而這幾個部門都承擔部分維穩重任，僅國家信訪局2011年財政預算就達8425萬元。隨着國內抗議活動的不斷增多，大陸當局用於〝維穩〞的費用也急劇上升。有國內媒體報導，遼寧省2010年動用了 15%的稅收用於〝維穩〞，為223億；廣東省廉江市2009年〝維穩〞一年的花費是先前五年的總和。清華大學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大陸官方警方〝維穩〞的公共支出估計高達770億美元，金額與國防不相上下。部份專家估計，實際金額恐怕更高。比如今年年初，大陸官方為了防堵國內爆發〝顏色革命〞，針對全國各大都市的民眾集會，不論是數十萬人的農工抗議，還是對於手機通訊與寬頻網絡的防堵，都動用了相當大的警力進行〝維穩〞，自然花費不菲。
顯然，大陸官方的〝維穩〞費用除了用在大量的監視異議人士、鎮壓民眾的警力和國保上，還包括對網絡、電話的管控支出，社區、商場等無所不在的〝紅袖標〞的報酬以及〝維穩〞官員的薪酬、五毛們的發帖費等等上。據官方媒體報導，過去5年來，官方增加了數千位〝維穩〞的官員以及302萬個〝維穩〞的政府職缺；2009年還決定地方官員必須在平均兩個小時以內使〝重大事件〞的消息在網絡上消失；為此，官方軟件工程師還開發了一套自動的系統，可追蹤熱門網上的議題，並快速點出哪些是潛在的破壞性新聞。這筆費用自然屬於〝維穩〞支出。……
其次，高壓政策難以為繼。在官方看來，在刺激經濟增長無法奏效的情況下，遏止民眾不斷蔓延的反感和抗議，惟有實行高壓統治。據悉，在某個省部級領導學習會議上，高層就呼籲增加互聯網控制和地方政府服務的投資，以便將〝不和諧因素減至最低。〞與會高層達成一致：應提高警惕，控制類似埃及和突尼斯的例子在中國發生。此外，在〝十二五計劃〞中，官方也宣示新的〝社會管理〞機制，以平息動盪。然而，官方是越〝維穩〞，社會反而越不穩。1980年代全國上訪冤民總數為2萬多人，現在卻達到了4千萬人，而大小抗暴維權事件更是平均每個月一萬起之多，越來越多的網民們通過網絡宣洩着對官方的不滿。……
當局的天價維穩顯然不管用！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的快速增長，完全不以當局的維穩意志為轉移。在過去的10年裏，群體性事件增長了3倍，2010年達18萬起。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先生在今年5月3日出版的《經濟觀察報》上載文〝社會失序是當下的嚴峻挑戰〞，引用了官方的《社會藍皮書》和《瞭望東方周刊》的數字，即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到2003年，由1萬起增加到 6萬起；從2006年到2010年，由9萬起增加到18萬起。
與此同時，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民眾不買維穩的賬了。2010年9月，人民網、人民論壇雜誌和騰訊網做了一個聯合網路調查，題為〝維穩怪圈，誰的煩惱？〞調查結果顯示，75%以上的投票線民不滿維穩，他們認為，官員心中的〝穩定〞早就不是老百姓心中的〝穩定〞了，而所謂的不穩定，大多是官員出於自保而造出來的，如此維穩，老百姓怎麼能夠配合？！此外，越來越多的公共知識份子，包括那些長期沉默的知識份子，也公開譴責政府在維穩的名義下迫害社會良知的無恥行為。比如余世存說，在我們的記憶中，中國大陸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政權組織這樣墮落、猥瑣、下作。
最近，一些海外學者撰文分析中國大陸未來政局變動的可能。他們指出，中國大陸政治發展正面臨着空前大變局，大變局的動力可能主要來自於民間。原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小組成員，現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吳國光在美國費城就〝中國大陸政治變革的路徑〞做了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出一個民變促發官變的觀點，說的是老百姓在現行制度下不甘忍受剝奪和壓榨，要求改變現有的這套規則；對於老百姓的要求，當局的反應就是鎮壓；過去十幾年民變不斷增加，當局不斷鎮壓，但當民變壓力達到一定程度，官方的應對思路就出現分歧，分歧導致政治精英分裂，最後促成官變。吳國光相信，中國大陸未來變革的主力軍在民間。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以下促上的政治轉型，不同於改革開放時期大陸官方高層開明派自上而下的政治轉型類型。他認為，在二十二年前，胡耀邦的悲劇就已經顯示，中國大陸的從上到下推動政治變革的希望已經破滅了，〝只有民變才能促進政治制度的變化〞。台灣著名學者余英時撰文談中國大陸近 10年內發生巨大變化的可能性時，也談到了民變問題。他說他有個朋友曾對大陸改革派有很大信心，但現在很失望；余認為，未來可能會發生很大變化，這反映在三個主要現像上，一是整個中國大陸出現了獨立候選人競選人大代表的運動，而大陸官方正在試圖阻止；二是各類民變風起雲湧，三是大陸官方高層內部出現分化。
這裏，民變指的就是中國大陸官方字典里的〝群體性事件〞。那麼中國大陸在現在的超級維穩模式下，發生大規模民變的可能性有多大？這要從2008年中國大陸政府開始建立大維穩模式說起。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的民變特別多，那一年也是中國大陸維穩政策的轉捩點。為了保證2008年奧運會的順利進行，也為了抑制此起彼伏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當局採取了調動整個官僚系統參與維穩的政治動員方式，嚴厲對待上訪者和政治敏感人物，任意拔高警察的作用，使其凌駕於司法，地方官員在維穩名義下可以為所欲為等。這就是大維穩模式。之後，凡是在敏感時間舉辦大型活動，如2009年國慶60周年、2010年世博會和亞運會，當局就採取大維穩模式。
大陸官方難道真的不懂，自己本末倒置的所為，正將自己引向毀滅的深淵？！
20年前，東德共產黨的垮台對於很多中國大陸人來說，依舊記憶猶新。事實上，當時幾乎沒有人相信東德政權會垮台，甚至包括法國總統都認為，東德還會存在下去；就連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對自己的下台乃至政權的迅即垮台也都毫無意識。
因為在很多人看來，一個政權倒台，必然是源於其統治殘暴，官僚集團腐敗嚴重，民不聊生，從而官逼民反。不過，雖然東德共產黨官員享有諸多特權，但並無特別嚴重的腐敗行為，就連昂納克本人也沒有什麼貪腐行為。然而，昂納克統治後期的危機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因為共產黨的欺騙性宣傳開始失效，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也無法解決商品緊缺、外債突出的矛盾。因此，昂納克政權只有進一步加強對人民的管控，而這種管控正是通過其無所不在的強大的〝維穩體制〞。
東德〝維穩體制〞的發達有如下表現：一是對公民全面監控，國內情報系統非常發達，東德人民生活在一個龐大的監控網絡之中，內心感到壓抑，沒有安全感。東德垮台後，從東德秘密警察檔案中，人們得知，約有三分之一的東德人曾受到監視。二是對言論自由的控制，設置了很多言論禁區；再一個是對自由遷徙的控制。也就是說，在東德，黨領導的國家仍然事先規定好了人們應當怎樣生活。在這樣的體制之下，再加上跟西德自由世界的強烈對比，東德民眾的不滿是可想而知的。最終，忍無可忍的東德人民選擇了投奔自由。
如今，大陸政權正在重蹈東德共產黨的覆轍。曾經擁有強大〝維穩〞體制的東德政權不復存在了，那麼，同樣貌似強大的中國大陸〝維穩〞機制，究竟還能持續多久？！試想，一個即使沒有明顯貪污腐敗，沒有殘暴無道行為的政權，都有可能被人民趕下台，更何況那些視民如草芥，待民如仇敵的而且無官不貪的政權？自從進入2011年以來，中國大陸就在維穩怪圈中越陷越深。當局大幅增加了維穩經費，但越來越多的跡像顯示，維穩正在瀕於失控，而維穩失控，非常有可能成為官方手中的不定時炸彈。
迫害良知正是這個維穩體制的主要特徵，如今已經演繹到了越發荒誕的程度。當局不許戴晴開生日茶會，不許姚立法竟選人大代表，不許廖亦武出國，不許章怡和出書，軟禁一個瞎子；汶川豆腐渣學校砸死了近萬名學生，卻不許他們的父母親討個公道；三鹿毒奶害了那麼多孩子，卻不許他們的親人追究。……官方的維穩製造了多少〝國家敵人〞，就製造了多少隨時可引發這個體制爆炸的不定時炸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