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商人跑路事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這些企業家跑哪兒去了。一位企業家道出了個中原委：據浙江有關部門統計，全省1000萬元註冊資本以上的企業主，已經有24%辦完國外移民手續，正在辦理的有32%，實際上有一半以上的浙商已經不是浙江人！原來許多企業家只是在國內做生意的「外國人」，難怪能說走就走。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10》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目前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數量居世界首位，浙商二代成為移民主力軍。如此大規模的富人向外移民，絕非正常的移民現象，與我國私人財產保護不力有直接關係。
財富外流是一種「用腳投票」
2011年10月，胡潤研究院與中國銀行發佈的《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顯示，我國千萬富翁中，有14%已經移民或正在申請中，有46%正考慮移民；其中，南部、東部、北部、西部分別有27%、24%、11%和9%已經移民或正在申請中，分別有46%、46%、50%、41%的正在考慮移民。與該白皮書數據吻合的是，2011年4月，招商銀行與貝恩資本發佈《2011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我國億萬富翁中，約27%的受訪者已經完成移民，有47%的受訪者正在考慮移民。子女教育、財富安全和養老是我國富人移民的三個首選原因。
對於這種移民和財富外流，竟然有北大教授又擺出一副道德家的面孔，批判說他們「只考慮了個人因素，不管國家大局、國家政策，沒有起到先富的帶頭模範作用」，居然忘記了孟子所講的「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的至理名言。別說現代社會和全球化時代，即使是中國古代，人口的自由流動甚至移民，都是一項基本權利。在今天的制度競爭邏輯下，富人投資和移民當然是一種理性選擇，哪裏財富安全我就去哪裏，哪裏投資收益高我就去哪裏。如果無法自保，談何社會責任。
我國富人移民目的地主要是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歐洲、香港、英國等地。從2011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看，上述國家或地區都屬於「自由經濟體系」（全球179個經濟體中，美國經濟自由度排名第9，加拿大第6，新加坡第2，香港第1，英國第16）。而中國排名第135位，屬於「不自由經濟體系」；其中，「財產保護」方面排名第155位。數字未必能完全精確，但感覺應該是真實的。誰敢說這麼多移民的富翁都是傻瓜！企業家能否持續投資，一方面取決於能力，另一方面取決於信心。能力可以通過「干中學」獲得，信心則完全來自於國家對私人財產的法律保障力度。大規模移民和財富外流，完全是一種對我國私人財產保護不力的「用腳投票」行為。
要檢討「先富」後的財產保護
目前，我國億萬富翁已達6萬人，千萬富翁達到96萬人，年複合增長率達到9%以上。客觀地說，我國富人群體的誕生，得益於30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和市場經濟路線。鄧小平同志在1985-1986年間，曾三次談到「要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帶動後富，實現共同富裕」。他們就是那批先富起來的。但是現在，這批先富起來的群體卻半數以上要攜巨額財富而去，估計是鄧小平同志生前未料到的。誇張一點說，如果富人移民和財富外流得不到制止，從長期看我國恐將出現再次「無產化」的風險。因此，決策者必須檢討「先富」以後的財產保護制度。
儘管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加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條款，2007年物權法包含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的內容，但立法初衷和現實中的有法不依形成了鮮明對照。近年來由於強制拆遷而導致的致死、致傷事件屢見不鮮，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條款形同虛設。而相反的是，一位企業家辦理完赴加拿大投資移民的那一刻，終於長出一口氣：終於安全了。
市場經濟能創造大量財富，而如果國家無法做好財富保護，那麼永遠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富人的私人財產，大多數還是要投入社會再生產、進一步創造就業和社會財富的，因此保護私人財富，就是保護社會財富。而一旦富翁移民、財富外流了，就變成了本國財富的直接減少、其他國家財富的直接增加。事實上，不光富人的私人財產需要保護，窮人的財產，官員的合法財產也都需要保護，只有這樣，富人才不會因為財富不安而移民，窮人不會因為無法移民而憤怒，官員不會因為腐敗而裸官了。
馮立果為中國企聯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