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當代中國有兩大難題：一是難在揭示事實真相；二是難在給出合理解釋。以1958年到1961年的「大躍進」、「大饑荒」為例，現在回過頭來看，其間種種，無不令人覺得荒謬絕倫。但問題是，當時的人，包括中共各級幹部，也包括作為過來人的民眾，是什麼驅使他們如此行動？正因為當年發生的事匪夷所思，尤其是有關大饑荒的許多資料被蓄意銷毀，所剩數據殘缺不全，就更需要有人對這些有限的數據給出合理解釋。
「大躍進」中的吹牛浮誇有當年的《人民日報》報道為證：土高爐日產千噸鋼鐵，一畝地打出萬斤糧食，……牛皮一個比一個吹得大。其實，當時連很多小孩子也知道有些「衛星」是假的；奇怪的是，多數成年人並不認為那是錯的。「文革」中揭發出的「三反言論」中，有不少是對「三面紅旗」、「三年困難時期」（官方對大饑荒的稱呼）的批評，有人講「困難時期」他見到過餓死人。許多過來人都知道這些是真話，但仍然把這些話視為「三反言論」，認為說話的人「思想反動」，「思想落後」。那個時代讓人回想起來就是如此不可思議：明知某句話是謊言，但不認為它錯；明知某句話說的是事實，但卻不認為它對。「下面」對「上面」說假話，「上面」也對「下面」說假話，但上下兩方都不覺得自己被欺騙，彼此都明白對方在說假話，但都沒有負罪感，而是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氣壯。要是有人說了真話，也明知人家說的是真話，說假話的人不但不慚愧，反而去責怪說真話的人，似乎說真話是錯的，而講假話反倒是對的。
美國出了本哲學小冊子On Bullsh*t，暢銷一時。bullsh*t一詞，可譯成廢話、扯淡、吹牛、誇誇其談等等。這本書很有趣的一點是對撒謊與吹牛的區分。作者哈里•G•法蘭克福指出，撒謊和吹牛都是不真實的言語，但兩者性質其實不同。撒謊的目的是讓對方誤以為他說的是真實的，這表明撒謊者對真實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他很在意真與假的區別；吹牛則不然，吹牛者根本不在乎真假。謊言的問題是不真，是蓄意欺騙；吹牛的問題是不能當真，是當不得真。一般人在道德上都對撒謊很反感，但對吹牛則比較寬容。然而，就影響效力而言，吹牛造成的後果比撒謊更嚴重，因為吹牛是使真實失去意義，因此是真實的更大的敵人。
「大躍進」時期的浮誇風和毛澤東提出的「兩本帳」大有關聯。在1958年1月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裏，毛澤東要求各級領導對經濟指標採取「兩本帳」的做法：「中央兩本帳，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佈；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佈。地方也有兩本帳。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必須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帳為基礎。」按照「兩本帳」制度，上一級的「期望完成帳」是下一級的「必須完成帳」，這樣一級一級下來，層層加碼，等到了基層，基層的計劃指標勢必大大高於中央的第一本帳即中央的實際要求。這等於是鼓勵、乃至規定下面的人製造高指標，而這種高指標可以是虛的，完不成也不要緊。
毛澤東提出「兩本帳」的用意，說來也很簡單。為了「大躍進」，毛澤東想出了幾個辦法，其中之一是提高公有化程度。按照毛澤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既然公有制比私有制能創造更多的生產力，那麼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所以他積極鼓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另一個辦法就是讓人們加班加點多幹活，高投入自然會有高產出。怎樣才能讓人們多幹活？那就是給人們定出高指標逼他們超時勞動。1958年3月的中共「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有時在附近農村轉悠，發現這裏茶鋪多，趕場多，人們的日子過得很閒散。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覺得有必要找條鞭子趕一趕。乍一看去，毛澤東的高指標想法似乎並不違背常情。人們習慣於把訂規劃當作表達意願、期望，用以激勵和鞭策自己的方法，所以指標要定得高一些。「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那麼要 「得乎其上」豈不是就該「法乎上上」，但問題是，高指標也還要有個限度。如果指標定得太高了，明顯達不到，指標就失去意義了。可以想見，在「大躍進」的初期，還有人在定指標時多少考慮到可能性，不肯把指標定得太高，但必定會有人投上級所好，完全不顧可能性，把指標定得非常高，而上級則一定對後一種人大加表彰。上級並非不知道下面定出的高指標超出實際，但他們並不在意；他們在意的是下級的態度和決心，下級越是把指標定得高，越能顯示他對「大躍進」的態度積極、決心大，這樣的下級便受到上級的表彰。就這樣，引出一輪又一輪吹牛皮競賽。
儘管在吹牛皮競賽中，人們仍然是在講指針、講數字，但語言的性質卻發生了改變。人們本來還在乎指標有無實現的可能性，也就是還在乎（數字的）真假，一旦定指標變成了吹牛皮競賽，真假就變得不重要了。這與一般的撒謊不同。提出高指標的人知道自己說的話不是真實的，但他不認為自己在撒謊，因為他的目的不在於實事求是地提出生產指標，而是藉此表達自己對「大躍進」的積極態度和無比決心。聽話者理解說話者的意圖，所以他也不認為對方在撒謊欺騙。他只是深感對方忠心可嘉，所以要對說話者予以表彰。這是一種雙方心領神會的默契。如此便造成了上文提到的那種奇怪的局面：上上下下都在豪情滿懷、理直氣壯地說假話，但雙方都不認為彼此在互相欺騙。這時誰要是說真話把指標定得低，反而會受到一致的譴責，說他「右傾保守」。不計較話的真假，只是計較說話者的政治態度，這就是「大躍進」期間的政治氛圍。
到了1958年的收割季節，各地爭相「放衛星」，吹牛皮更上層樓。如果說，定高指標還只是空口說大話，那麼「放衛星」就是明顯的集體造假了。 1958年7月，毛澤東視察過的「紅光社」首先放出一顆早稻畝產3725斤的「衛星」，登上了《四川日報》。鄰近的「和平社」不服氣，幹部連夜開會，決定第二天就放一個更高的「衛星」把「紅光」壓下去。「和平社」的幹部說，「紅光」的3千多斤，不說都曉得是假的，他們都假得來，我們未必假不來。接下來便是一場你追我趕、龍爭虎鬥，一直到放出畝產10萬斤的「特大衛星」。
當時就沒有幹部敢站出來講真話麼？當然有，而且還不少，但是上面一手遮天，硬把說真話的聲音壓下去。例如四川的李井泉（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第一書記）就不斷打擊說真話的聲音。李井泉本人也不真的相信有萬斤田，但對李井泉來說，「萬斤田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實際問題；不是真假有無的問題，而是該不該宣傳的問題。對那些信誓旦旦吹牛撒謊的人，他看重的是他們的積極性，根本沒有想過要追究是否真有其事。」在一次會議上，李井泉對一位質疑萬斤田的溫江地委幹部大發雷霆說：「誰不相信水稻一萬斤，誰就不是共產黨！」「畝產一萬斤，是共產黨的領導嘛！你不相信，你的黨性哪裏去了？你居心不良！」旁邊另一位溫江地委幹部嚇壞了，趕忙問李井泉，我們地委需不需要作檢討。李井泉沒好氣的說「不要」。在稍微平靜了一下以後，他竟又冒出這樣的話：「沒有一萬，也有五、六千嘛，這是群眾的積極性嘛……」這真是一語泄露天機，原來李井泉也不相信萬斤田。
其實，毛澤東本人倒是講得更明白些。他說：「放衛星好，放了許多假衛星，還要放的。大放假衛星，有極大好處，無假哪裏來真？有假衛星，才有真衛星。」毛澤東這話在道理上根本不通，但他主張「放衛星」不必問真假的意思卻躍然紙上。這一點當時很多農民都看穿了。他們說：「國民黨時候瞞上不瞞下，現在是瞞下不瞞上……」。李井泉們的邏輯無非是：放衛星表現了群眾的積極性，你非要去查個一清二楚，不是別有用心是什麼？！
一畝地打多少斤糧食，這本來是純粹的事實問題。然而執政者卻把它變成對「大躍進」、對共產黨領導是否信任的政治立場問題。產量報得越高，越證明你擁護「大躍進」、擁護共產黨；哪怕數字虛假，起碼政治態度是沒有問題的。產量報低了，那就是否定「大躍進」、否定黨的領導，政治立場便大有問題了。人們並不在乎事實是否真實，而只在乎忠不忠。在這種政治文化中浸染久了，也就習慣了用這種方式去思考、去判斷，所以才會出現說假話反而是對的、是革命的，說真話反而是錯的、是反動的荒唐局面。
更糟糕的是，浮誇蔚然成風後，連說假話者自己都開始相信自己的假話了。當時毛澤東曾在中央的會議上煞有介事地提出：全國糧食這麼多，吃都吃不完，怎麼辦好呢。許多地方領導也大力鼓勵人們敞開肚皮吃飯，似乎真有無窮無盡的糧食在那裏等着受用。然而，持之以恆地說假話，最後終究會把說假話者自己也給折騰糊塗。真是假的標準，假卻不是真的標準。從浮誇的數字中是得不出真實判斷的，誰也不知道別人的浮誇造假程度到底是多大，當然就無法了解事實上「大躍進」前兩年的真實收穫數字。據介紹，食品短缺是從1958年12月開始的，政治局起初並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雖然對豐收的數字懷有疑慮，但以為只要把這些數字降低10%，就足以反映實情了；等到後來他們知道實情後大吃一驚，原來糧食的實際產量遠遠不是上報公佈的數字，也不是低10%，而是少90%！
民以食為天，人命關天。按理說，在沒飯吃和餓死人的問題上，當局最沒有理由封鎖消息說假話。確實，人面對事實的態度具有某種傾向性，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宣揚誇張，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掩飾否認。但在一黨專制之下，在一黨壟斷權力、壟斷信息的情況下，這種傾向才會被推向極端，造成特別嚴重的惡果。按照毛澤東的思維邏輯，真話假話不重要，重要的是肯定「大躍進」還是否定「大躍進」，而這種肯定與否定又關係到毛澤東個人的政治形象與威望，因而特別敏感。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就《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答客問」中有兩個問題很值得思考，一個問題是：「你這本書揭露了中國一段黑暗歷史，展現了一段痛心的悲劇，你這樣做是否影響國家形象，是不是有違你的初衷？」；另一個問題是：「你是一位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有人說，你這本書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是給中國共產黨抹黑，你怎樣回應這個指責？」。這兩個問題很有「中國特色」，至今不少人在評價別人的文章或著作時，首先關心的仍然不是別人講的是否符合事實，而是講出這些事實是否影響國家和黨的形象。其暗含的前提是：只要你是為黨國歌功頌德，哪怕是撒謊吹牛也值得嘉許，起碼是可以原諒的；反過來，如果你是揭露缺點錯誤，哪怕你說的是100%的事實，你還是難脫損害「中國形象」、給「黨與中華民族」抹黑的嫌疑。在這裏，「形象」二字尤其值得玩味。所謂「形象」，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的外觀。上面那兩問表明一點：在黨和國家的政治天平上，形象比事實遠為重要；作為黨員，有責任替黨國的罪錯塗脂抹粉，違者便有「反共反華」之嫌疑。問題是，靠假話謊言來維持的「形象」能持久嗎，「黨和國家」舍此別無改善形象的途徑了？這是個在中國到今天也未得到解答的大問題。
人類社會總會有一些貪婪而又急功近利之徒，好用殺雞取蛋、竭澤而漁的辦法謀求利益。比如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鑿運河，不惜人力物力，強迫人民服苦役，最後總算完成了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很難完成的宏偉工程。可是，毛澤東與這兩位皇帝不同，他發動的「大躍進」不過是經濟狂想，因此收穫的也是苦果，毫無成就可言。如前所述，毛澤東為各省定出高指標，目的是造成巨大的壓力，迫使人民多勞動，從而實現高產出。在毛澤東的壓力之下，「大躍進」期間，國人投入的勞力之多、消耗的資源之巨實在駭人聽聞，但取得的建設成就卻少得可憐，更多的後果是破壞，非但沒有達到增產的效果，反而導致嚴重的減產。
在耗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之後，「大躍進」反而成了「大躍退」，大建設反而成了大破壞。這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絕無僅有。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後果？用官方的說法，這是因為「瞎指揮」與「強迫命令」。譬如在收割季節，全體青壯男勞力都被派去「大煉鋼鐵」，致使成熟的莊稼大片大片地爛在地里；過度深耕，把熟土翻到了下面，把生土翻到上面；密植密到不透氣，秧苗都給悶死了，……如此等等怎能不減產？不少人事後總結教訓說，不能用群眾運動的辦法，靠「大轟大嗡」來搞經濟搞生產。這話說得也不錯但還講得不夠清楚。在「大躍進」期間，流行一種特殊的競爭，曰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正是這種特殊的競爭導致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性後果。
現在人們都知道，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體制有一根本弊端，由於人們付出的勞動和個人收益沒有相關性，勞動者缺少努力勞動的誘因。為了讓人努力幹活，共產制度就採取了兩種辦法。第一是加強對勞動者的管制，實行嚴格的勞動紀律，包括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對所謂不好好幹活的人進行懲罰。這種辦法在「大躍進」期間被大量採用，對勞動者常常如同對待奴隸。但是，20世紀的勞動者畢竟不是奴隸，因此強迫手段總有它的可應用限度，所以第二，共產制度還要靠其它辦法刺激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便應運而生。
這種競賽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不是給努力工作的人物質刺激，而是利用人的榮譽感和羞恥感，以及爭強好勝、不甘落後的心理，刺激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把生產勞動變得像體育競賽。乍一看去，在生產勞動中引入競賽機制並無不妥，偶一為之也常有正面功效。但問題是，如果把生產勞動搞得如同體育競賽，那就會造成極大的弊端。必須看到，生產勞動和體育競賽畢竟不是一回事。體育競賽不只是為了促進人們的身體健康，而且它還具有獨立的價值和意義。在體育競賽中，人們通過對力量、技巧、耐力和勇猛的展示，使自己的活動成為一種藝術品，並藉助激烈的競爭表現出不屈不撓、奪取勝利的英雄氣慨。體育競賽本身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生產勞動卻不然，生產勞動只是為了製造出人們需要的物質產品，從而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生產勞動沒有獨立的價值和意義。體育競賽本來就是給人看的，如果它讓人們看得興奮，看得激動，賞心悅目，那就是它的成功。為達此目的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必須的，值得的。但生產勞動的目的並非展示，而是要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大躍進」中的勞動競賽只是一味地營造熱氣騰騰、幹勁沖天的宏偉場面，大家爭相為營造這樣的場面而你追我趕，既不計成本，也不管收益。這就有可能比奴隸勞動還糟糕。因為奴隸主迫使奴隸勞動，圖的是奴隸生產的產品和服務，而不是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那樣不計後果地圖熱鬧好看。
「大躍進」，動用全部行政力量和宣傳機器在各行各業大力推行勞動競賽，誰幹勁越大越積極，誰就受到表彰，戴紅花、上紅榜，評先進、評模範，登報紙、上廣播、發照片，風光一時；誰幹勁不大、積極性不高，誰就挨批評、受羞辱，說他是落後分子，「插白旗」，連小孩子都瞧不起，有的「落後分子」還要受處罰。於是，很多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就帶領或強迫大家在「比幹勁」上競爭起來︰你那裏白天干一整天不休息，我這裏就白天幹完了晚上接着干、挑燈夜戰；你那裏奮戰3 晝夜，我這裏就奮戰5晝夜7晝夜；你耕得深我耕得更深，你栽得密我栽得更密；你砍了1千棵樹去煉鋼，我就砍2千棵，直到砍光為止。有的縣委負責人晚上站在山頂上看各個公社的幹勁，看到哪裏火把最多，就認為哪裏幹勁大，不問勞動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縣廣播上表揚。於是幹勁本身成了競爭的目的與評價的標準，而經濟效益和最終成果則被置之腦後，以至於被犧牲被捨棄。當億萬人民被鼓動、被強迫從事這種不計成本、不管收益的幹勁比賽，「大躍進」自身就變成「大躍退」，大建設也就演變成大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