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的錯誤，是一種古老的痼疾，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迄今為止在利比亞發生的一切，只是再次證明了一個千古皆然的政治命題：不給人民選擇的權利，就堵死了和平協商的變革路徑，也會堵死包括掌權者在內的整個社會的退路。
    對利比亞局勢，中國外交部的表態是：「我們注意到了近日利比亞形勢發生的變化，中方尊重利比亞人民的選擇。」這個表態的意義，首先是承認利比亞半年多來變局的主體是「人民」，其次是承認這半年來利比亞人民充滿折騰意味的行動，只是為了行使「選擇的權利」，正當，應予尊重。
    此輪政治變革先後波及多個中東國家，何以利比亞受到格外關注？顯然，是因為前述幾國變革急驟而利落，惟有利比亞的變革，是通過內戰這種大規模流血的方式，前後遷延半年之久，才終於得以實現。
    利比亞人民為實現選擇權利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受到重創的是整個利比亞社會，包括卡扎菲家族及其支持者。代價還將在未來體現，內戰造成的社會裂痕、家國讎恨會怎樣影響利比亞政局走勢，尚屬難言。血與火固然能表明利比亞人民爭取自由的決心、勇氣，為他們帶來榮譽，卻不能抹平既成的傷口，消解未來的隱憂。
    從這一點上說，突尼斯、埃及等國統治者的「脆弱」在特定情況下，卻避免了兵火之災，不啻是這些國家國民與社會的福分。不必為一個人、一個家族或者一個政治團體的私利，讓全社會付出巨大代價，這是利比亞人民求之未得的。
    反觀卡扎菲，曾經有妥協的機會擺在他面前，但是他沒有珍惜。他只迷信暴力，他要用反對派的血，來讓所有的子民戰慄。等到他想起了妥協的好，時機早已遠去。
    當然，卡扎菲的不妥協，一直是以「利比亞人民」的名義而行的。這不是什麼秘密——「人民」一詞從出現的第一天起，就充滿了被挾持、濫用的不良記錄。多少罪惡以「人民」之名行之。今天，我們知道卡扎菲並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事實上，他和他代表的力量站在了利比亞人民的對立面。但這一點不是在他大勢已去時才能判斷，而是在他威脅屠殺自己的國民那一天，甚至更早——從他剝奪了人民的選擇權那一天起，就與「人民」分道揚鑣了。正是「誰堅持到最後，誰就代表人民」，或者說，「成王敗寇」的心理，使卡扎菲執意不放棄暴力。誰笑到最後誰就代表民心所向的邏輯，實質上鼓吹的是一種暴力思維、「槍桿子至上」思維。由此邏輯能得出的惟一結論就是，即便一個政權的統治力量已經失去了民心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其讓人民通過法定的程序行使選擇的權利，除非用暴力推翻它。妥協、談判、「改革」，這些詞語或承諾即使有，也常常只是一種欺騙策略。從不再尊重乃至剝奪人民的選擇權那一天，卡扎菲就沒有為人民留下退路，也沒有為自己留下退路，全不管「死後洪水滔滔」。
    卡扎菲由暴力上台，也由暴力下台。不同的是，他下台時，流了更多的血，利比亞這個國家留下了更加難以痊癒的傷口。不願正視人民的存在，不讓人民表達自己的訴求，不准人民行使選擇的權利，最後收穫的，卻是最激烈、最極端、最血腥的變革形式。此時，這當年的革命者，還能談什麼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廣而言之，每一種社會形態改變、利益與權力的重新分配，都是變革。但由於對待人民選擇權態度不同，結局會有天壤之別：可能是和風細雨的漸進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成功，千萬人頭落地」的恐怖圖景。從另一面講，「革命未能成功」，同樣會有「千萬人頭落地」的可能。這種惡例更多。
    文明社會的核心指標，不是掌權者如何上台，而是掌權者如何下台。面臨保住個人、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誘惑，面臨將權力把持千秋萬代的誘惑，不惜以謊言和偽造的民意來增強自己的合法性，最終，卻往往使人民不得不選擇玉石俱焚的極端手段。出現這種局面，可能有民眾不懂得、不善於通過和平手段表達訴求的因素，但在威權社會的現實背景下，首先必定歸咎於缺乏政治智慧也缺乏歷史擔當的掌權者。
    幾乎每天都會有大大小小的掌權者離開權力中心。他們之間的最大區別，在於是否承認人民選擇的權利並確實臣服於它。「當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達到，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說這句話的人叫戈爾巴喬夫。20年前，他放棄了權力。他的千秋功罪，尚待後人評說，但我們至少需要承認一點：包括俄羅斯在內的那些轉型國家，儘管經歷了巨變與折騰，但幾乎沒有流血；而長期「穩定」（實則停滯）的利比亞，如今卻面臨着可怕的社會裂痕。
    卡扎菲的錯誤，是一種古老的痼疾，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除非逐步但堅決地給人民選擇的權利，否則，全社會退無可退的可怕圖景，終會是每個轉型社會揮之不去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