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京女孩的18年黑戶生涯
因為不停信訪、打官司，他們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釘"。一到特殊時期，他們就屬於特別關注對象---大門鎖芯莫名被拔，殘疾車輪子裏塞着細鐵絲。外面還有十五六個人看着。
"我們都被編了號。我爸是一號，我媽是二號，我姐是三號，我是四號。"
18年來，李鴻玉一家將所有精力都放在一件事上---替女兒李雪上戶口。
但是，18年來卻處處碰壁。
因為沒有戶口，今年18歲的李雪沒有上過一天學。
李鴻玉總是念叨："孩子是無辜的，她出生了就得給她上戶口啊。"
北京市東城區(原崇文區)永定門外的一條胡同里，侯莊65號，李鴻玉一家四口就住在這裏。
李雪是李鴻玉的小女兒。大女兒李彬今年26歲。妻子白秀玲在生完李雪後的第14天，被單位開除。
在外人看來，李鴻玉的家教過於嚴苛甚至保守。電視只看新聞，其他時間讓兩個女兒在家裏自學法律、自學英語，家裏除了課本和法律書外沒有其他書籍；夏天不能穿裙子，不能露太多；出門必須跟家裏說。
"沒辦法啊，家裏已經這麼多事了，再也經不起折騰了。"李鴻玉有他的苦衷。
1 為五元錢較真兒
李鴻玉家的小院裏，停着兩輛殘疾人電動車。夫妻二人都是殘疾人———李鴻玉是先天性肌肉強直；白秀玲的左腿因為小兒麻痹症落下殘疾，走路時左腿在地上劃圈。那輛殘疾車就是她的腿。
夫妻二人都是老北京。
上世紀80年代，李鴻玉在北京皮毛三廠上班。因為感冒到醫院看病，回來時被門口督察的領導看到，認為他遲到，便扣掉副食補貼5元。
李鴻玉認為自己沒有遲到，便拿着條子跟領導理論，沒人理他。
於是，他找到北京市總工會、北京市二輕局。
5元錢討回來了，李鴻玉也下崗了。理由是：單位生產不足，下崗待工。每月拿在崗時60%的工資，28.8元。
這一年大女兒李彬剛1歲，1986年。
李鴻玉一家住的平房，是他父親在民國29年買的。現在算來已經有70年了。之前住的三間老屋已經塌了，破敗不堪。
生了李雪之後，蓋了現在住的西廂房。挨着三間破屋的東廂房，是李彬和李雪兩姐妹的房間。這間房因為兩姐妹大了，後蓋的。蓋房的錢是老街坊拆遷剩的。
家裏除了一台冰箱和一張雙人床是自己買的，其餘家具都是別人送的。比如電視；還有姐妹倆各自的床和床頭櫃、書桌，都是老街坊拆遷時送給他們的。
「我父親也是出苦力的，拉過洋車。」李鴻玉緩緩地說，父母早已過世，他上面還有三個哥哥。大哥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二哥前兩天剛去世。跟三哥不常走動，還有一個傻妹妹，已經嫁人。前兩年經常到李家吃飯，連吃帶拿。現在不常來了。
白秀玲始終不願多提娘家人，只是說，各家都有各家的事，我們也不願麻煩他們。
李鴻玉每天都琢磨着李雪的事，晚上睡不着覺。
「去法院、檢察院怎麼說？訴狀怎麼寫才讓他們挑不出毛病？」李鴻玉說。
有時候睡到半夜突然想起訴狀要寫的內容，他趕緊把李雪叫起來。怕忘了。
之前的訴狀都是姐姐李彬在寫，現在李彬除了在肯德基打工，還有一份兼職，忙不過來。寫訴狀的任務便落在李雪身上。
儘管沒有上過一天學，但在李鴻玉的督促下，李雪自學到小學四年級的語文、數學。
李鴻玉有時候喝點酒，為了晚上能睡踏實。
這兩年，李鴻玉的身體越來越差，病也越來越嚴重，經常在早晨痙攣，尤其是冬天。現在的李鴻玉與三年前照片上的他相比，判若兩人。「我爸現在像個小老頭。」李彬說。
去年，李鴻玉因為肺部感染大病一場，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
《法治周末》記者去採訪的當天，李鴻玉剛犯完病。
犯病時外人看不出來，用李鴻玉的話說，是自己跟自己較勁———「犯病時全身像是被萬條鋼筋拉扯着，眼睛皺成一堆，手抽抽在一起，腮幫子深深陷進去。」
現在，門牙也掉了，上排牙只剩兩顆。
怎麼吃東西？
「咳，囫圇着吃唄。吃餃子，軟乎的。」李鴻玉笑着說，露出剩下的兩顆牙。
1986年下崗後，李鴻玉在工地看過門，在醫院看過建好的空房。「一天一塊錢，有時候一天三塊錢。」
白秀玲也因為李雪的事得了腦血栓和高血壓，每天都得吃好幾種藥。
2 李雪出生
說起李雪的出生，李鴻玉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我之前跟法院、檢察院的人講，沒人聽，索性就不說了。"
白秀玲因為小兒麻痹症兩條腿不一樣粗細，"站不穩老摔跟頭"。有一次削土豆皮，刀掉到腿上劃了一條兩寸長的口子。刀口化膿感染。
此時的白秀玲已經懷了李雪，因為家裏條件困難，夫妻倆其實並不想要這個孩子。
但去醫院後，醫生說白秀玲體質不好，加上刀口感染，不能墮胎。
1993年8月11日，李雪出生在天壇醫院。
伴隨着李雪的出生，是母親白秀玲被單位開除。因為李雪是超計劃生育第二胎。
白秀玲在永外街道永明釉料廠當過工人也看過大門，是正式工。
當年8月25日，永明釉料廠根據《北京市計劃生育條例》處罰辦法第五條第五款，以寄信的方式對白秀玲作出開除處理。
李鴻玉去永明釉料廠理論：按國家規定殘疾人不能隨便開除。但無濟於事。
白秀玲沒有拿到一分錢，連開除前兩個月的工資也沒有拿到。
李雪出生的第二個月，李鴻玉拿着出生證明去派出所上戶口，但對方不給辦理。理由是，按照《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辦理常住戶口登記工作程序》，要有出生證、母親的戶口和身份證、生育指標證明，孩子才能落戶。
李雪沒有計劃生育部門出具的生育指標證明，如果要這個證明，就得先交超計劃生育二胎的社會撫養費5000元。
"沒有任何一部法規或條例規定，居民給新生兒上戶口，必須要計生部門出具的生育指標證明，或者計劃外生育處罰完結證明及計劃外生育指標證明。但在實際工作中，沒有計生部門的證明，你絕對不可能給孩子上戶口。這是公安部門配合計生部門工作的一項措施，屬於內部規定，也就是不成文法。"2008 年，聽了李雪的事後，知名人口學家何亞福曾表示："孩子有什麼錯？不能因為上一代的行為株連到無辜的下一代！不能用基本國策這個大帽子，蓋住很多應該解決的問題。"
1993年12月30日，李鴻玉夫婦接到了永外街道辦事處計生辦的處罰決定書：對李鴻玉、白秀玲夫婦徵收社會撫養費5000元。
"那時候我們哪有那麼多錢啊。她被單位開除一分錢沒有，我當時一個月工資不到100元。"李鴻玉說，"哪怕每月扣我50%的工資，我們把這罰款交上，你得先給孩子把戶口上了啊。你不能懲罰孩子，她有什麼錯？"
自1993年白秀玲被單位開除，10年裏，家裏一直靠李鴻玉不到百元的工資維持着。最窮的時候，"一家四口一天只有一塊錢。這個月才過了一半，錢就沒了。"
有一年，家裏的年夜飯是餃子和幾塊帶魚。"那餃子可真是純素餡的，韭菜餡。"李鴻玉三哥到家裏來說，你們怎麼就吃這個啊，怎麼不吃點別的？買點水果？
李鴻玉說，聽得我直想流眼淚，心想我要是有錢能吃這個嗎？
因為李雪的事，白秀玲和李彬的低保一直拖着辦不下來。李鴻玉又去找北京市民政局，"人家說，你們家符合條件啊。"
幾經周折，直到2003年，白秀玲和李彬的低保總算是辦下來了。現在，一家四口一個月收入總算多了一些。
3 艱難的訴訟路
李鴻玉始終認為，國家規定了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法規，限制超計劃生育的嬰兒落戶。交不交罰款都得辦戶口，罰款和辦戶口是兩回事，罰大人不罰孩子。
李雪出生那年，永外街道辦事處計生辦給李鴻玉夫婦發了處罰決定書，並稱，如果不服可到崇文區計生委進行複議。
李鴻玉夫婦便去崇文區計生委複議，卻被拒之門外。
1995年開始，李鴻玉夫婦就帶着李雪到北京市政府信訪處反映戶口問題，北京市政府信訪處讓他們找崇文區信訪辦。就這樣反反覆覆找了一年多。
1998年，李鴻玉開始去法院起訴。
第一張訴狀，在法院門口的律師事務所請人寫的，花了50元。第二年，訴狀漲到了100元。
結果通常是，一審，敗訴；上訴，敗訴；申訴，敗訴。申請抗訴，駁回；申請再審，駁回。
每次除了訴訟的主體不同，結果都是一樣。周而復始、循環往復。
李鴻玉總認為官司輸了是自己的原因，他覺得訴狀沒寫好。所以，總會訓斥女兒。讓她們好好看書，學習法律知識。"至少你得讓他們挑不出毛病來。"
為了給李雪上戶口，區、市、中央的公安部門、計生部門、政府信訪辦、法院、檢察院、婦聯、殘聯，李鴻玉夫婦都跑遍了。
每一次去相關部門討說法，即伴隨着冷眼、有時還惡語相向。
"那時候也沒少挨打。有一次打得我們兩個多月沒起來床。這兩年態度好多了。"李鴻玉笑着說，但還是不解決問題。
因為不停信訪、打官司，他們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釘"。一到特殊時期，他們就屬於特別關注對象---大門鎖芯莫名被拔，殘疾車輪子裏塞着細鐵絲。外面還有十五六個人看着。
"我們都被編了號。我爸是一號，我媽是二號，我姐是三號，我是四號。"李雪說。
家裏有人出門，外面就有人拿着對講機喊，一號出去了；三號、四號出去了。
李彬說，甚至有一次上廁所，"那男的一直跟着我。當時剛好一個街坊大媽在裏面，她喊：幹嗎呢？你怎麼進女廁所啊？我才發現他已經跟着我進了女廁所。"
鄰居們看不過眼，有時會說兩句："人家又沒犯法，幹嘛成天看着人家。""給人把戶口上了不就沒事了。"
前兩年，李雪自己去王府井、天安門求助，看到胸前掛照相機的人，她就上去跟人家講自己的情況。她覺得這些人應該是記者。
2005年，李雪在天安門，被當作信訪的人拉到馬家樓永定門接濟站。
12歲的李雪嚇得哇哇大哭。給家裏打電話後，李鴻玉騎着他的殘疾電動車把她接回家。
18年來，他們也遇到過好心人。有人勸他們："算了吧，把錢交了，給孩子把戶口上了。"
但李鴻玉認為："交了這5000元，我們就等於認了錯。孩子沒有享受到義務教育，這個責任得讓他們負！錯的是他們，不是我。"
曾經有一位女檢察長提出幫他們解決戶口問題，但最終給了李雪200元錢不了了之。
雪球越滾越大，牽扯的人和部門也越來越多。李雪的事走到今天，已經非一人之力所能為了。當年的崇文區也已經合併到東城區；永外派出所，現在已經換了五六任所長。
2010年8月9日，李鴻玉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交材料時，北京高院給了一份《申請再審案件審查程序告知書》，他們還在等待消息。
4 永不放棄
事實上，李雪這種情況，應該可以趕上人口普查"大赦"。
2000年人口普查，李雪7歲，正是上學的年齡。
一個女普查員拿着幾張表到家裏。他們說了李雪的事，她也給李雪登記了。再問戶口的事，她說："我只是個普查員，辦戶口找派出所去。"
2010年人口普查，如果不是去居委會索要人口普查表，李家人根本見不到這個表。
但是，"這個表居委會交沒交到上面，我們也不清楚。"李鴻玉說。
戶口和讀書哪個對李雪更重要？
李鴻玉毫不猶豫地說，戶口。"現在火車都實名制，沒戶口哪都去不了。我們根本不敢讓她出遠門。"
李雪插話說："博物館現在不要錢了，可是要身份證，我還是去不了。"
她穿着從西單明珠商場花30元買的花裙子，熟練地拿出各種訴訟材料，在床上擺放整齊，講到哪裏就把相應的材料拿給記者看。裙子長及腳踝，"不然我爸不讓穿。"
李雪沒有朋友，她的生活圈子幾乎是封閉的，偶爾會跟鄰居家的孩子出去轉轉。"她跟我講學校的事，講電影明星。我就聽着。"
從沒上過一天學的李雪，對學校的事一無所知。只是跟媽媽買菜時，看到學生放學或組織活動，會回家鬧情緒，哭。"你看人家都能上學，都有學校組織活動。"
"現在不會了，已經麻木了。"李雪說起話來總是憨笑着，語速很慢。
採訪時，大部分時間都是李鴻玉在說，李雪偶爾補充一點事實部分。她還不善於完整、準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一到外面就杵(內向)了。"
姐姐在的時候，會幫她說一些。
一家人並沒有因為李雪的事而感到絕望甚至放棄。李鴻玉總說，只要活着，就沒事。李雪的微博是：xiaoxue永不放棄。
李鴻玉感到欣慰的是，身邊還有幫他的朋友。
家裏4000元買的電腦，就是曾經租房的浙江人幫他們買的；還有些老街坊知道他們快沒錢了，便過來送點錢給他們。
端午節，鄰居給他們送來了粽子。
李鴻玉感慨："有時候求親戚還不如求朋友。"
現在如果交了5000元，是不是就可以上戶口？
"應該是，但是我們沒有違法，交了這錢就等於承認我們有錯。孩子這些年的損失誰承擔？有法律就得按法律辦事。"
在李鴻玉眼裏，所有事情都應該按法律程序走，都得按規矩辦事。"是我們的錯我們承認，不是我們的錯，我們就不應該承擔責任。"
李家的生活因為李彬打工，一個月能有兩千多元的收入，李鴻玉覺得已經很好了。
李彬因為李雪的事，初中畢業後就沒再繼續讀書。
今年26歲的李彬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還沒有男朋友，也不想這事。"現在的人都很現實，我們家這種條件，沒人願意。"
李彬有時候也會跟父母抱怨，覺得他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妹妹的事上，忽略了她。
電影《秋菊打官司》裏，村長打了秋菊的男人，她到鄉政府告狀，"我只是想要個說法。"
李鴻玉也只想要個說法。但是，他沒有秋菊幸運。18年來，李鴻玉沒有要到說法。
李雪說，最幸福的事就是我們一家四口在一起。我渴望上學！我渴望過正常的生活！可這一天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