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消息說，為了慶祝新加坡與中國建交20周年，中國國家文物局將在新加坡河畔立一座鄧小平紀念碑，紀念鄧小平於1978年到訪新加坡，開始中國和新加坡兩國的正式交往。鄧的塑像將置於新加坡河畔的「新加坡貴賓廊道（Friends to Our Shores）」上。這個廊道展示世界知名人物與新加坡的來往，加深新加坡人對自己國家和對世界的認識。自2004年至今，這條河畔貴賓廊道已經為波蘭裔英國大作家康拉德、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和菲律賓民族英雄黎剎（Dr. Jose Rizal）建了碑。
這是鄧小平塑像第一次走出國門。從其他三位被紀念的歷史人物來看，新加坡方面的意識形態考慮似乎並不是很重要。 新加坡在冷戰中立場堅定地站在西方陣營一邊，把北越和中國視為對新加坡安全的主要威脅，支持美國捲入越南戰爭，但是這並沒有影響胡志明的入選。
儘管如此，這座塑像還是提醒了人們李光耀和鄧小平之間長期的惺惺相惜。鄧小平在文革以前曾經貫徹毛輸出革命的路線，60年代初當馬來亞和新加坡獨立後馬共要走出森林參加和平進程時，是鄧小平親自召見馬共領袖陳平，要他們堅持並擴大武裝鬥爭。當時的新加坡左派就是和馬共相呼應，給李光耀帶來很大的麻煩。但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後，對這個島國在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局面下發展經濟產生了深刻印象，提出向新加坡學習。到今天，新加坡是除美國以外中國大量派出官員學習和進修的國家。而鄧小平快刀斬亂麻解決中共支持東南亞共產黨的歷史問題的「務實」作風也贏得了李光耀的讚賞，李認為鄧是唯一有魄力領導中國走出毛主義時代的人。
李光耀對後毛時代的中國的看法有兩重性。一方面他擔心中國崛起以後成為東南亞的主要威脅，因此他力主美國回到東南亞；另一方面，一個喪失政治權威和一團亂麻的中國也是東南亞的蘁夢，因此他視鄧小平的堅持一黨專政為維護中國穩定的現實策略。所以，他支持中共鎮壓六四。據新加坡海峽時報2004年八月的報道，李說「如果殺20萬學生能避免百年動亂，那又怎麼樣。」這個說法實際上比他在六四發生後的表態要強硬得多。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李光耀發表的聲明中還對中共在「平息內亂」中使用了過度的武力表示震驚。李後來一再說「我知道鄧小平是對的」，似乎對當初沒有更立場鮮明地支持中共表示後悔。李的這個轉變，無疑反映了他認為中國２０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六四鎮壓換來的「穩定」基礎上的。聯繫到他一貫的關於中國之大和人民素質之低，難以實現民主的言論，他成為當今中共最欣賞的國際政治家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在這個意義上，李光耀雖然並不孤單，但絕不人多勢眾。在六四問題上，連他在內只有三個世界級的政治人物公開支持中共，另外兩個是美國的基辛格和古巴的卡斯特羅。基辛格完全是個崇拜權力的政客，他一直堅定地站在中共當權派一邊，誰手上有權誰就是他「保持接觸」的對象。六四時他的「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允許首都中心的廣場被長期佔據」的名言和拿美國１９３２年在華盛頓鎮壓退伍軍人的事件來作的比較，至今還被為六四鎮壓辯護的人所津津樂道。美國很多人都指責他用 「關係」幫助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中收取利益。卡斯特羅則是出於他對共產黨面對真正的人民革命時喪失權力的敏感，後來他的這個支持換來了豐厚的回報，中國成為蘇聯之後古巴最大的施主。
李光耀，基辛格和卡斯特羅在當代世界的意識形態光譜中分隔得很遠，但對六四的態度卻在他們之間架起了一道光怪陸離的橋樑，這不正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六四在後冷戰和後共產主義時代的歷史地位嗎？
李光耀（左）和老友江澤民在揚州瘦西湖畔晚餐敘舊。 （取材自星洲日報）
阿波羅網編者註：江澤民近幾年長期上不了大陸媒體報道，江特意宴請李光耀，通過海外媒體搏曝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