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自立,
發表時間：10/14/2010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氏，舉世歡騰，宛如節慶。筆者對此狂熱不敢苟同，卻非常讚賞人們指鹿為馬，廢一舉三之據——得獎語境的內涵，被解釋成為這個獎，是給全中國人民、尤其是民主人士的——這樣，從邏輯上推斷，這裏，出現了分析此事的模糊空間。
得獎的再一個意含，解釋成為此獎會推動和延展整個中國的民主事業，且包含了他的非暴力路徑及其策略；此獎事件因果倒置——不是因為事業，策略和可能性而得獎，是因為得獎，引發一切的開始，並期待產生某種同樣原因不明的效果——這幾乎是一種喜劇效應。這個解讀也獨具中國特色。
解構主義哲學的背景框架，正是因為他取消背景的合理性而採納相對主義；劉氏策略和人格的結構，就是這一非結構、解構特點體現；這個「玫瑰不是玫瑰」（德理達語）、「太陽在北極不是升起東方」（喬木斯基語）和辯證邏輯——得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這個結局，使得很多異議人士張口結舌，瞠目以待，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對待多數人的一面倒肯定和誇讚。
整個中國民主進程的進退，也隨之出現結構和解構的雙重危機；一種普遍狂歡過後出現的、本來就是和解派佔到多數的所謂民運，會因為劉氏得獎，而變成真正的綏靖主義潮流、一發不可收拾；所謂激進和溫和的派系鬥爭，會轉化成為要共產黨，還是不要之之鬥爭；從而使得原來十分清楚的概念倒退如茲。
一種世界性資本沆瀣中國體制的深層次演進，居然會隨着世界新聞焦點的諾獎、人權、民主鼓呼，而形成與共共治的默契和悖論，且在中國產生百年以來的常識性和普世性價值之間，橫加一道障礙；一個抽象肯定，實質釜底抽薪的險惡策略正在躁動母腹，怪胎將生，歷史重演——正像當年所有的1949，1966，1989和2008那樣，普世價值在轉變和轉調中，大不幸，演化為中國的宿命和中國的悲劇；國人不得不接受西方和尼克遜們在三年飢餓和文革塗炭乃及六四流血犧牲以後，中美勾結之事實。
凡此種種，現在又在故伎重演，登堂入室。如果中國歷史沒有更大的智慧和更大的愚蠢來互相博弈，好像上帝和盤谷開天建世的藝術，就沒有顯得那麼高深；於是，考驗諸方智慧的時刻現在正式來臨。我們期望真正的少數派，在此民運式微，模糊，退卻，而溫改派，綏靖派和解派高唱凱歌，準備打道回府的時刻，有反面的聲音出來，以澄清事實，說明真相。
雖然，歷史總是要被嘲弄；人們總是要被戲謔的；但是，如果人意通天，天道也許還是會負荷人意，改變挫折、復回正道的。
但願人們僭越劉氏局限的善良願望，會隨着時間的演進，真的變成現實。
也但願，一切善良的誤讀和願景，會出現曲徑通幽的美景。
真善美的常識解讀，現在多了一個作假也善良的假元素，出來加入政治行列；而無敵說的政治手段，據說可以回到宗教原教旨主義操作。
凡此種種，「踐元後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使人目眩。
於是，為此目的，我們筆走龍蛇給予一個拋磚引玉之說法，如下。
我們的提法是，上述模糊的空間，即：劉和人們、爭取民主之國人鬥士這兩者之間，必須有明確的，並不含糊的，更加清晰的釐清。這個分析的首要觀念是，即便在大局和方向上，劉，並未阻止這樣的民主進程，但是，他的策略和我們稱之為劉氏機會主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人格觀和世界觀，正在給這個民主演變一個很大的誤導。劉對中國政局之觀點和他對政權性質的辯護，幾乎和西人馬基雅維利一面獻策君主，一面解析共和，如出一轍；在解釋宗教超驗道德律無法作為的時候，馬基反超驗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政治策略於是開始展現——這直接關乎到劉氏策略和普世價值之間的轉換與混淆。讓我們稍稍瀏覽之——
「一個人如果想要讓自己的行為完全符合美德的標準，那麼當他置身於那些邪惡的人當中，很快就會遭到毀滅。」（補充：如果想要成功，就要摒棄這樣的美德，檢討六四，配合官方，反對原始正義，主張非政治化維權，納高智晟為程序審判，云云。）
「我們依稀可以看到這麼一條定律：即人若不受安撫，便待以被滅;人們往往會因為受到小小的傷害而燃起復仇之火，卻不能因為自己受到毀滅性的傷害而從事復仇。因此，我們一旦欲加害於人，一定要害到使其無法翻身的地步，這樣，對手的銳氣喪失殆盡，我們就無須再去擔心他的復仇之念了。」（反過來說，只有肯定被害者遭受了可以容忍的迫害和殺戮，才會主張他們的罪惡可以被忽視和寬容——這就是08的要旨。）
「世界上有兩種鬥爭的方法：一種是通過法律，而另外一種是通過武力。前者是人類特有的手段，後者則屬於野獸的。但是由於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故而必須訴諸後者。因此君王必須了解如何利用野獸的鬥爭方法和人類的鬥爭方法。」（人們認為「他們」利用「法律」手段是「正確」的。）
「當大多數人有立足之地的時候，少數人是無法立足的。」（這就是劉氏根本忽視和反對少數派的原則；而這個原則就是民悴和納粹的原則。）
是的，在思想和文字層面上，劉不如馬氏之一毛，卻以後現代誤讀和解構的方式，使得這個世界產生了一曲遠比馬勒還要龐大的主體變奏。簡單而言，他類似馬基風格的首鼠兩端的觀念稱述和概念命題，給世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記，且很難被歷史抹掉——這樣的印記為坊間讀者通知：如，他的天安門沒有死人論，他的無敵論，他的監獄溫情論，他的獻獎亡靈論（名利皆入其囊也）——都是此類道德投機的說辭和人格變態——人們說，這個張狂之人，無魂之人，投機之人，現在變成了道德之人，筆者決不苟同；因為六四亡靈之敵的繼續存在，輕易敲碎了他的無敵筆洗。他的模範文字08憲章，就是這樣一個筆洗：在肯定中共巨大經濟進步的同時，要求中共（作為主體）實行民主轉型——且，這個轉型，明確說，是以不建設不組織不觸及反對派課題為其前提，做到和解與共，告別革命，正確胡，溫，以造勢取消民間獨立主體的存在。這是典型的取消派觀念，有違一切專制主義極權主義體制中，公開和不公開之反對派反對黨的存在必須。這也是他們筆墨中根本忽略共和一詞本義內涵的主要缺陷。這個缺陷就是，「共和」，只有排除了反對共和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才能做到各階級之間和社會本身的存在。看看現在東歐制定反對和反思共產主義迫害之事實，將其定為非法，可以明證；而這個概念和陳述明顯針對米奇尼克主義之所謂假寬和偽自由——你不能採納和規定反對自由之自由為自由——這是美國人悉尼.胡克的著名思想。
於是，劉的這個見解和以後諾獎頒發委員會的見解，取得一致。他們同樣肯定中共的經濟模式，經濟發展，而且贊其有巨大進步，云云。於是，幾乎全部根據來自這個經濟成就說；邏輯的自然推演是，究竟是誰來主導將來的政治轉型，成為一個可以投機操作的範疇。如果按照這樣的推論演繹，中共這個取得中國經濟成就的主體力量，是可以主導實行民主改變的；而這個改變的主詞，現在，經過一系列所謂自由主義者的詮釋，偽飾和裝潢，在坊間形成巨大波瀾，拉去了百分之玖拾的讀者。這個過程的網路式連結是：08的無主體變奏；08的不設反對派說辭；米奇尼克的放棄不合作運動的合作主義；黨內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反社民主義普世原則之所謂；崔衛平等人的沆瀣中共人員的擁共說辭——也就是擁戴溫政改說——一直發揮到今年諾獎的頒發，如此系列大合唱，以肯定中國經濟成就為標緻，為重點，最後，以其偽善的政治訴求為理據，頒獎於劉，作為尾聲。於是，貝多芬第十交響樂以再次獻給那個皇帝為題獻，怪誕誕生，宏大敘述，極其輝煌；使得所有指揮系統都為此嘆為觀止。這個過程反射的內涵，就是一，既首肯中共經濟模式，又首肯尾隨與之之偽自由主義和劉氏主義。這個主義的要害，就是持續維繫這個所謂世界經濟格局和世界自由貿易的「秩序」，繼續同舟與共，戰略為友；只是在策略上，稍加平衡，以便尊嚴，而已——其中，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會更加強調自身的國家利益而罔顧中共的一些作為——且對中東石油日益枯竭後、准後石油時期展開新一輪世界資源爭奪戰，做好準備。在此險惡的融合和博弈之中，表面上的海洋爭奪並不會妨害他們的利益勾結（此亦為結構之解構也）；奧巴馬屈辱與華的做法，基本上不會重演；但是，他們並不會就此放棄中共市場，轉移到純粹普世價值的非利益操作上來。這是諾獎選擇劉氏的一個默契和玄機。
於是，接下來的結論十分明確，其頒獎於一個不否認此模式者為劉，而不是選擇把孩子＝利益一起潑掉的普世主義提倡者（反對人權、貿易脫鈎），如，魏京生等人。這是今年諾獎頒發原則的最大解密。當然，我們無需多費筆墨，就可以完全推倒中國模式的正確性和諾獎所謂的「巨大經濟成就」（奧巴馬亦持此說法）。只要看看中國的無人權經濟和自然生態塗炭付出的代價，就無人會說這個模式的成就了。接之出現的問題，也就是我們陳述的第二點。劉的看法，給中共經濟模式所下的定義，幾是認可所謂和平演變中中共地位之問題基本可以不予觸動——這被歷史證明為偽的米奇尼克主義，業被波蘭人拋棄——哈維爾七七憲章，是不是推倒專制的唯一武器，也被蘇聯解體的事實辯倒。該憲章的提法，據說要在共法框架下施行非暴力主義，憲政主義，08主義之操作，之轉型（他們往往不提及國家機器的暴力，而一如既往地反對人民反抗的暴力——他們認為，人民反抗的暴力，是如何可怕；而政權機器的暴力，往往可以因為非暴力而被和諧，被取締）——但是，他們忘記和無知於一個簡單的事實——中共法律本身是遵照馬克思主義之階級立法而形成而操作的，其並非全民各階級平等立法之產物；此種法力繪製的專政國體和政體圖畫，並不對法製紙面結構和文字採納任何負責的程序——因為民主程序本身就違反了專政的實質。遠而說之，人們以為，自盤古開天女媧造世以後，國人都是遵照天意來施行炎、黃之帝、之法度，立國演世，繁衍嗣後的；可惜，他們不知道，這個極權主義制度製造的法制，就連皇權專制主義的君相制衡和政教平等也不涉及。
故此，在此法律框架里施行的合作抑或不合作運動，並不能取消專制主義之人治；而專制主義中自由主義者互動於政府的元素（從英國憲章主義運動近二百萬人簽名到蔣介石政府，蔣經國政府互動於民間的胡適之路徑等等）卻根本不可能存在；這裏，絕無可能出現光緒皇帝採納譚嗣同入閣進行改變的絲毫可能性——也絕無鄧式強人任用胡、趙施行改革的一般可能性（——他牽涉到強人改革之前提而非弱人可以改革等結構人事課題）。換言之，他們一直以來就是否定「天」——這個概念——來實行天、人具廢的唯物主義的；如同西人反對和顛覆上帝之某種做法。這個課題，容我們後面提及之。所以，08所謂憲章的困惑和誤導在於，他們不知道誰是限制權力的主宰和主體；他們說，共產黨是捆綁自己手腳的武器；這個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都是可用之器，可以為己用，可以為他用。他們不知道，這個武器，只有玉帝、人王才可以運用，而非凡人百姓和異議人士可以運用的——而其運用的後果，就是孫悟空不能跳出如來佛的手掌——雖然，我們充分肯定孫悟空的某種文學作用和政治作用（此間，絕無否定維權於無權局面中人之創舉）。這樣，把獎項給劉，成為這些冬烘老人遊戲的得意之作。他們以為，只要採納此舉，就會雙贏或者N贏於中國和世界。但是他們忘記了，這個流/劉向，並不能改變中共經濟模式日益危害世界格局的大系統。這個進程和二戰以前的進程，頗多類同，而呈一發不可收拾之局面。不改變這類舉世作業系統，而施行規避這個模式的任何做法，以加入一個得獎人員來圓滿這個結局，或者舉世歡呼一百天，並無事實上，實質上的任何突破。這樣的例子，散落於歷史、於六合之中，俯拾皆是，此無贅言。
那麼，什麼是中國的、中共的、呼應於諾獎的政治模式呢？什麼又是民間的、民主的、異議人群的政治未來呢？這個課題緊隨在經濟模式之後，讓人頗費思索——雖然，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絲毫也無興趣——但是，忽視這個元素，同樣不可。因為，這個元素，一下子拉開了中國特色和所有前蘇聯和前東歐甚至南亞和拉美民主轉型以前模式之大區隔。這個模式的歸納就是，中共國政體的性質，正在從毛式草莽和初級極權主義，走向逐漸成熟和正式極權主義——在此，我們對李慎之等前輩所謂中共業已進入後極權主義階段，重新做出解析。一個簡單的說法是，毛式極權，不是正式極權，此判斷，根據一個基本事實——毛澤東，不操作資本——雖然，托洛茨基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只有一個資本家的資本主義。這個改變，是由鄧初創，後來完成的；但是，這個鄧氏極權，以至於後來的極權，卻缺少了西人所謂的克力司馬人頭選項——於是，後極權之無強人政治之特徵，與此呼應。這是共國資本，社會，政治乃至文化之兩個特點。可以這樣說，從資本面向看，中共國已是正式極權主義；從政體說，他們又錯過了強人政治時期，轉而走向准，偽，弱之宗教迷信時期，並且以此形成特點——而希特拉，卻是這個概念的合適人選；因為西門子也好，科虜伯也罷，希特拉不能，也並未要化其私為其公——而其中人頭的財產，也絕無可能達到億萬馬克；無論是希特拉，還是戈培爾或者羅姆。再是，《我的奮鬥》（大陸業已面世出版）一言蔽之，就是以日爾曼種族代替所謂無產階級施行資本極權主義……
於是，劉氏課題緊隨一個溫式課題逐漸展開於2010年整年；並將繼續在如何定義和詮釋共產黨或者「私產黨」這個概念上打轉——而美國和西方，將繼續不知道如何定義中國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國體和政體，並且以其對待台灣主體未定論的方式，來定義和不定義人民國——一切罔顧中共實質的哲學由此產生。這兩個課題，既有同一，也有矛盾。劉氏所屬民間力量——他常常這樣說，一班人也認同此說——但是，他並無操縱民間的任何辦法，老百姓並不像緬甸人知道昂山，西藏人了解達賴和南非人崇仰曼德拉一樣，對此人耳熟能詳，崇仰備至（中國人與其說是在劉旗幟下維權，不如說是在毛旗幟下掙扎）。於是，對此既不是貴族、也不是平民之民運，他們施行了因果和邏輯的顛倒主義；不是因為自身行為的成就和影響施行政治課題的完成式而得獎——而是顛倒過來，施行得獎為因為始的草創行為之未來時；這和諾獎因果顛倒地指認奧巴馬是和平天使，亦同。這個諾獎模式是否成功還需觀察；但是，未來時頒獎方法，實在是一個並不嚴肅的遊戲。於是，簡單分析這些歷史階段，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毛式草莽主義政權管轄和統治，鎮壓和釋放群眾運動、結束和開始的歷史進程，亦關係到政權定位；這是極權主義鎮壓和運動雙重原則的皆備時期，是毛主席時期；毛是完成式；歷史的結束在中國的表現是，毛無資本統治的結束；接之，是鄧的資本運動之發端；這個原始積累很快完成。於是，劉氏不定式和未來時，必須面對這個資本，對其如何定位，肯定還是否定，必須做出明確的回答；而世界民主化進程和民族主義運作之各國國家利益如何定位，也是世界未來時一個極端嚴重的課題，且是未定之天。
為了凸現這個事件的背景，我們不得不回到改革初期，以做類比。1970年代末葉，鄧氏改革發動，哲學和政治概念再次淪為黨控武器——批判的武器，並未施行武器的批判——實踐真理說，再次淪為庸俗經驗主義、實用主義而取締了宗教超驗說，並為世人忽略——在另外一個面向上，等同於宗教超驗的，類似無敵人說的政治化宗教和宗教化政治主張，大步退後於馬基雅維利的人文主義原則，即區隔和保留宗教面向的政教分離原則，在中國呈現亂七八糟的不分政教之混亂局面。將宗教原教旨主義直接說辭於政治實踐者，大有人在，其中影響最大者，就是無敵說和愛敵說。我們曾經撰文指出，這個取消敵人的語義之觀念，是要改寫整個人類字典，實為動物莊園做法。故此，這個無敵說的危害，直接轉向機會主義的政治操作而無其他。這是一個面向。另外，在七十年代末葉，鄧氏啟用胡趙的政治得失中，經驗主義的總結應該是，體制內轉向的方略基本上無法奏效。不是因為人們要否定華國鋒和汪東興滅掉四人幫，而是人們看到，即便施行我的朋友所云之「周恩來思想必勝」（見清華文革時期四一四派首領新著說法），也不能得出這樣的後四一四結論：肯定「十七年」（文革中擁戴劉少奇統治方式的溫和派說法），就是文革之希望所在；不是的，肯定十七年，其實就是肯定後來的鄧，死去的周和現在的胡溫——這是一個一以貫之之過程。這個歷史延續，其實，就是新民主主義黨主建國的演化路徑之呈現。簡單一言：新民主主義，就是後來的黨控經濟模式之發端；從民族資本家發展成為紅色資本家——這個發端，以後演進成為國家資本主義，或者說，中國模式說之鐵定現實——而毛的公有制，業已完結；且為此付出千萬人餓死的慘重代價。
於是，關鍵之處在於，胡趙改革的方向和方略，是不是體制內改革的必然勝、敗因素。事實說明，這個東西，實際上已經死亡；也就是我們後來所謂改革已死，期憲也亡——這是互相補足的兩端關係。故此，勢必提及溫相改革說和劉氏呼應說的互相關係。這裏呈現幾種可能前景或者不可能前景是：溫改革的實質之意義和意味。這個改革的思路，首先呈現了類似胡趙改革的烏托邦性質，因為他們無法抗衡體制的剛性和僵化；其結局只能是改革胎死腹中且為坦克車輪所代替（而他們的啟動，和毛、周當年啟動偽自由假民主，如出一轍；加上鄧的務虛會議，民主牆論；等等）。人類是不汲取教訓的。現在，溫相改革說的出台，在所有條件和所有前提上，都是胡趙改革的翻版；換言之，就是知其不可能而為之；這個知「道」，是知其道，還是罔其道，難道還不明確嗎？溫等財產尾大不掉，如何轉身，成為問題。即便出現另外一種遠景近觀，也確實有一點滑稽和可笑，那就是政權像拿掉胡趙一樣拿掉溫；抑或會採取溫和而實質的拿掉方式——反過來說，如果溫可得權，事情就變成「深圳政治特區」一類；而這個特區，既然可以秉承鄧氏市場化，為什麼不可以施行溫氏式政治化？——而所有這些模式，都是延遲和擱置實質民主進程的諾獎遊戲和玩物。國人饒了一個百年的圈子，還是要回到原地。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遲滯和倒退。
如果溫相改革創造了一個民主共黨模式（其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那麼，未來得獎之人非他莫屬；這個可能如果存在，就是劉氏之流所謂理論、實踐最大的勝算，也可以算作無獨有偶，歷史上的事情總會發生兩次，云云；可惜，這樣的試驗，基本上是未敢翻身已碰頭；遠去英雄不自由。何以這樣確定？因為，這牽涉到最大一個課題，就是溫相代表的紅色億萬們的抵制和反對（最大的悖論，就是溫自己反對自己）；反之，只有確立相反的路徑且完全摒棄和迴避這個清算課題，以滿足保存新的「皇室」、特權集團之財富和權力之條件，這個改革，才可啟動——換言之，他們要創造一個共黨民主模式來和戈爾巴喬夫模式並連與存；但是，可笑的是，戈氏也好，雅魯澤爾斯基，胡薩克甚至昂納克也罷，他們不是億萬紅色。這難道不是關鍵？我們曾經替他們寫好了如何按照他們的模式「平反六四」和實行劉氏主義之「策論」；可惜，他們就連啟動這個程序也還是沒有辦法。所以，這個溫相烏托邦，在不遠的未來，絕對不會成為胡趙做一點事情的歷史再重演；他們只是紙上談兵嗎？也許是，也許不是。我們並無確切的信息，來證明這一點。
所以，08裏面，絕對沒有對此着墨之處，絕對沒有清算這些財富之訴求；絕對沒有如何組織反對黨一類世界通行民主政治之常識之表達；絕對沒有再造歷史進程之經驗談和超驗談；絕對沒有涉及歷史縱橫比較中、對於如日本之大隈重信，如辛亥之孫中山，甚至如毛，如蔣（甚至也沒有波蘭之華里沙的實際上的對工人群眾的組織，等等）之評定和借鑑；08是什麼？這本身就無法認定。我們的看法是，08不是憲章，因為根據憲章的含義，該文件必須在憲政裏面才可施行；08也不是一個綱領，因為他無組織無紀律，甚至不如涅恰耶夫和列寧的黨章來得實際；08也不是一個宣言，因為任何宣言必須有獨立自主的主體為之，而08是一個無主體變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難道08的這些特點還不清楚嗎！黨內即便實行這樣的模式論，其可能性也等於0。而在此舉世為艱的局面中，並不等於中共就絕無施行1949年和1979年的再「民主」、再「改革」（政治改革？）之試探。這個新戰策略的施行可能性固然是0，但其負面之據依然可能存在；那就是，他們在未來不遠的策略戰略會議上，會使行類似鄧氏經改模式之新「政改」（注意，有引號！）模式。這個模式，就是最大限度，在不觸動共黨主導局面的大限之下，招安所有可以認定主導格局的人物和派別——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實質取消派會再次走入中南海和人民堂，重演黃炎培和羅章隆走入之那樣；一切，在百年或者半百之後，重新上演一次。
這樣，諾貝爾未來的政治改革獎項會滑稽地、舉世歡呼地、第二次頒給創造「共產黨民主模式」之人們。雖然，這個可能性，雖有溫相說出，還是微乎其微。因為從此間人物並無毛、鄧實際操作之大威權，大手筆，大擘化。從強人改革手筆的因素出發，弱人實際操的可能性很小，極小——這個說法，就是我們剛剛指出的、胡趙體制內改革勝算皆無之教訓，之歷史；其重演的日子是不是就在明天？是一個疑問。故此，劉的無敵論，一些人的溫友論，可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差的策論，而絕對不能奏效於任何一個當今皇上。這就是劉氏苦諫不成，反倒投獄之果——雖然，他唱出了投獄如投玉，戴枷似待佳的「監獄貴族」（他的自詡）之歌，卻還是被我們認為是「多餘的話」。最後，我們認為，劉氏錯誤的觀點，策論，行為，唯一之好處，就是將他個人列入了諾獎史冊。這是我們要祝賀他個人的地方；這個既得利益者的成功方式頗令人玩味。但是，他的方略和見解，他獲獎的背景和深意，完全不會被瑞典或者挪威人所參透、所理解。
這是我們在其得獎之際留下這些文字的理由。
這個理由就是，劉氏得獎，只是他被世界誤導而他亦誤導世界之大奇觀，絕無任何其他實質性內涵。
世界上有良知有熱情的東西南北之人，可以為此鼓盆而歌，彈冠相慶，卻並不能彌足此間留下的劉氏空缺，也不能彌足中國人具體思索試探和實踐民主路徑的艱難和困局。
重複而言，我們可以加入慶祝人群，但是，我們依然缺乏慶祝的實質。
我們知道，極權主義改變的因素很多。蘇聯，是因為冷戰。波匈，是因為蘇聯瓦解。印度，是因為英式法治。南非，是因為曼德拉的和平抗爭和姆貝基的游擊隊。等等。
我們中國人，究竟在此獲獎事件後如何因應，現在，還是一片朦朧。
中國的現狀是，「2009年，中國大陸的群體抗暴時間是16萬起，相當於每天438起，創歷朝歷代記錄。晚清歷史，在晚清倒塌前的1910年，人民抗暴一年是283起。與當今情況，相差565倍。
群體抗暴，在2007年已經超過8萬起。到2009年，兩年時間，翻倍。2010年那？2011年那?
史無前例時代，非常可能有史無前例的戰略。」（辛灝年）這個戰略究竟是什麼！
是要營造一個真正自由的言路和爭論的環境；還是要營造一個海外中宣部，擁劉者存，反劉者廢（這個無敵者的小陣地，小平台，業已完全施行中宣部式的封鎖爭論，杜絕言路，扼殺異見的極權管理模式，絲毫談不到什麼寬容精神和「愛敵」舉止），是當下考驗劉氏主義的不大不小的尺度。
如果反劉者就是反革命，就要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未來劉氏總統之國難道不會重演希特拉上台的殺敵大戲！？
上天堂的歡呼往往把我們帶進地獄。這就是諾獎戲碼的作秀與國人宿命的結局嗎？
讓我們唱唱古歌以抒發一下感慨吧！
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
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為生我兮獨罹此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