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縱覽中國》上發表的一篇談當年77，78，79三屆「知識精英」在政治立場上的分化，有一點感想和觀察。感想是：文章說 「最近海外一群以『七七』、；『七八』和『七九』級等三屆為主的知識精英們明顯地分成了兩個大陣營，一個是『建言派』，也被稱為『維穩派』，主要是為中共政府維護穩定建言建策。另一派是自西單民主牆時期以來就堅持下來的『自由派』。」我的印象中，這樣的分化好像早就形成了，不是最近的事，雖然「維穩」是最近這些年裏官方主要的意識形態口號。
文章又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留學美國的精英們，沒有回國做官的也都成為學術帶頭人。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成為建言派。比如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美國杜克大學的史天健，還有中國的美國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等。」我想，說這些人（尤其是王和史兩位）在言論和學術自由的西方和香港能支配相當的資源差不多，但說他們他們是學術上的帶頭人則有些「過獎」。「學術帶頭人」是中國大陸官方體制下的概念，難以套用到西方。在西方說某人有一定的學術地位或影響可以，說「帶頭」則難以服眾：帶誰的頭？ 誰讓你帶這個頭？帶頭要把其他人帶到哪裏？當然，說這些並不是不同意那篇文章對「新三屆」的分化的主要觀點和觀察。
我想「新三屆」的分化和影響在９０年代或者２１世紀初的語境下似乎比今天要更突出。時移歲易，新人輩出，今天 海內外積極參加有關中國問題討論（無論是「保皇」，「維新 」還是「革命」）並產生影響的，已經遠遠超出「新三屆」的範圍。很多70甚至80後的影響都非常大。 反過來，很多老一輩的學者和思想者也在他們的晚年發揮了重大作用。所以，「新三屆」作為整體，其分化固然是事實，但就「分化」而言，整個中國思想和知識界一直在分化。７０後，８０後等等的分化對社會的衝擊可能更大。 最近一些人談論的摩羅從自由思想者向國家主義者的轉變就是一例。摩羅不屬於「新三屆」，但正因為如此，他的轉變對了解中國思想界在後89時期的變化更有新意。韓寒的影響則從相反方向顯示了這個分化。
文章提到國內的那位教授，他是中國大陸媒介——尤其是中央一級——上最活躍的「國際問題專家」之一，也頗受外界的「關注」。此君我在今年夏天東南亞一個國際問題講座上有幸「零距離」領教過其「風采」。對他的泛泛而談我已沒有印象，今天仍然記得起的有三點比較具體的東西。一是他告訴在場的東南亞人，今天中國是東南亞最有影響的國家，你們要改變殖民地心態，不要有事老指望西方。二是他說解放軍有能力在一個月內佔領東南亞。我記得這話他還重複了一遍。此話一出，全場大嘩，而他無動於衷，似乎根本不在乎他是在什麼地方說什麼話。第三，關於中國國內的前景，他認為最理想也有可能的是像羅馬共和國那樣的政體，享受公民權和統治權的是精英和一部分國民。
這樣的話，我想比「保皇」走得更遠，想得也更深。和這樣的想法和言論相比，今天，如果一個學者還在為如何「維穩」而操心和獻策，那可能說明他還不是在這個分化的最極端的那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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