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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研圍城:院領導才是最大的「抄襲者」

 

大學評價一個老師,就像擰螺絲一樣,越擰越緊,一套套量化考核標準在「折騰教授」,「學校就是要項目數。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有的學校還設立「學術駐京辦」。

「比起媒體上討論的『汪暉』,個別擁有行政資源的學官們,其實是最大的明火執仗的『抄襲者』。」

有些「精於此道」的教授將連續申報項目視作「生財之道」,有的高達上百萬,也有人編一套假髮票把傢具以「學術經費」之名抱回家,「誰願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來的。」

心理過山車

「我昨天有項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沒有項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難道不是同一個我嗎?」

53歲的胡學文是東南部某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頂着令人羨慕的「特聘教授」頭銜。但這麼多年,他似乎一直被困在一座看不見的圍城之中。

僅對教授資格的滾動式認證,就令他夠焦慮了,直到退休,都是他心頭陰影。

如果項目明年結題,他的特聘教授資格將被取消,「特聘教授一年一評,必須承擔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他絞盡腦汁找到了一個護身符——「延期兩年結題」。

他盤算着,離他退休還有5年,如果能再申請上一個項目,就能把特聘教授的待遇保持到退休;如果申請不上,則被降級為「普通教授」。

國家社科辦有規定,手持項目者,無權再申請新項目,必須等項目結題,他很矛盾,一方面盼着結題,一方面又想使項目延長些。

特聘教授比普通教授每年多5萬元工資。如果失去特聘教授資格,損失的除了工資,還有面子。他曾經歷過一次被降格的心理「過山車」。

因為曾承擔1990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04年他被聘為「特聘教授」。第二年學校政策改了,舊項目不算數了,他重又淪為普通教授。

為了重獲「特聘」資格,從2005年開始,他每年都要申請社科項目,有次他的項目「入圍」了,據當時政策,入圍國家級項目,省里會補償一個項目,但省級項目少,走關係的人多,他不想求人,最後空手而回。

直到2008年,他終於拿到一個國家級項目。但這一年,「特聘教授」的資格認定條件又加碼了,除承擔一個國家級課題,還要多承擔一個省部級或市級社科項目,叫「一大一小」。慶幸的是,他過五關斬六將又申請到了一個市級項目,再次被擢升為「特聘教授」。

他的課受學生歡迎,打分在85分以上,他的詞學專著早就成為專業的必讀書目,但這些卻無關緊要,只要沒承擔國家級項目就一票否決,「我昨天有項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沒有項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難道不是同一個我嗎?」

他覺得學校評價一個老師,就像擰螺絲一樣,越擰越緊,讓老師不能消停,是「折騰教授」,他感到當教授越來越難,「學校就是要項目數。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

明火執仗的「學官抄襲者」

潛規則是,有行政資源的校長和院領導,主持一些重大項目時,號稱「舉全院之力」,其實只是掛名,實際操作的是青年老師和學生。

2008年入職的「海龜」趙濤剛踏入了圍城。

他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再讀博士後,據協議,必須承擔並結項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否則不能出站。自從2008年底起他就開始發愁。

國家社科規劃辦通常在每年年底發佈23個學科的「課題指南」,意味着申報課題只能是「規定動作」。

趙濤企圖找到以往項目立項的規律,他買了一本在暢銷書排行榜上脫銷的書,名為《國家哲學和社會科學「十五」研究狀況與「十一五」發展趨勢》,定價198元。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課題,研究經費越多。很多立項課題,他看不出有什麼學理性,比如一項標價為50萬元的課題是「如何與媒體打交道」。

當了30年教授的胡學文更清楚其中「潛規則」,他眼見某些有行政資源的校長和院領導,主持一些重大項目時,號稱「舉全院之力」,其實只是掛名,實際操作的是青年老師和學生,「比起媒體上討論的『汪暉』,個別擁有行政資源的學官們,其實是最大的明火執仗的『抄襲者』。」

一位哲學教授把正在翻譯的一本前南斯拉夫的哲學著作,直接當作「原創」,本以為夠冷僻了,沒想「克萊登」遇到「克萊登」,還是被告發了。

關於抄襲,國家社科辦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在2萬多份申請材料中,有專家反映個別課題論證中多處存在嚴重抄襲行為。在會議評審中,也有評審組發現兩份題目雖然不同,但論證核心內容和表述多處雷同的申報材料」。

瀏覽社科網站上的歷年項目,年年重複,從國家、省級到市級、校級,上下「比葫蘆畫瓢」,各省間社科基金半斤八兩。有些題目像「文字遊戲」,比如「馬克思主義和與時俱進」和「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同時出現。

趙濤買的那部厚書中說,外國文學類題目中,「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司湯達、左拉等研究,低水平的重複不少於80%。」

有的甚至連題目都一字不差,比如,兩個關於大學生就業研究的項目同時出現在立項欄中,一個標價42萬,一個標價15萬,胡學文為此還打電話詢問過國家社科辦有何不同,對方答覆,「一個是重大項目,一個是年度項目」。他還是一頭霧水,不清楚「重大」和「年度」的判斷標準。

胡學文也發現,「跟風」研究多,金融危機來了研究金融危機,四川地震來了研究地震,奧運會來了研究奧運,光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大同小異的有二三十個,有的經費高達四十多萬,「還不如直接撥給災後重建」。

而有些臨時對策性研究,還沒等結題已時過境遷,「納稅人的錢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趙濤聽幾位國家社科評審評委說,課題指南中三分之二題目是「坐機關辦公室的出的」。有一年,一個單位組織雄厚的「實力」申報到了「指南」中的重大課題《鄧小平宣傳思想研究》,當時標價8萬元,因找不到相關材料,「特大課題成了特大難題」。

趙濤發現在指南中,「馬克思主義文藝的中國化」、「延安左翼作家研究」幾個項目提供的金額很可觀。他注意到國家社科辦的官方闡釋:「哲學社會科學除了個別學科,絕大多數學科內容都具有比較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

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個別」學科,不想太改變自己的學術方向。

國家社科基金也經歷了從沒多少人申請到趨之若鶩的變化:1985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只有500萬元,2009年全國社科基金已近4億元。

國家社科辦網站談到社科基金髮展的喜人形勢:「各高校普遍把是否承擔、承擔多少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作為衡量自己研究實力的硬指標。」

僅去年全國社科基金項目受理機構就接到14萬種材料,包括趙濤在內,加上省部級和級別更低的,是一個天文數字。

申報秘籍與「學術駐京辦」

北大、人大、復旦、南大、浙大等重點大學入圍率達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請到的比例小得多。

那段時期,被同事們描述為「黑五月」,拿趙濤的話說,填寫申報材料就夠「恐怖」了。

第一份申報材料投出後,他開始有一種恐慌感,決定模仿別人,普遍撒網,「碰碰運氣」。每個月他都「改頭換面」投出一兩個,甚至投到了國家體育總局的基金里,但也泥牛入海。

他每次去科研處,發現校級項目的一摞申請書都長高一大截。他想,大的抓不住,小的也別跑了,順便也摞上一份。

他甚至在網上看到義務傳授秘籍的帖子,有一份帖子在傳授了幾十條「注意事項」後,不忘記叮嚀一句,「不排除動用其他手段」。

作講師的趙濤一學年每周有三門課,12課時,為了湊時間寫申報材料,他把12節課挪到一天講。講完嗓子都啞了,每天沒在凌晨兩點前睡過覺。

一份申請書通常有15頁。僅其中課題說明,要寫5000到8000字,「申報項目是『期貨』,你把它說成一朵花,結果可能是一堆豆腐渣。」

最讓他傷腦筋的是,在申報表中要分別填寫「前期成果、研究意義、研究開展、研究內容」等。他看不出實際差別,但還得絞盡腦汁細分,把有限的幾個詞平衡分配到幾個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報書就有一二十萬字」。

申報書投遞之後,經篩選,被匿去名字和單位後,分到匿名評委處。這叫雙重匿名。一份項目申報表由5名匿名評委打分。

胡學文作為國家專家庫成員,有時被抽做匿名評委,經常接到各種「打聽」電話。

2008年他自己申報項目時,見周圍人都在打電話,托關係,一開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產生一種惶恐感。有一次,他參加一個全國學術會議,遇到幾個名單在專家庫里的教授,也半開玩笑地打了個招呼:「請高抬貴手」。事後才知,此人並非相關評委。

以2010年為例,匿名評委有5362人,打聽匿名評委如同大海撈針。

匿名評委審讀堆積如山的材料也是苦差,「滿篇都是套話」,而那些集體參與的專著,除了個別章節,大部分為「拼湊而成」。匿名評委有時雖分打得低些,但還是會給「通過」,都是圈裡人,睜隻眼閉隻眼。

過了匿名評委這關,項目算「入圍」。這一關刷下來八成申請者。以今年為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國共申報27171項,4652個入圍,入圍率為17.1%。

接下來一輪,是會議評委的最後評審,由學科組長召集280名會議評委投票和開會表決。最後經領導小組審批後,正式立項2285個。立項率為8.42%。這一輪又刷下來九成。

  

「誰願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來的?」

國家社科辦每年都強調嚴防評委被「攻關」。趙濤心想,既然要防止被「攻關」,說明「攻關」的存在,想到這裡,他莫名地擔心起來。而國家社科辦的對策是,將會議評審專家庫擴大,增加隨機性和不確定性,降低「攻關」可能性,對個別信譽不良專家,要除名。

胡學文清楚歷史:1995年開始的「211」工程,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授、博士、論文、獲獎等數量作為考核學校的硬指標。

學校分等級,教授分等級,學科也分重點學科和一級學科。「211」學校會有數以「億」計撥款傾斜。「211」外的大學,校長為了政績和爭取地方政府撥款,也向這些指標系統靠攏,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的學校還設立了「學術駐京辦」,常駐北京爭項目。北大、人大、復旦、南大、浙大等重點大學入圍率達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請到的比例小得多。有些未獲立項,也和「專家」是「外行」、「不對口」有關係。

一位副教授本來是民間文學研究領域公認的實力派,但5個專業不對口的古代文學「專家」評委亂點鴛鴦譜,把項目給了其他專業申請者。

「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要同時承擔校級、省部級和國家級項目,趙濤只好把一個大題目拆分成幾個小題目,「一石三鳥,一雞多吃」。

立項結果終於在6月底公布。經過漫長等待,27171個申報者中,有人狂歡,有人沮喪,有人懈怠,有人焦慮。有的大學申請到一個國家項目,會放鞭炮慶祝,張燈結綵。

趙濤像買彩票中了大獎,他一下子收到國家和省級兩個立項通知書,大鬆一口氣,「我太幸運了。」像范進中舉一樣,有那麼一瞬間,他產生了飄忽感。

趙濤只是圍城中的講師,如果要評副教授,需另承擔一項省部級社科基金課題,還要在5年內發表5篇論文。評教授,就要承擔一個國家級或兩個省部級項目,還要發表論文。他聽說有的學校評教授職稱要求一年發表8篇論文,「太凄慘了」。

論文還要發表在指定的「核心刊物」,在國外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需要經社科處認定,換算成相當於國內「核心刊物」級別,存在風險,因此學校也不鼓勵老師發表在國外刊物。

要同時承擔校級、省部級和國家級項目,趙濤只好把一個大題目拆分成幾個小題目,「一石三鳥,一雞多吃」。他思忖這有點「投機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他覺得在現有體制下,就得在「讓你做」和「你想做」之間找到平衡點,「你得想辦法讓自己活得不那麼痛苦。」

「如果沒有職稱晉陞的壓力,我不知道自己還會不會做。」他說。

在美國讀博士時,他的導師發表論文也很難,但學校沒強迫他寫論文,「很多美國教授一輩子在大學教書,沒見他出版一部專著和發表論文。」

對中國的博導來說,如果手裡沒課題,就無法帶第二個博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要發1000元補助費,一半由導師的課題費中出,一半由學校出,「現在學生選導師也很勢利」。大學裏很少有能超然的人。

北大一位副教授15年沒晉陞教授,一開始他沒博士文憑,等讀了博士學位,現在又說他沒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學校以前還有一項規定,六年不晉陞職稱的,按自動解除合同辦理,而10個人中只有2個能晉陞教授,即使達標也競爭殘酷。

原來北大中文系是教育部文科排名第一,現在因為承擔社科項目和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等指標落後,被北京師範大學超過,屈居第二。學校和系裡都坐不住了,急起直追。

北大也不能免俗,想到這一點,趙濤竟奇怪地產生了一種輕鬆感。

社科基金網站上的公告說,能一次性通過結項的課題為50%左右,還有50%左右需延緩結項。

趙濤的題目和政治的關係不大,但他也提醒自己,千萬注意結論正確,「說過頭話,你還要不要結題了?」

趙濤很幸運,今年7月,他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順利結項。

對趙濤們說,似乎「學術」與「申報基金」是一回事:學術就是申報基金,申報基金就是學術。

小人是逼出來的」

光榮和齷齪常在他心裏交織,糾纏,變成一種折磨。

趙濤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7月份結項時,報銷曾花了他一周。

他的立項資助是2萬元,6000元扣下作為結題時的評審費。學校還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費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歸他使用,但所有錢都要發票才能報銷。

大學教師的工資不高,講師2000多元,副教授多500元。誰都知道做項目可增加收入。

儘管文科基金項目錢不多,但實際上花得更少。他貼了幾百張發票,最後一數,才幾千元,找發票令人頭痛。

針對大學教師做課題的發票生意應運而生。自從立項後,他的郵箱里就不斷收到賣發票的郵件。他一開始比較懵懂,一位同事開導他,「原則上商店裡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開竅了。電腦已經有了,但也不妨再買一款。

他問其他同事,如果經費沒用完怎麼辦,對方答:多出幾趟差,多坐幾次飛機。

會議費、資料費、印刷費等各種花費都要預先填。有的項目規定餐票不能超過5000元,一張發票不能超過1000元,空調、彩電得另想辦法。

他去統計局取個數據,一次要付100元,但人家不給開發票,取的次數多了,都沒有票就麻煩。

胡學文看到不少教師對那些用關係弄到項目的老師憤憤不平,他感到其實那些老師也挺「可憐」的,省級項目本來就難申請,弄到了也只有一兩萬元,如果計劃不好,還得往裡貼錢,「都是些蠅頭小利,弄得人斤斤計較,又要作假。」

胡學文現在的國家級項目,10萬元,學校配套5萬元。有的學校按照國家項目金額100%配套,以資獎勵。

有些「精於此道」的教授將連續申報項目視作「生財之道」,有的高達上百萬。其中多數是學校中的「權貴」,擁有行政資源,重大項目幾乎被他們包了。

當然也有老師出來叫板,讓那些累計拿了國家幾百萬基金的人曬一晒成果,比比誰的投入產出比更大?基金成果到哪去了?

胡學文讓老婆替他管賬,他的基金比較充裕些,老婆替他精打細算,還得給結題後的成果出版預留至少4萬元錢。

1990年代,他出版學術書,出版社不問他要錢,還給他稿費。如今,出版社也把社科基金項目出版當成一個業務,知道你手裡有國家的錢,都理直氣壯地要,連他一向敬重的某知名出版社,也不例外,「要了出版費,再賣書,賺兩次錢」。

把足額的錢報銷回來的活,把趙濤煉成了半個財務專家。

學校財務處,結題的人排成了長隊,像在銀行門口,他拿號等到下班還沒輪上,等第二天再來排,又沒排上。

會計在他的報銷單里翻翻,「去年的票不能拿到今年來報。」會計警告他。難怪每年年底,他都見同事們在突擊花錢。

有一次,他聽會計抱怨,「什麼人嘛?把買傢具的票也作為科研經費來報銷?」

說的是別人,但他的臉上也一陣發燒,自己也干過這種事,他也很自責,把空調彩電抱回家感覺像小偷,還要編一套假髮票來騙人,「誰願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來的。」

他也變得憤憤然起來。他覺得一方面給國家項目做事,是合法的,光榮的;但另一方面,做假髮票,又從心理上覺得不光明。光榮和齷齪常在他心裏交織,糾纏,變成一種折磨。但趙濤習慣了也變得麻木了,放着錢不報是傻子。

他留學時做過紐約的一個城市項目,基金會把一張支票給他,怎麼花就不監管了,也不要發票,最後把成果給人家就行了。

直到第七天,趙濤終於把「屬於自己的錢」弄到手了。

近幾年,胡學文發現他的收入增加,不是靠工資,而是靠承擔項目,它們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越來越心生退意,想逃離圍城,「理工科那套量化考核法硬套在人文學科上,和評職稱、高校排名等各類評估結合在一起,這種體制不打破,中國學術沒有未來。」

他注意到,「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的定稿中,刪去了初稿」逐步去行政化「中」的「逐步」二字,他急切地關注何時邁出這一步。

7月,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科振興計劃」出台,引發媒體和高校教師熱議。該計劃稱「十年不發論文、不承擔課題也可以當教授」、「給教授配備助手」等。

杭州師範大學校長葉高翔說,一刀切的數字化考核「導向的是急功近利的學風」。

「我把壓力轉嫁到我這裡,有可能短時期杭州師大的排名靠後、指標低,但從長期看會見成效,會出《紅樓夢》這種作品,比出多少論文,更有價值。」

胡學文很贊同這個物理學博士出身的文科大學校長的改革理念,但他對這項改革能走多遠心存疑慮,在整個學術生態大一統的環境下,它能單獨撕開一角天空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南方周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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