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個孩子到美國
1868年，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通過，修正案第一款即規定：「凡在美國出生或歸化美國的人，均為合眾國和他們所居住州的公民。」
140餘年後，因為這條修正案的鼓勵，一些年輕夫婦從中國內地出發，選擇把腹中的生命誕在地球彼端的土地上。
他們希望用人力改變「天意」，讓這個擁有美國護照的孩子，從來到世間那一刻起，便有機會享有美國的優質教育、福利與居住環境；與此同時，一個為之服務的赴美生子產業鏈也逐漸發展起來。在不乏「灰色」與投機的色彩下，中國父母和商家們各自追尋着自己的夢想。
但讓人深思的是，在移民熱的背景下，「赴美生子」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一國公民對其所屬國家公共服務與社會環境的評價，當現實讓他們無可奈何時，他們選擇了「用腳投票」。
製造「美國人」
在一些赴美生子的家庭眼中，這是一項「回報率比搶銀行還高」的投資行動。他們希望儘自己所能來改變孩子的命運，讓他們的孩子在出生時便站在最優的「起跑線」上。
「我是濟南人，也是美國人」，兩歲半的聰聰已經學會了這樣介紹自己。聰聰的母親王靜曾是一位婦產科醫生，2007年末利用一張商務簽證去了美國。這項耗時三個月、花費近20萬的「投資」，回報給她的是一個擁有美國護照的兒子。
「當然，對於濟南人和美國人究竟有什麼不一樣，聰聰還不知道。」王靜說。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是由代辦赴美生子業務的服務商們歸納的：成為美國人，能享受180多個邦交國入境免簽證、享受美國13年義務教育、進入美國大學學費節省上百萬人民幣、享有各項社會福利措施、住低價高品質的老人公寓，甚至在其他國家政局動盪時，即使航空封鎖亦享有優先搭機離開的權利??總之，「投資回報率簡直比搶銀行還高」。
1868年生效的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規定，任何在美國出生的嬰兒，不論其父母的種族以及是否擁有合法身份，都自動成為美國公民。受此「落地公民權」吸引，有業內人士統計，最近兩年，每年約有四五百位中國大陸媽媽持旅行或商務簽證赴美，在洛杉磯、三藩市等地的月子中心生下她們的美國孩子，嬰兒滿月後再帶回國內撫養，完成她們的「生產之旅」。 條條理由選美國
「咔嚓」一聲，2B鉛筆的筆芯斷了，可答題卡還沒有塗滿；作文在寫最後一段，可是題目總是想修改，手忙腳亂中，教室鈴聲驟然響起——這是時常驚醒上海姑娘李琳的噩夢，那是高考的「苦難歲月」長久留下的「遺產」。如今已經30歲的李琳在上海一家外資企業做財務工作，儘管已經離開校園多年，卻仍然擺脫不掉那些陰影：「我是被國內的教育制度折騰得死去活來了。」
三個星期前，她不經意間看到報紙上有到美國生子的服務信息，立刻決定要成為一名實踐者。她詳細列好了自己的計劃：為不讓公司知道，她準備以別的理由獲得公司開具的在職證明，以申請簽證；懷孕後，再托醫院關係向公司獲得至少三個月的病假許可，前往美國生產。
當然，這其中的可變因素仍然很多。 她擔心家裏的活動資金可能不夠，「中介說的兩萬美金應該不夠，得再存幾個月錢準備三萬美金才行」；她只去過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擔心簽證被拒；她還在苦苦尋覓性價比較高的月子中心，「畢竟是一個人單槍匹馬，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生孩子」。
不過，這些困難在「以留學生身份就讀國內高校、以美國人身份進入美國知名大學」的誘惑下，似乎不值一提，「想到孩子可別走咱的老路，能讓他輕鬆一點是一點，我就覺得這折騰得值。」
一切為了「孩子」，尤其是，當這個還未出世的「孩子」將會成為家裏老二的時候。
同樣住在上海的陳馨本來從未想過「一胎制」有什麼不妥。她受着「計劃生育」的教育長大：小學課本上就講，我國地大物博，人均資源佔有量卻總是世界倒數；春節晚會，她也會看着「超生游擊隊」發笑。然而，當她知道第二個孩子已經孕育時，事情卻不一樣了。「如果沒有一胎制的政策，我會希望有兩個孩子，我很期盼兩個孩子在家打鬧嬉戲，長大後也能有個相互扶持。」她說。
陳馨試想過很多可能性。懷孕時得避開居委會的耳目，是擔驚受怕地在家待產，還是躲回鄉下老家去？生了之後要罰款，根據《上海市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若干規定》，將按夫妻雙方實際年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徵收。「反正要罰款，不如拿了這筆錢去國外生」，有海外留學背景的老公很快做了決定，「既然國內不能要這個小孩，我們就把他(她)生到美國去。」
更好的教育、「合理合法」的二胎，是眾多赴美生子媽媽們的首要考慮，而其他理由則不一而足。聰聰的媽媽王靜，曾在國內一家大型醫院婦產科工作。因為床位緊張，只有臨近生產狀態的孕婦才會被送到待產室，「反正脫光了，有時候給你蓋床被單，有時這都沒有。很多家屬就在外面等着，就這麼從人堆里推過去了，讓我感覺挺沒尊嚴的。」王靜至今仍有心理陰影。
還有的准媽媽只是「靈機一動」，比如公司恰好派去美國商務出差；或是赴美求學、培訓交流。更有出人意料的理由——「可以逃離婆婆老人家的魔掌」。有媽媽在網上留言說，「免得老公在家"里外不是人"，免得為婆婆一知半解的月子知識而吵架，讓坐月子就像在作戰一樣」。
精英媽媽群
2007年末，懷孕七個多月的王靜終於站在溫暖的加州陽光下。從簽證到飛行、再到入關，整個過程是嚴格按照中介的囑咐進行的：確定懷孕後立刻預約面談，避免簽證官看出跡象；最晚臨產兩個月前動身赴美(如果肚子太大還得提前)；入關時穿深色上衣，手臂上最好再披一件外套遮擋：在真正踏上美國國土前，「生孩子」還是准媽媽們必須千方百計隱瞞的秘密。
一旦跨過這個難關，便有月子中心派來的專車在機場迎候，媽媽入住後甚至可能有個小小的歡迎會：「生孩子」又立刻變得天經地義、正大光明。
月子中心在美國紐約、三藩市、洛杉磯等地均有分佈，以洛杉磯地區最為集中。它最早專供移居美國的當地台灣人坐月子，後來才漸漸接待從台灣本土、從大陸來美國生孩子的媽媽們，提供食宿、交通、聯繫醫院、代辦證件等全套服務。
王靜入住的，便是由一位四川人開辦的、第一批成立的月子中心。每天早八點起床、晚十點睡覺，每周一三五產檢，二四去附近語言學校上課。一周還有三次外出購物的美妙時光，日子舒適得「就像回到住在宿舍的大學時代一樣」。
不過，她們的居住條件遠非大學宿舍可比。王靜所住的、帶有獨立衛生間的小套雅房，與另一位準媽媽共用客廳、陽台與廚房，每月租金是兩萬元人民幣。如果是坐月子，還要加收一萬八千元。
在國內，王靜做的是外貿生意。未婚的她向簽證官出示的資產包括，一套60平方的房子、一輛十二萬的福特汽車、二十多萬存款以及相同金額的年收入證明。
在那些去美國的內地媽媽中，王靜的經濟狀況似乎只能算這個群體的「下限」。一些媽媽去奢侈品打折店，一次便刷掉六七萬人民幣；買的嬰兒奶粉、衣服、家具，不得不租用集裝箱運回國內；還有的媽媽，生完孩子出了醫院，直接讓司機拉到拉斯韋加斯，在賭場裏一天就可以輸掉幾十萬人民幣，「有很多人真的非常有錢，很難想像」。
一家洛杉磯月子中心的老闆Andy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這些財力充實的媽媽們，大部分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和其他省會城市，她們大多出生於1975至1985年間，「三成左右有出國或留學經歷，二成英文流利」。
「大多是企業老闆、外企主管、政商名流、醫生、律師、會計師、教授等等。」在國內最早從事赴美生子中介服務的趙玲玲表示，能夠有意願、有條件且能成行的父母，在廣大的人口基數中，「還是少數富裕父母中的少數人」。
不靠譜的月子中心
儘管「收益」可能頗豐，但「生產之旅」絕非坦途。從簽證時的小心忐忑、長達15個小時的飛行，到入關時的惴惴不安，再到月子中心的選擇與居住，包括在醫院生產的過程，對孕婦來說，時刻都可能遇到危機。
在洛杉磯，月子中心的服務質量直接取決於老闆。有的老闆會在超市買五六種新鮮水果混搭，但有的則只會揀減價處理的劣質蘋果；有的老闆允諾遠途購物，說到做到，但有的總是忘記在約定的時間將准媽媽們接回來。「最嚴重的一次，一家月子中心讓兩個准媽媽在大冬天裏等了兩個小時，回來之後媽媽氣得不行，第二天竟然全部提前生產了。」
王靜講訴她朋友的遭遇。
除了近30家月子中心，洛杉磯地區還有大量「民宿」提供待產及坐月子服務。在這類收費較低的地方，孕婦一般與老闆合住在一幢別墅里，有可能需要自己做飯，或是與其他普通房客混居，居住質量難以得到保證。
然而，無論是月子中心，還是民宿，其實沒有一家得到政府商業註冊，因為美國文化中沒有「月子」一說。只被華人認可的月子中心，只以家庭式或私人經營的模式默默存在着。一旦發生糾紛，人生地不熟的孕婦們常常處於弱勢一方。
「這裏沒有合同上規定的24小時專業人員護理寶寶，他們不管有幾個孩子都只會請一個內地過來打工的農村老太太來看孩子。飯菜慢慢由四個變三個、兩個，品種天天老三樣，食物永遠是不新鮮的帶着變質的味道，沒有合同上承諾的點心和果汁。水果籃里或乾脆啥也沒有，或有時會放幾個酸得讓人腮痛的長得歪瓜劣棗的 99美分店買來的桃或柚子??」一篇發佈在網上的《逃離狼窩月子中心》裏記載，當老闆在41攝氏度高溫的天氣下仍然不願意打開空調時，三位內地孕婦最終聯合鬥爭搬進了其他月子中心，而代價卻是各自交納「違約金」，住的時間越長，交納的違約金越多。
收益很遠 麻煩很近
經過一系列轟轟烈烈、煞費苦心的改寫「天意」行動後，主角終於降生到這個星球上。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何為他鄉何為故鄉，這些讓他(她)父母們撓頭的問題，對這個新生命而言，暫時全無意義。
穿越大洋的「生子鏈」
赴美生子催生了一條搭扣在地球兩端的「產業」鏈條，行走其上的人們，無論是期待新生命的家庭還是如火如荼的「淘金客」，都難掩身上的灰色和對未來的惴惴心緒
8月22日，在北京朝陽區一棟公寓房裏，一個推介赴美生子的小型宣講會正在進行着。「聽講」的是20餘位從北京各處趕來的年輕夫婦。
主講人張繼仁是最早從事赴美生子業務的服務商之一。此次，受國內中介機構邀請，分別到上海和北京為有意向的夫婦提供諮詢。
「中國大陸用一年的時間就走完了台灣六七年的路。」面對那些年輕的夫婦，
邀請張繼仁前來的某中介機構北京代表左冰感慨道。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如今，赴美生子已經有了一條完整的服務鏈條，並且，「這個行業已競爭得越來越激烈」。
台灣「先行者」
早在二三十年前，一些台灣居民因躲避兵役等原因移民美國，聚居於洛杉磯一帶。之後，為台灣媽媽服務的月子民宿應運而生。當民宿老闆有單獨的住所、不再與孕婦混居時，月子中心也開始正式出現。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親戚家生，九十年代在民宿里生，十年前才在月子中心裏生。」張繼仁總結在美華人的生育歷程。
七年前，張繼仁陪同妻子在洛杉磯生子，當時洛杉磯的月子中心不超過七家，且大多由移民公司代辦，費用高昂。准媽媽們聚居在別墅里，飲食搭配、外出行程、保姆聘用等由老闆隨興而定，品質良莠不齊。即便如此，仍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准媽媽們到此生產，從而迎來第一撥華人赴美生子高潮。
消費群增長刺激了月子中心的完善，在張繼仁等 台灣「先行者」們的打拼下，月子中心開始走上制度化管理的軌道——外出行程和餐飲標準有規可循，嬰兒房開始採用從台灣海運去的醫用看護床，接送車輛也從普通家轎改為豪華小巴。
然而，這一切還與大陸的准媽媽們無關。七年前，張繼仁在洛杉磯所有月子中心見到的大陸媽媽，「全部找一找，不到10個」。
張所不了解的是，那一年正是港澳自由行放開，一些大陸准媽媽們踏上了赴港生子之路。
「吃螃蟹」的大陸客
2004年，原本從事演藝事業的四川女孩王璐受美國親戚指點，開始洛杉磯的「生產之旅」。尋找月子中心，她用的是土辦法——帶着行李挨家挨戶去考察挑選。最後，她住進了洛杉磯一家最早由大陸人開設的月子中心，老闆娘Wendy同為四川人。
此前媒體報道較多的台灣夫婦趙玲玲及丈夫周先生，則是在王璐之後赴美生子，也住在這家月子中心。
之後，王璐與趙玲玲回到內地，成為大陸第一批赴美生子的服務商。與台灣服務商一樣，每介紹一位客人，她們可以從月子中心得到約500美金的酬勞。
緩慢提升的業務量，在2006年迎來曙光。那年4月，美國駐華使館宣佈，中國公民可以以旅遊目的申請赴美簽證。
「開放簽證其實是整個赴美生子鏈條中最關鍵的一步。」從事旅遊服務工作的美籍華人子說。當時她已有10年的簽證辦理經驗。一天，一位諮詢簽證事宜的大陸准媽媽找到子。「(她)想辦旅遊簽證，又說想多呆一陣子，然後又說能不能幫忙安排車。」這位準媽媽的吞吞吐吐讓子最後才明白，「原來是要去月子中心啊」。
嗅到這一商機，憑藉着在洛杉磯居住的便利，子從2007年起成為全職中介。「當他們把孩子生到美國，他們真的很感激你，覺得很值。」不過，通過各種私人渠道得知「赴美生子」的富裕國人，起初仍充滿疑惑。子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你們不是拐賣人口的吧？不會一到美國就綁架，你們再要贖金吧？」
趁「需與虛」而入
2007年，洛杉磯地區的月子中心已發展到35家左右，基本都由台灣人經營。對台灣孕婦的收費穩定在一萬美金左右(一個月待產一個月坐月子)。其中，生產費用尤為優惠。洛杉磯部分私立醫院及華人醫生收取的費用順產僅為約4000美金、剖腹產約8000美金。被剝去暴利泡沫的台灣赴美生子產業，在2007 年底金融危機前出現了第二次高潮。
由於台灣媽媽來源充裕，即便當時有個別來自內地的准媽媽希望入住，一些月子中心也不願意接待。
內地媽媽要吃土豆，台灣老闆卻買回了一袋花生(台灣人習慣將花生叫做土豆)，這樣的文化差異還是小事，不關水龍頭、開着窗戶吹空調、護工未能及時應答便大發脾氣、將公共取用的水果拿到房間卻又任其腐爛等不良習慣，常使月子中心的其他人側目。內地部分准媽媽的「不良習慣」還包括：相互打聽收入與職業、成群結夥地孤立某一位媽媽等。
然而，金融危機爆發後，台灣准媽媽赴美數量銳減，月子中心不再拒絕大陸客源。失去穩定客源的月子中心也開始打起了價格戰。危機中，月子中心倒閉一半，餘下的削減規模，苦苦支撐。
那時，大陸媽媽數量持續增長，佔到月子中心全部客源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國內，隨着陸續回來的媽媽們開設博客、或是為親朋好友諮詢代辦，「中介」群體持續壯大。加上赴港生子政策收縮、國內媒體開始報道等因素，2009年，中國大陸赴美生子終於迎來井噴之勢。
在「灰色」中行進
三年前，為激發中介積極性，有月子中心廣發邀請帖，主動將每介紹一位客戶的酬勞由500美金提高至800美金，很快又漲到1000美金。同時，一些月子中心的老闆開始培養「顧問」(指不按人頭、而是同時收取多家月子中心固定服務費用的中介)，自行拓展行銷渠道。到2009年，大陸地區從事赴美生子的中介機構與個人增至上百個。主要分為三類：由美國月子中心老闆直接注資的公司；同時為多家月子中心服務的專業中介公司；個人。
眾多中介，品質不一。一些中介公司，在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進行「只有靠他們才可能通過海關」等虛假宣傳，以騙取高額的服務費用。
「有終端服務、有客源、有市場、有行銷，」總部在洛杉磯的美國生子綜合服務商美寶之家的姜山表示，「赴美生子」擁有完整的產業鏈條與生態，「當然也有爾虞我詐」。
激烈競爭中，洛杉磯的月子中心也經歷過互相拆台的亂象。老闆娘守在別家月子中心門口，直接挖人；員工、客戶及同業者報警，以「虐待兒童、販賣人口、房屋改建、環境不整、民宅經商、噪聲過大」等為由，引來警察搜查。
2004年，一家月子中心因為沒有及時將一位患有肝病的台灣媽媽送去治療，導致其肝衰竭死亡，最終關門收場。2010年4月，某民宿里居住的一位媽媽，因提前生產親人無法趕到，不堪自己做飯等生活壓力，產後抑鬱而自殺身亡。
此外，長時間的飛行危險、外出購物的交通安全、生育意外的健康危機等，對於一位在異國他鄉生產的中國媽媽來說，都是必須考慮的風險因素。
在美國，因華人生育風俗而誕生的月子中心並不被承認，沒有服務規範、沒有行業公會，服務質量良莠不齊——不少從業者也坦承它「帶有機會主義的色彩」，是一項「灰色經濟」。
這灰色，直接導致中介與月子中心因費用而起爭執，也造成中介與客戶、客戶與月子中心之間如果發生糾紛，找不到完備的仲裁與解決之道。
這灰色同樣導致中介面對媒體時的矛盾心理。他們希望宣傳，以進一步擴大客源；然而，這宣傳又必須是低調安靜的。赴美生子回來的媽媽們，則希望銷聲匿跡，不被注視，以免孩子的未來利益受損。如中介趙玲玲所言：「一旦沒有了這個屬地主義，一旦關上這個後門，赴美生子產業也就一夜蒸發了。」
然而，賦予「落地國民權」的美國憲法修改非一日之功，赴美生子產業還將繼續發展。目前，洛杉磯地區的月子中心數量已恢復到金融危機之前水平，最大的月子中心甚至擁有史上最多的58間客房。
早年曾在華為工作的四川人Andy，在經過三年觀察後，正式接管了一家台灣人經營的月子中心。他打算自己兼做中介：「我的計劃是和客戶成為長期的朋友，她們以後移民的可能性很大，購房、保險這類的業務我將來都可以做。」
張繼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今年年末，洛杉磯地區還將有兩家酒店式月子中心開張。它們將擁有合法經營場地，採用更加嚴格與規範的管理制度，配備帶除菌設備的嬰兒房，甚至可能像台灣月子中心一樣配置「Hello Kitty」等主題房間。
但服務商們不乏憂慮，除了前面提到的法律問題，還有部分內地准媽媽們的行為。比如，有部分內地顧客提供虛假材料，申請美國政府專為殘疾、「低保」和難民人群提供的福利，希望不花一分錢生孩子；還有個別媽媽，甚至謊稱自己是當地基督教某支派的教友，利用該教派在家生產的習慣，由教會出錢請產婆上門接生。
「既然已經利用了人家的落地生政策，差不多就行了。別生完孩子還要從人家口袋裏拿錢。我們應該學會適可而止。」子說道，她擔憂這些行為會引起美國社會的關注，「台灣的赴美生子已經平平穩穩走了20年，我們不要自己把這條路斷了。」
朴光星：赴美生子至少持續十年
「如果是一般民眾，他們赴美生子就無可厚非。僑民集團對一個國家來說，有利的一面遠遠大於其負面影響。」
朴光星，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在2000至2007年於韓國國立首爾大學進修及擔任研究員期間，對韓國准媽媽「赴美生子潮」便有所關注。在接受《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他認為無論對於中國家庭還是韓國家庭，「赴美生子」都有其出現的必然性，其共同動機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和更好的發展空間。而在某種程度上，這更反映了一國公民對其所屬國家公共服務與社會環境的評價。
中國新聞周刊：曾經，香港是一些內地准媽媽們追求的理想生產地，現在，一些內地家庭用美國取而代之，你怎樣看這種變遷？
朴光星：精英階層的財富積累速度在加快，而且最近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一直在升值，這些都為赴美生子準備了有利條件。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大陸這兩年開放赴美旅遊。與此同時，香港從2007年之後逐漸收緊政策，比如大幅增收內地孕婦在港生產的費用。據我看的資料顯示，到美國生一個孩子的全部費用與到香港只相差幾萬元人民幣，對富裕家庭來說這種差別幾可忽略。因此，赴美生子現象繼赴港生子之後，今後將會越來越多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之中。
其實，赴美生子並不只是中國有，很多國家如印度、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都有。2000年後的那幾年，我在韓國就注意到這種現象。因為不少韓國家庭去美國生孩子，曾在當地媒體上引發過大討論。特別是因為牽涉到一些權力精英，非常受韓國民眾的反感。現在這種現象在韓國仍有持續，只是經過媒體的幾輪批評之後，不再有人張揚此事罷了。
中國新聞周刊：有觀點認為赴美生子現象體現出「中國夢」的破滅，是對所處社會未來前景的一種擔憂，你怎樣看這種說法？
朴光星：因為社會財富的兩級分化，赴美生子只是局限於少部分人群的一個現象，遠遠不是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因此我非常反對「中國夢破滅」這樣一個刺眼的說法。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還處於量的擴張的初級階段，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層也還沒有形成，我們哪裏有什麼「中國夢」的概念？赴美生子這一現象只能說明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新聞周刊：你認為這種現象會存續多久？
朴光星：恐怕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還將持續下去。在這之前，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比如提高在教育、安全、環境和財產保護等方面的全球競爭力。
與中國相比，韓國如今在這幾方面已經相當成熟。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韓國各種社會矛盾也曾經相當激烈。但經歷過這些陣痛，進入21世紀後他們的整個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已經趨於相對穩定。這兩年出現的新情況是精英回流，哈佛、斯坦福等大學畢業生選擇回到祖國。如今赴美生子的現象在韓國已經開始收斂，更多只是少部分精英階層的選擇，而且也只是一個多元化的準備而已，未必真的會去美國生活。
但在中國，在一段時間內，要滿足這些精英人群的需求還比較困難。少則十年，多則不好說，要看這個國家的社會成熟度發展到哪一步。
中國新聞周刊：參照韓國的經驗，赴美生子人群可能對這個社會帶來哪些影響？
朴光星：我認為應該分幾種情況來看。第一種，如果是權力精英赴美生子，理應受到社會輿論的批評。按照國外的一些經驗，如果發生權力精英成批將孩子送往國外的現象，難免引起社會上人心動搖。如果領導階層都不相信自己國家未來的發展，又怎能讓老百姓保持信心？比如韓國反對黨領導人李會昌，就曾經因為兒媳到夏威夷生孩子，受到韓國輿論的廣泛批評。
第二種是公眾人物，比如一些影視明星在國內大把掙錢，在國外大把花錢，他們赴美生子同樣也會引起公眾反感。在這背後隱藏着社會財富的轉移。
但如果既不是權力精英，也不是公眾人物，而是第三種即一般民眾，他們赴美生子就無可厚非。僑民集團對一個國家來說，有利的一面遠遠大於其負面影響，比如華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貢獻就非常大。從長遠來看，我們未嘗不可以認為「赴美生子」對國家的發展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