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潮的啟示
（大陸）
管見
今年春夏之交，調整最低工資形成為趨勢，而罷工事件也此起彼伏。富士康及本田車廠的工人薪資將大幅度提高，使許多人感到樂觀，看到希望。不過，一些評論指出，出現的罷工事件多為個案，其罷工「組織」基本上仍為個人，稱為「工潮」較為勉強。這是比較冷靜的看法。中國政府官員也有類似說法，其用意則是力圖淡化罷工的衝擊性。不過，罷工事件畢竟接連不斷，此起彼伏，外資內資，民營國企，都捲入其中。
於是人們看到，工潮正在出現，正在形成之中。中國工人在這個春夏之交里的舉動，顯出一些不尋常的意味。
啟示之一：罷工能否「正常化」
最先引起震動的是深圳富士康員工接連不斷的非正常死亡。從該廠的人員流動來看，辭職與招聘的數量都很大，失意員工的選擇，本來多為跳槽出走，而近來連續發生慘烈的跳樓自殺，即使所佔比例微不足道，卻理所當然引起廣泛關注。尤其是，指責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的批評再起，從富士康廠到鴻海集團，都受到沉重的社會壓力。
恰在此時，本田合資廠工人罷工，於是形成了對照。
員工跳樓自殺，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抗爭，也可能主要因為精神或情緒障礙，甚至可能是因為某種誘導因素（如優厚撫恤金），並可能因為模仿而具有傳染效應。涉及因素較多，且遺願表達不大明確或不宜公開，即使其中有抗爭因素，卻往往比較模糊，同時，即使有傳染性，畢竟是個人行為。罷工則不同，它們一般有明確的目標，是明白無誤的抗爭，且為集體行動。
罷工目標可能很狹窄，單一地要求增加工資，涉及其它管理內容較少，體現為工人鬥爭之長期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罷工有明確的訴求，有迴旋空間，經歷過罷工的工人，其進攻，防禦及妥協的能力，多少都會有所提高。而自殺，無論其含有多大程度的抗爭意味，畢竟過於慘烈，較為消極而決絕，不僅不宜提倡，反而各界都應盡力阻止此類行為。
顯然，富士康員工之間的正常交往，受到該廠管理方式的限制，處於一種畸形的狀態，這使得他們比較難以自發組織罷工。在這種情況下，員工竟然以自殺而表達其不滿，出現模仿效應，以及先前優厚撫恤金的誘導效應，致使自殺事件一度接連不斷。
但是，富士康風波尚未平息之際，爆發了本田合資廠工人罷工的事件，而且蔓延開來，其它台資，港資，韓資工廠，以及一些國有企業，罷工事件接連不斷，給人以出現工潮的感覺。
富士康員工的「第一跳」也許很偶然，甚至有傳言說，那並非自殺，而是他殺，工廠保安行兇的真相若隱若現。
南海本田員工的罷工也同樣事發於偶然。與富士康員工一樣，本田員工若對工資或工作不滿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另找工作。兩個已決定辭職的員工，已不再懼怕失去這份工作，他們有更多的想法，決定臨走前發動罷工，為同伴「謀點兒福利。」一人帶頭，就有其他員工響應，而那兩位發起罷工的辭職員工，在仍受僱期間遭廠方報復而開除，激發了更多的員工參與罷工，抗爭的潛意識清晰地顯現出來。
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富士康與南海本田，都是工作條件不錯的工廠，制度較為規範，而工資則壓在政府規定的最低線上，須以加班來爭取更高的收入。相對於那些傳統「血汗工廠」以較為粗暴的方式體現「中國模式」，這兩家廠則是以較為文明的方式體現「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以權力壓迫權利，奴性壓迫人性為其本質，最初的工人抗爭，在任何地方都是偶然出現的。富士康風波的悲劇性尤其在於，這一偶然出現，恰恰是在跳樓自殺，而非罷工衝動，事情隨之進入一條愈益慘烈的軌道，一度連走出來都很不容易。而在南海本田，幸運的是，那偶然的出現，恰恰是在兩個因決意辭職而不再懼怕，且因臨別行善而萌發罷工衝動的小伙子身上。同樣都是「壓迫愈烈則反抗愈烈「，然而在這裏，事情進入了更具社會性的螺旋。
再者，南海本田員工約兩千人，數十或近百員工罷工，即成一定規模，而深圳富士康員工數十萬，管理「軍事化」或許更高，罷工衝動更容易被湮滅。
不容忽視的是，中共官方恰恰對這些地方有意無意地放鬆一些，對這些「別人企業」的罷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使得它們成為罷工控制鎖鏈上較薄弱的一環。
中共治下，對其視為「負面」的事情一向遮遮掩掩。例如，先前將失業改稱為「下崗」或「待就業」，到了罷工出現並漸漸增多之際，則稱其為「停工「，出租車司機罷工則為」停運「。其實，失業就是失業，罷工就是罷工，改了稱呼，改不了事情本身，反而造就了虛偽的形象。
這一次，似乎因為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影響，而罷工看上去溫和得多了，且罷工發生在本田合資廠，於是，媒體直率稱其為「罷工」，看上去比先前更為大膽。
毛澤東晚年時，感嘆「社會主義」中國實際上「與舊社會差不多」，於是在修訂憲法時，規定工人有罷工自由。到改革開放時，再次修憲，這項與「動亂」似乎有聯繫的自由消失了。這意味着，罷工不再受法律認可，而在中國社會裏，這樣一來，似乎就意味罷工為違法行為。
不過，市場經濟之中，勞資矛盾普遍存在，罷工是工人抗爭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共本來不必諱疾忌醫。問題是，市場經濟畸形發展，官民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勞資矛盾隱身其後，中共自己造成的局面，自己也吃着其中的苦頭。
現在，在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最低工資調整的大背景下，工潮此起彼伏，中共宣傳部門儘管還是要下令禁止媒體報道罷工，而對罷工的忌諱，看來有所減少。這是否能成為一個契機，使罷工去掉偽裝，恢復其本來面目，尚須觀察。
啟示之二：工會能否「正常化」
「中國模式」的特色之一，是官方工會獨此一家，不准工人自發組織獨立工會。官方工會以「維穩」為己任，可以說不知工潮為何物，於是，只要出現工潮，則官方工會處境尷尬。
這一次工潮中，罷工工人成功地迫使工廠管理層與自己推選的代表直接對話，這很自然，而不同尋常的則是，本田罷工期間，官方工會不僅阻止工人罷工，甚至悍然動手打人，與罷工工人發生肢體衝突。
官方工會對富士康員工的連續非正常死亡無所作為，在工人罷工時貌似中立，他們甚至動手打罷工工人，意味着官方工會的存在已經毫無道理，它的現實性已經完全消失。
按照共產黨的官方教條，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工會，以及共青團，婦聯之類，是共產黨聯繫群眾的紐帶。單以字面意義而言，這並不排斥自發的獨立工會也作為紐帶之一，正如「共產黨宣言」視共產黨為工人政黨之一。多個工人政黨並存，多個工會並存，是這個多元社會的自然現象。但是，現實中的共產黨喜歡控制一切，支配一切，不喜歡自然生長的事物，不喜歡遵從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它排斥其它工人政黨，當然也排斥非官方的自發獨立工會。工會作為群眾組織完全聽命於共產黨，受其控制而萎縮，共產黨本身則畸形發展，不僅在政黨層面一黨獨大，且伸展到社會各個層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它自身不可避免地與群眾隔膜，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向右翼轉變。它既然要凌駕於社會之上，就只能這樣站到民眾的對面，與民眾對立。
資方當然不喜歡工會，但官方工會意在「維穩」，願意配合資方治廠，資方何樂而不為。
此次工潮中，南海本田廠的工會代表在勞資談判中一言不發，而該廠所在地獅山鎮總工會工作人員，則乾脆承認，工會主要是「為工人和廠方提供一個溝通平台」工人爭取加工資「，是勞資雙方的事情，工會不便介入。」這樣處於勞資雙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工會，全世界罕見，它當然不是工人的組織，當然沒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
近來中共地方官員屢屢不顧官方偽善面目而坦率直言，廣東工會官員的坦率，是最新的一例。
（大陸）
管見
今年春夏之交，調整最低工資形成為趨勢，而罷工事件也此起彼伏。富士康及本田車廠的工人薪資將大幅度提高，使許多人感到樂觀，看到希望。不過，一些評論指出，出現的罷工事件多為個案，其罷工「組織」基本上仍為個人，稱為「工潮」較為勉強。這是比較冷靜的看法。中國政府官員也有類似說法，其用意則是力圖淡化罷工的衝擊性。不過，罷工事件畢竟接連不斷，此起彼伏，外資內資，民營國企，都捲入其中。
於是人們看到，工潮正在出現，正在形成之中。中國工人在這個春夏之交里的舉動，顯出一些不尋常的意味。
啟示之一：罷工能否「正常化」
最先引起震動的是深圳富士康員工接連不斷的非正常死亡。從該廠的人員流動來看，辭職與招聘的數量都很大，失意員工的選擇，本來多為跳槽出走，而近來連續發生慘烈的跳樓自殺，即使所佔比例微不足道，卻理所當然引起廣泛關注。尤其是，指責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的批評再起，從富士康廠到鴻海集團，都受到沉重的社會壓力。
恰在此時，本田合資廠工人罷工，於是形成了對照。
員工跳樓自殺，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抗爭，也可能主要因為精神或情緒障礙，甚至可能是因為某種誘導因素（如優厚撫恤金），並可能因為模仿而具有傳染效應。涉及因素較多，且遺願表達不大明確或不宜公開，即使其中有抗爭因素，卻往往比較模糊，同時，即使有傳染性，畢竟是個人行為。罷工則不同，它們一般有明確的目標，是明白無誤的抗爭，且為集體行動。
罷工目標可能很狹窄，單一地要求增加工資，涉及其它管理內容較少，體現為工人鬥爭之長期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罷工有明確的訴求，有迴旋空間，經歷過罷工的工人，其進攻，防禦及妥協的能力，多少都會有所提高。而自殺，無論其含有多大程度的抗爭意味，畢竟過於慘烈，較為消極而決絕，不僅不宜提倡，反而各界都應盡力阻止此類行為。
顯然，富士康員工之間的正常交往，受到該廠管理方式的限制，處於一種畸形的狀態，這使得他們比較難以自發組織罷工。在這種情況下，員工竟然以自殺而表達其不滿，出現模仿效應，以及先前優厚撫恤金的誘導效應，致使自殺事件一度接連不斷。
但是，富士康風波尚未平息之際，爆發了本田合資廠工人罷工的事件，而且蔓延開來，其它台資，港資，韓資工廠，以及一些國有企業，罷工事件接連不斷，給人以出現工潮的感覺。
富士康員工的「第一跳」也許很偶然，甚至有傳言說，那並非自殺，而是他殺，工廠保安行兇的真相若隱若現。
南海本田員工的罷工也同樣事發於偶然。與富士康員工一樣，本田員工若對工資或工作不滿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另找工作。兩個已決定辭職的員工，已不再懼怕失去這份工作，他們有更多的想法，決定臨走前發動罷工，為同伴「謀點兒福利。」一人帶頭，就有其他員工響應，而那兩位發起罷工的辭職員工，在仍受僱期間遭廠方報復而開除，激發了更多的員工參與罷工，抗爭的潛意識清晰地顯現出來。
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富士康與南海本田，都是工作條件不錯的工廠，制度較為規範，而工資則壓在政府規定的最低線上，須以加班來爭取更高的收入。相對於那些傳統「血汗工廠」以較為粗暴的方式體現「中國模式」，這兩家廠則是以較為文明的方式體現「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以權力壓迫權利，奴性壓迫人性為其本質，最初的工人抗爭，在任何地方都是偶然出現的。富士康風波的悲劇性尤其在於，這一偶然出現，恰恰是在跳樓自殺，而非罷工衝動，事情隨之進入一條愈益慘烈的軌道，一度連走出來都很不容易。而在南海本田，幸運的是，那偶然的出現，恰恰是在兩個因決意辭職而不再懼怕，且因臨別行善而萌發罷工衝動的小伙子身上。同樣都是「壓迫愈烈則反抗愈烈「，然而在這裏，事情進入了更具社會性的螺旋。
再者，南海本田員工約兩千人，數十或近百員工罷工，即成一定規模，而深圳富士康員工數十萬，管理「軍事化」或許更高，罷工衝動更容易被湮滅。
不容忽視的是，中共官方恰恰對這些地方有意無意地放鬆一些，對這些「別人企業」的罷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使得它們成為罷工控制鎖鏈上較薄弱的一環。
中共治下，對其視為「負面」的事情一向遮遮掩掩。例如，先前將失業改稱為「下崗」或「待就業」，到了罷工出現並漸漸增多之際，則稱其為「停工「，出租車司機罷工則為」停運「。其實，失業就是失業，罷工就是罷工，改了稱呼，改不了事情本身，反而造就了虛偽的形象。
這一次，似乎因為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影響，而罷工看上去溫和得多了，且罷工發生在本田合資廠，於是，媒體直率稱其為「罷工」，看上去比先前更為大膽。
毛澤東晚年時，感嘆「社會主義」中國實際上「與舊社會差不多」，於是在修訂憲法時，規定工人有罷工自由。到改革開放時，再次修憲，這項與「動亂」似乎有聯繫的自由消失了。這意味着，罷工不再受法律認可，而在中國社會裏，這樣一來，似乎就意味罷工為違法行為。
不過，市場經濟之中，勞資矛盾普遍存在，罷工是工人抗爭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共本來不必諱疾忌醫。問題是，市場經濟畸形發展，官民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勞資矛盾隱身其後，中共自己造成的局面，自己也吃着其中的苦頭。
現在，在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最低工資調整的大背景下，工潮此起彼伏，中共宣傳部門儘管還是要下令禁止媒體報道罷工，而對罷工的忌諱，看來有所減少。這是否能成為一個契機，使罷工去掉偽裝，恢復其本來面目，尚須觀察。
啟示之二：工會能否「正常化」
「中國模式」的特色之一，是官方工會獨此一家，不准工人自發組織獨立工會。官方工會以「維穩」為己任，可以說不知工潮為何物，於是，只要出現工潮，則官方工會處境尷尬。
這一次工潮中，罷工工人成功地迫使工廠管理層與自己推選的代表直接對話，這很自然，而不同尋常的則是，本田罷工期間，官方工會不僅阻止工人罷工，甚至悍然動手打人，與罷工工人發生肢體衝突。
官方工會對富士康員工的連續非正常死亡無所作為，在工人罷工時貌似中立，他們甚至動手打罷工工人，意味着官方工會的存在已經毫無道理，它的現實性已經完全消失。
按照共產黨的官方教條，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工會，以及共青團，婦聯之類，是共產黨聯繫群眾的紐帶。單以字面意義而言，這並不排斥自發的獨立工會也作為紐帶之一，正如「共產黨宣言」視共產黨為工人政黨之一。多個工人政黨並存，多個工會並存，是這個多元社會的自然現象。但是，現實中的共產黨喜歡控制一切，支配一切，不喜歡自然生長的事物，不喜歡遵從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它排斥其它工人政黨，當然也排斥非官方的自發獨立工會。工會作為群眾組織完全聽命於共產黨，受其控制而萎縮，共產黨本身則畸形發展，不僅在政黨層面一黨獨大，且伸展到社會各個層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它自身不可避免地與群眾隔膜，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向右翼轉變。它既然要凌駕於社會之上，就只能這樣站到民眾的對面，與民眾對立。
資方當然不喜歡工會，但官方工會意在「維穩」，願意配合資方治廠，資方何樂而不為。
此次工潮中，南海本田廠的工會代表在勞資談判中一言不發，而該廠所在地獅山鎮總工會工作人員，則乾脆承認，工會主要是「為工人和廠方提供一個溝通平台」工人爭取加工資「，是勞資雙方的事情，工會不便介入。」這樣處於勞資雙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工會，全世界罕見，它當然不是工人的組織，當然沒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
近來中共地方官員屢屢不顧官方偽善面目而坦率直言，廣東工會官員的坦率，是最新的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