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簡介：吉林長春人。少年時代家境貧寒，幾度輟學。1943年讀高中時參加地下抗日鬥爭。1944年加入共產黨。1946年起先後在哈爾濱、瀋陽等地從事教育和青年團工作。自學掌握了俄語，開始翻譯《真理的故事》等蘇聯文學作品。1951年調北京《中國青年報》任記者、編輯。1955年到蘭州黃河大橋工地採訪，寫成報告文學《在橋樑工地上》，隨後又發表報告文學《本報內部消息》和評論《道是無情卻有情》，從此在文壇引起廣泛注意。1957年被定為右派下放勞動。1961至1969年回《中國青年報》國際資料組工作。1969至1977年下放幹校勞動。1978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後調至《人民日報》社。1979年發表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引起更多注意。這篇作品與1980年發表的《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同時獲1977—1980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艱難的起飛》獲1981—1982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第二種忠誠》、《未完成的埋葬》等作品在社會上引起爭議。
1987年初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1988年3月應邀去美國哈佛大學進修講學，仍然堅持自由化思想，攻擊中國共產黨。1989年6月北京發生「8964大屠殺」之後，宣佈在海外開始流亡生活，7月去巴黎，發起成立「民主中國陣線」，與中國政府對抗。1989年11月，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做出決議，取消他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並撤消他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團委員和理事等職。 劉賓雁被譽為中國的良心。劉賓雁於2005年底在美國病逝。
流亡瑞典的作家萬之說，劉賓雁給人們留下的遺產是他的真實。他說：「我認為，劉賓雁一生最大的特點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總結：他的一生是追求真實，揭示真實，堅持真實和捍衛真實的一生。為了追求真實，他作為記者，他一生都在不斷思考，甚至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作品都是為了揭示真實。」
劉賓雁：走出幻想（之四）──劉曉波眼中的天安門
從六四檔案裏面翻出來的，文章很長，只節選與劉氏有關內容。
劉曉波眼中的天安門
這段文字和讀者見面時，一九八九天安門運動和「六四」大屠殺
五周年已經逼近了。運動的許多參加者來到海外，也已幾年。遺憾的
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參加者本身關於這場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的
客觀而真實的記述，更沒有對於它的成敗得失的回顧與總結。就我所
知，只有當年天安門廣場絕食總指揮部的副總指揮封從德先生去年在
香港《百姓》雜誌上紀念「六四」的文章中寫到：那年五月十四日，
學生代表與政府的談判，曾是一個重要的機會，可惜由於一些學生領
袖的反對，談判未取得任何結果。他承認他本人是有責任的，因為他
也是激烈反對那場談判的一個。
這個空白，當然不會沒有人來填補。第一個是北京政府，充滿謊
言與誣衊的書和錄影帶，已經出了幾部。第二個，便是大名鼎鼎的劉
曉波。劉曉波寫了一本書，叫《一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後來又寫
了一篇文章，《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八
月台北的《中央日報》。劉曉波不同於中共，他參加了天安門運動，
又是在運動尾聲中開始絕食的所謂「四君子」之一，還坐過牢，因而
他的記述和分析的可信性，會被中外讀者認為比中共的宣傳高出許多
倍。
僅就這是天安門運動參加者所寫的第一部關於運動全貌的記述和
分析這一點，就很值得重視。但究竟寫了什麼呢？
那本書是從作者的懺悔開始的。他在被捕後向強權屈服了，寫了
一個很長的「悔過書」。很多人最先見到的是劉曉波為此而寫的懺悔
錄。不了解劉曉波的人，十之八九會被它的真誠、沉痛和責己之重所
震撼。二十世紀大約還沒有一個中國人如此公開地無情地剖析和鞭撻
過自己！但是我由於對此人有所了解，讀到他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和
體無完膚的地方，便不無疑惑起來：眾所周知，咱們中國人缺乏懺悔
意識。劉曉波此舉真的是出於真誠，還是企圖藉此放一個「衛星」，
打破中國曆史記錄，重振雄威呢？
不久，我把這個疑問向也是「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提出，他
雖未正面回答，似乎對劉曉波的這種做法很是不以為然。後來又從鄭
義先生的文章中得到證實。鄭義提到劉曉波「末日」一書的前言中的
一段話。劉寫到有的朋友讀過此書的反應是：「你的懺悔儘管讀起來
頗有震撼力，但這是不是一種更高級、更巧妙的自我解釋和自我辯
護，甚至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偽裝……」書的作者寫道： 「（這）
種意見尤為尖刻，我剛剛聽到時真如五雷轟頂。」
鄭義在香港同着名美學家高爾泰先生談起此事。高爾泰告訴他：
「你還記得在成都嗎？我給你講劉曉波最近來一信，說他不久又要一
鳴驚人了。」鄭義一算那時間──一九九一年秋，他們夫婦匿居高爾
泰家中，恰恰是「末日」成書之前。鄭義來美後，又向詩人江河談及
此事。原來劉曉波在紐約賣給江河一本「末日」時，曾向他明白無誤
地表達了這個意思：在獄中寫了悔過書，栽了，這次要通過懺悔，再
撈回來。
為自己有背於道德的行為而作的懺悔，居然可以是謊言，可以用
來欺世盜名，對道德再來一次踐踏！一個人的墮落，真的是沒有止境
嗎？
不能說「末日」中關於天安門廣場上事件與情景的記述都是不真
實的。但通讀全書，你得到的印象卻是：儘管作者在卷首的懺悔中把
自己說得一無是處，但同其他人相比，他仍然是一個佼佼者。作者達
到了他的目的。
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中，劉曉波毫不掩飾地攤
開了他的政治態度。他對天安門運動的全盤否定和詆毀，令人髮指。
奇怪的是迄今未見身居海外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提出異議。只有鄭
義是一個例外。
劉曉波屈尊紆貴地把自己同他認為「連民主的A、B、C還要從
頭學起的知識群體」和「芸芸眾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
們」作為敘述的主體。他認為運動水平奇低和一敗塗地的主要原因在
於「我們在骨子裏仍然崇拜 『革命』」，而「凡人凡事只要冠之以
『革命』之名，就充滿了正義感和進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於「我
們」要「革命」：「我們」「唯我獨尊」；「我們」「拉山頭」，
「自封為王」；「我們」「睜着眼睛說謊」「造謠」，以及「流亡海
外的『民主鬥士』們為了誇大共產黨的滔天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
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
面，誤導國際輿論。」
他所列舉的現象，可能是有的，但這同「革命」有什麼關係呢？
依我之見，情形正好相反。劉曉波是為了革命而匆匆趕去北京的嗎？
不是。四月十八日北京學生上街後，他還在《世界日報》發表一篇長
文，對胡耀邦百般貶損，意思是胡耀邦算老幾？不過是共產黨的一個
頭頭罷了，有什麼值得悼念的？因而他本來是反對這場學生運動的。
可是不出兩日，他突然打電話告訴我，他決定回北京了，三藩市紀念
「五四」七十周年的會議他不去參加了。日後我才從他身邊的人獲
知，他那時見到有的人在國內已大出風頭，急得他抓耳撓腮，坐立不
安，這才突然決定歸去的。臨行之前，還不忘留下一個謠言：劉賓雁
和一個什麼人到美國人那裏說劉曉波的壞話，反對他參加那個會議。
一到北京，又造出一個謠言，說他是放棄了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
高薪毅然回國投身「革命」的。
其實，天安門運動失敗的主觀原因，可以從劉曉波式的人物身上
找到一些線索。劉曉波比大學生更年長、更自信、更狂妄，因而在一
般大學生身上處於比較稀釋狀態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和蔑視人民的思
想和情緒，在劉曉波身上便更濃烈、更露骨和更瘋狂。他在「末日」
一書中自認：「我蔑視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崇尚天才個人的創
造力，終生的目標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孤獨天才強大，
還是芸芸眾生強大。」鄭義的文章援引了劉曉波一書中描繪的一個情
節：
一次（劉曉波）穿越糾察隊到廣播站演講，曾被學生糾察隊阻
擋。他接過話筒，開口之際，一種報復欲，「使我決定在演講的開始
高聲重覆自己的名字，讓他們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們嚴加把守
的學運中心發表演講。『我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青年講師，我叫劉
曉波，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我說出自己姓名時的那種特殊
的快感，令我終生難忘。」這個劉曉波，對不小心得罪了他個人的芸
芸眾生報復至此，令人不寒而慄！
沒有北京市人民的竭誠支援（有的人家用光了自己的糧票和現
款）和冒死阻擋軍車，天安門廣場很難支撐下來。你絕想不到人民的
這種奉獻得到的酬報是什麼：當北京數以百計的市民已橫臥血泊時，
一位學生領袖居然還會說出這種話：「中國人，你們不值得我為你們
去犧牲！
在五月十三日以前，此人不會說出這種話，儘管蔑視勞動人民的
意識早已埋在心底。二十幾天的領袖生涯，外國電視錄影機鏡頭不斷
對準面孔，可以使一個人的自我膨脹一百倍！
倘若沒有這種自我膨脹，五月二十八日本應該撤出廣場了。那是
北京市各界聯席會議的決定，廣場總指揮也舉了手的。為什麼後來又
忽然變了卦呢？
五月十四日的談判若能成功，天安門運動將會取得可觀的成果。
五月二十八日倘能按已然達成的決定撤離廣場，六月三日到四日的血
洗北京就不會那麼容易，因為劊子手失去了藉口。
我並不是責怪學生群體。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我在和柴玲一起接
受BBC電視台採訪時就說過：「這樣沉重的擔子，本來就不應全部
落在學生肩上。沒有哪個國家的這一類運動是由學生挑大樑的，中年
和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應負起責任。」
邪惡何以會逍遙
劉曉波一字不提 「六四」事件是一場陰謀的結果（四月二十四
日，學生上街還不到一星期，陳希同和李錫銘就擬好向鄧小平匯報的
稿子，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了。其後一次又一次挑動學
生，激化矛盾，可以排出一張時間表），卻在那篇文章中十四次提到
鄧小平──並不是譴責這個劊子手（哪怕有一點保留，比如說──像
他女兒說的那樣，他又一次上了左派謊報軍情的當），而是說「我
們」「無法理性地評價鄧小平十年改革開放的功過得失」，對他所得
到的「民意支持」估計不足；指責天安門運動「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
政權的信心，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
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劉曉波在八十
年代中期是以最極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態一舉成名的。七年以後，
他成了中共和中國現狀的辯護士。在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軌跡中
能夠找到什麼始終一貫的東西嗎？只有他那塊一百多斤的個人。這個
人之所以還值得一提，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現象，一個我們絕不可掉
以輕心的信號：毛澤東耕耘過的這塊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溫床。
白天跑到領事館門前示威抗議，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晚間又跑到那
里去告密；一隻手拉住共產黨，另一隻手拉住國民黨，兩隻腳又站在
民運的船上；當年激烈反共，今天又動員人到大使館去悔過；象麥卡
錫份子那樣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標籤帖到別人身上，
自己卻甘願為代表最壞的也是最虛偽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權
效犬馬之勞……而在做所有這一切傷天害理的非人勾當時，卻不以為
恥，又受不到譴責！
不以為恥，並不足怪；但不被譴責，逍遙自在，如入無人之境，
就很危險了。最近聽說一個（僅就在國外而言）自一九八九年起便在
民運份子中行騙的騙子，早已被人察覺，卻能在香港、歐洲（在那裏
騙走幾百萬法郎）行騙之後五年還繼續在美國作案！他還並未更名改
姓，生理特徵又非常明顯！
中國人（漢人）個人智商往往很高，自衛（常常是逃避）和報復
的本事也很高強，為什麼作為群體的中國人就會那樣愚蠢麻木和軟弱
可欺呢？我們幾時才能不再以息事寧人、明哲保身、不得罪人為處世
準則呢？
（飛鴻黃摘錄）
從六四檔案裏面翻出來的，文章很長，只節選與劉氏有關內容。
劉曉波眼中的天安門
這段文字和讀者見面時，一九八九天安門運動和「六四」大屠殺
五周年已經逼近了。運動的許多參加者來到海外，也已幾年。遺憾的
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參加者本身關於這場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的
客觀而真實的記述，更沒有對於它的成敗得失的回顧與總結。就我所
知，只有當年天安門廣場絕食總指揮部的副總指揮封從德先生去年在
香港《百姓》雜誌上紀念「六四」的文章中寫到：那年五月十四日，
學生代表與政府的談判，曾是一個重要的機會，可惜由於一些學生領
袖的反對，談判未取得任何結果。他承認他本人是有責任的，因為他
也是激烈反對那場談判的一個。
這個空白，當然不會沒有人來填補。第一個是北京政府，充滿謊
言與誣衊的書和錄影帶，已經出了幾部。第二個，便是大名鼎鼎的劉
曉波。劉曉波寫了一本書，叫《一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後來又寫
了一篇文章，《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八
月台北的《中央日報》。劉曉波不同於中共，他參加了天安門運動，
又是在運動尾聲中開始絕食的所謂「四君子」之一，還坐過牢，因而
他的記述和分析的可信性，會被中外讀者認為比中共的宣傳高出許多
倍。
僅就這是天安門運動參加者所寫的第一部關於運動全貌的記述和
分析這一點，就很值得重視。但究竟寫了什麼呢？
那本書是從作者的懺悔開始的。他在被捕後向強權屈服了，寫了
一個很長的「悔過書」。很多人最先見到的是劉曉波為此而寫的懺悔
錄。不了解劉曉波的人，十之八九會被它的真誠、沉痛和責己之重所
震撼。二十世紀大約還沒有一個中國人如此公開地無情地剖析和鞭撻
過自己！但是我由於對此人有所了解，讀到他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和
體無完膚的地方，便不無疑惑起來：眾所周知，咱們中國人缺乏懺悔
意識。劉曉波此舉真的是出於真誠，還是企圖藉此放一個「衛星」，
打破中國曆史記錄，重振雄威呢？
不久，我把這個疑問向也是「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提出，他
雖未正面回答，似乎對劉曉波的這種做法很是不以為然。後來又從鄭
義先生的文章中得到證實。鄭義提到劉曉波「末日」一書的前言中的
一段話。劉寫到有的朋友讀過此書的反應是：「你的懺悔儘管讀起來
頗有震撼力，但這是不是一種更高級、更巧妙的自我解釋和自我辯
護，甚至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偽裝……」書的作者寫道： 「（這）
種意見尤為尖刻，我剛剛聽到時真如五雷轟頂。」
鄭義在香港同着名美學家高爾泰先生談起此事。高爾泰告訴他：
「你還記得在成都嗎？我給你講劉曉波最近來一信，說他不久又要一
鳴驚人了。」鄭義一算那時間──一九九一年秋，他們夫婦匿居高爾
泰家中，恰恰是「末日」成書之前。鄭義來美後，又向詩人江河談及
此事。原來劉曉波在紐約賣給江河一本「末日」時，曾向他明白無誤
地表達了這個意思：在獄中寫了悔過書，栽了，這次要通過懺悔，再
撈回來。
為自己有背於道德的行為而作的懺悔，居然可以是謊言，可以用
來欺世盜名，對道德再來一次踐踏！一個人的墮落，真的是沒有止境
嗎？
不能說「末日」中關於天安門廣場上事件與情景的記述都是不真
實的。但通讀全書，你得到的印象卻是：儘管作者在卷首的懺悔中把
自己說得一無是處，但同其他人相比，他仍然是一個佼佼者。作者達
到了他的目的。
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中，劉曉波毫不掩飾地攤
開了他的政治態度。他對天安門運動的全盤否定和詆毀，令人髮指。
奇怪的是迄今未見身居海外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提出異議。只有鄭
義是一個例外。
劉曉波屈尊紆貴地把自己同他認為「連民主的A、B、C還要從
頭學起的知識群體」和「芸芸眾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
們」作為敘述的主體。他認為運動水平奇低和一敗塗地的主要原因在
於「我們在骨子裏仍然崇拜 『革命』」，而「凡人凡事只要冠之以
『革命』之名，就充滿了正義感和進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於「我
們」要「革命」：「我們」「唯我獨尊」；「我們」「拉山頭」，
「自封為王」；「我們」「睜着眼睛說謊」「造謠」，以及「流亡海
外的『民主鬥士』們為了誇大共產黨的滔天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
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
面，誤導國際輿論。」
他所列舉的現象，可能是有的，但這同「革命」有什麼關係呢？
依我之見，情形正好相反。劉曉波是為了革命而匆匆趕去北京的嗎？
不是。四月十八日北京學生上街後，他還在《世界日報》發表一篇長
文，對胡耀邦百般貶損，意思是胡耀邦算老幾？不過是共產黨的一個
頭頭罷了，有什麼值得悼念的？因而他本來是反對這場學生運動的。
可是不出兩日，他突然打電話告訴我，他決定回北京了，三藩市紀念
「五四」七十周年的會議他不去參加了。日後我才從他身邊的人獲
知，他那時見到有的人在國內已大出風頭，急得他抓耳撓腮，坐立不
安，這才突然決定歸去的。臨行之前，還不忘留下一個謠言：劉賓雁
和一個什麼人到美國人那裏說劉曉波的壞話，反對他參加那個會議。
一到北京，又造出一個謠言，說他是放棄了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
高薪毅然回國投身「革命」的。
其實，天安門運動失敗的主觀原因，可以從劉曉波式的人物身上
找到一些線索。劉曉波比大學生更年長、更自信、更狂妄，因而在一
般大學生身上處於比較稀釋狀態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和蔑視人民的思
想和情緒，在劉曉波身上便更濃烈、更露骨和更瘋狂。他在「末日」
一書中自認：「我蔑視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崇尚天才個人的創
造力，終生的目標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孤獨天才強大，
還是芸芸眾生強大。」鄭義的文章援引了劉曉波一書中描繪的一個情
節：
一次（劉曉波）穿越糾察隊到廣播站演講，曾被學生糾察隊阻
擋。他接過話筒，開口之際，一種報復欲，「使我決定在演講的開始
高聲重覆自己的名字，讓他們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們嚴加把守
的學運中心發表演講。『我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青年講師，我叫劉
曉波，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我說出自己姓名時的那種特殊
的快感，令我終生難忘。」這個劉曉波，對不小心得罪了他個人的芸
芸眾生報復至此，令人不寒而慄！
沒有北京市人民的竭誠支援（有的人家用光了自己的糧票和現
款）和冒死阻擋軍車，天安門廣場很難支撐下來。你絕想不到人民的
這種奉獻得到的酬報是什麼：當北京數以百計的市民已橫臥血泊時，
一位學生領袖居然還會說出這種話：「中國人，你們不值得我為你們
去犧牲！
在五月十三日以前，此人不會說出這種話，儘管蔑視勞動人民的
意識早已埋在心底。二十幾天的領袖生涯，外國電視錄影機鏡頭不斷
對準面孔，可以使一個人的自我膨脹一百倍！
倘若沒有這種自我膨脹，五月二十八日本應該撤出廣場了。那是
北京市各界聯席會議的決定，廣場總指揮也舉了手的。為什麼後來又
忽然變了卦呢？
五月十四日的談判若能成功，天安門運動將會取得可觀的成果。
五月二十八日倘能按已然達成的決定撤離廣場，六月三日到四日的血
洗北京就不會那麼容易，因為劊子手失去了藉口。
我並不是責怪學生群體。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我在和柴玲一起接
受BBC電視台採訪時就說過：「這樣沉重的擔子，本來就不應全部
落在學生肩上。沒有哪個國家的這一類運動是由學生挑大樑的，中年
和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應負起責任。」
邪惡何以會逍遙
劉曉波一字不提 「六四」事件是一場陰謀的結果（四月二十四
日，學生上街還不到一星期，陳希同和李錫銘就擬好向鄧小平匯報的
稿子，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了。其後一次又一次挑動學
生，激化矛盾，可以排出一張時間表），卻在那篇文章中十四次提到
鄧小平──並不是譴責這個劊子手（哪怕有一點保留，比如說──像
他女兒說的那樣，他又一次上了左派謊報軍情的當），而是說「我
們」「無法理性地評價鄧小平十年改革開放的功過得失」，對他所得
到的「民意支持」估計不足；指責天安門運動「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
政權的信心，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
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劉曉波在八十
年代中期是以最極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態一舉成名的。七年以後，
他成了中共和中國現狀的辯護士。在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軌跡中
能夠找到什麼始終一貫的東西嗎？只有他那塊一百多斤的個人。這個
人之所以還值得一提，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現象，一個我們絕不可掉
以輕心的信號：毛澤東耕耘過的這塊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溫床。
白天跑到領事館門前示威抗議，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晚間又跑到那
里去告密；一隻手拉住共產黨，另一隻手拉住國民黨，兩隻腳又站在
民運的船上；當年激烈反共，今天又動員人到大使館去悔過；象麥卡
錫份子那樣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標籤帖到別人身上，
自己卻甘願為代表最壞的也是最虛偽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權
效犬馬之勞……而在做所有這一切傷天害理的非人勾當時，卻不以為
恥，又受不到譴責！
不以為恥，並不足怪；但不被譴責，逍遙自在，如入無人之境，
就很危險了。最近聽說一個（僅就在國外而言）自一九八九年起便在
民運份子中行騙的騙子，早已被人察覺，卻能在香港、歐洲（在那裏
騙走幾百萬法郎）行騙之後五年還繼續在美國作案！他還並未更名改
姓，生理特徵又非常明顯！
中國人（漢人）個人智商往往很高，自衛（常常是逃避）和報復
的本事也很高強，為什麼作為群體的中國人就會那樣愚蠢麻木和軟弱
可欺呢？我們幾時才能不再以息事寧人、明哲保身、不得罪人為處世
準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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