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期，越來越多的知識青年遇到了婚姻問題。上山下鄉的特殊場合，使這個問題成為糾結着諸多矛盾的一個焦點問題。本文記述了百萬知青的婚戀生活。

　　提倡「晚婚」

　　1970年5月14日的《人民日報》報道了貧下中農積極教育插隊知識青年，正確處理婚姻問題，勸導他們實行晚婚的消息。文中，是否堅持晚婚，被聳人聽聞地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加以認識，而一些地方出現的早婚苗頭則被斥責為「階級敵人」破壞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一股「妖風」。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接見參加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時，周恩來明確指出：「計劃生育，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分不開。城鎮青年下去以後，要做模範。」他還特別誇獎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範」。徐17歲時還鄉務農，此時已經28歲，還沒有結婚。周恩來指出：晚婚，計劃生育，下鄉青年提倡，造成風氣，更有力量。

　　1973年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主持者在周恩來的指示下特意邀請了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雋到會，向她們徵求意見。她們發表看法說：一般情況，知識青年下鄉3年就可以生活自給。但一到結婚年齡，就又有困難了。在知青小組集體裏湊合能過，從集體戶出來，要另外安家，蓋房子，買家具，需要不少錢。她們還根據當地情況算了一筆賬，一個下鄉青年，建房一間要用400元（材料按國家價格，用工由隊裏攤派，不管飯）；小農具、生活用具、家庭副業鋪底約70元；伙食補助第一年大約100元；第二年大約三四十元；到結婚安家時，補助幾十元；再加上書報、醫藥費等，每人約需700元左右。邢、侯的估計似乎樂觀了些，對一大批被安置到貧困地區插隊的知識青年來說，下鄉3年乃至更長的時間，並不足以改變他們窘迫的處境。即便如此，她們的估計有助於說明，下鄉青年在頭幾年裏是不具備成家立業的物質條件的。

　　「反潮流」典型白啟嫻

　　儘管在1973年全國知識青年工作會議上，有關人士還在積極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聞媒體對知青婚姻基調卻發生了顯著轉變，轉變的開端是由白啟嫻投訴報紙引起的一場風波。

　　白啟嫻原是河北師範大學的畢業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滄縣閻莊公社相國莊大隊「插隊落戶」，1972年與同隊一小學文化水平的農民倉促成婚。她努力適應由大學生向農婦的角色轉變，燒火做飯、餵雞飼鴨、操持家務、侍奉公婆、生兒育女。丈夫雖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權觀念，無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飯。她的婚後生活毫無美滿可言，也不斷遇到周圍人的冷嘲熱諷。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與白啟嫻同在公社執教的一名教師將這起婚姻說成是個「丑（聞）」。白在盛怒之下連寫幾封信寄給各家報社。信中稱：「有人說嫁個農民沒出息，依我看，那種貪圖個人享受，看不起嫁莊稼漢的人最可卑」；「有人說，落在農村沒前途，我堅信在廣闊的農村奮鬥終生大有作為，前途無量」。為了駁斥各種非議，她不惜美化自己並不如意的婚事，將偶然湊合的婚姻說成是「決心紮根農村干一輩子革命」的自覺行動。白啟嫻的信適逢其時，當時以江青為首的極左派領導人竭力推波助瀾的「批林、批孔」運動剛剛拉開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啟嫻這樣的 「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報》以《敢於同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為通欄大標題，發表了她的來信和《編者按》。《編者按》吹噓她的信是「一篇生動的批林、批孔和進行路線教育的好教材」，並「希望湧現出更多的敢於與地主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傳統觀念決裂，敢於反潮流的人物，這對於反修、防修，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有其深遠意義的」。不久，《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她的事跡。

　　隨着白啟嫻名聲鵲起，全國各地競相樹立自己的「白啟嫻」式人物。意味深長的是這些人物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鄉頭一兩年就嫁給了當地農民。本來招致非議的人生抉擇卻成了贏得種種美譽桂冠的政治資本。宣傳喉舌關於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導晚婚轉向鼓勵知青在農村結婚。

　　禁欲主義幽靈在遊蕩

　　下鄉青年對待婚姻的態度，除了受到政府行為的影響外，還受着諸如生存條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價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絕大多數知青而言，在下鄉的頭幾年，一種風靡的觀念是：優先考慮個人問題與革命的大目標是格格不入的。許多青年憧憬的是為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獻身，認為沉湎於個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獻身的資格。禁欲主義的幽靈肆無忌憚地在青年中間遊蕩。於是，緊閉初開的情竇，將求愛者一口回絕者有之；將熱情的情書交給領導者有之；將隱秘的情愛之火熄滅在革命祭壇前者亦有之。

　　生產建設兵團政治環境也助長了禁欲主義的瀰漫。有的連隊自定土政策:掌燈後男女青年接觸，必須有「領導」陪同；有的幹部專門稽查男女知青幽會，私拆情書，並拿到大會上宣讀，作為「階級鬥爭的反映」，或者扣上「侮辱婦女」的罪名。對人權的公然踐踏，時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有的萬念俱灰，走上絕路。

　　知青與農民結合苦果多

　　數年過後，下鄉知青的生活態度變得越來越實際，對個人的終身大事雖或處理謹慎，對他人的婚姻已頗能寬容和理解。與此同時，官方政策由提倡晚婚轉為積極支持青年結婚。

　　知識青年的婚姻大致分為三種類型：雙知青類型（夫婦雙方均為知青），知青與農民類型，知青與國家職工（軍人）類型。

　　在三種婚姻類型中，知青與知青共結連理一般具有較為堅實的感情基礎。但農村艱窘的生活卻給這種「理想的婚姻」蒙上濃重的陰影。許多知青婚後只有菲薄的收入，經濟上無以自立。若再生兒育女，對捉襟見肘的生活無異於雪上加霜。

　　知識青年與農民的結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廣，釀成的苦果也最多。白啟嫻揚名後，地位陡然變化，先由地委書記介紹入了黨，繼而被增補為第4屆全國人大代表，擢升為河北省知青辦副主任，地區文教辦副主任，公社黨委副書記。白啟嫻的歸宿是可悲的。 「文革」結束後，她調到滄州師範專科學校教務處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氣中毒致死，年僅3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