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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 一、鄧小平和陳雲的不同主張 現 在談談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這個問題上，在中央主要領導人之間，是有兩種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說自始至終存在着兩種不 同的主張。一種以鄧小平為代表，一種以陳云為代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主要主張，是加快經濟的發展，注重速度，強調對外開放，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以陳云為代 表的主張，基本上堅持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做法，堅持計劃經濟，對改革開放持懷疑或保留的態度。十多年來，幾經反覆曲折，鄧的主張逐漸佔了上風，被越 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我 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鄧小平一邊的。李先念是完全站在陳雲一邊的，甚至比陳雲更偏執、更頑固。我覺得他和陳雲很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陳雲主要是觀點、認識不 同，而李先念還夾雜着一些個人得失的考慮。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相當長的時間裏，經濟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還有長期擔任國家計委主任的余秋里 【111】，主要是他們兩個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幫」【112】以 後那兩年搞了一些大干快上，造成經濟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進許多大的項目，即被稱之為「洋躍進」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余秋里主持下搞的。以後搞改革開 放，李先念似乎覺得自己過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這樣一種不滿情緒：「什麼都是現在對，過去都錯了？」等等。當然，從觀點上說，他接近陳雲，他所以 那樣固執，就是因為他有這樣一種情緒，後來一直對改革開放不滿，站在改革開放的對立面，經常對改革開放發牢騷。 支持陳雲觀點的還有姚依林，他後來接替余秋里任國家計委主任，在國務院是主持全面經濟工作的副總理。 我 對鄧的改革開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說為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對鄧過於強調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讚成過於強調速度，當然如果 各方面搞得好，經濟搞得順，速度加快了，那當然是件好事，不會有人反對。但鑑於多年來我們追求產值的毛病，過分強調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標， 不講經濟效益只講速度，而我們舊的經濟體制也很容易搞成這樣。雖然我提出的指標低了些，強調經濟效益，鄧也知道我的這一看法，雙方沒有形成明顯的分歧，彼 此能夠理解。 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我與耀邦基本主張相同，都有熱情，但在具體步驟、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問題上，耀邦比鄧更厲害。鄧只是一種想法，希望 搞得快些，而耀邦卻到處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為我主持全面經濟工作，所以有時我們兩人的分歧比較明顯。 對陳雲同志，我調中央工作的頭幾年對他很尊重。我覺得在老一代領導人中，陳雲對經濟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見。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得很成功，當然 那是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1957年以後，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不贊成毛主席大躍進【114】那 一套搞法。當時全黨頭腦都發熱，他老人家堅持自己的觀點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後，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計劃，又要允許小自由，以計劃經 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主張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內，儘量把經濟搞活一點。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因為當時全黨都是一個調子，要計劃佔領全部陣地。還有 1962年，在經濟困難時期，他出來收拾局面，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價糖果，從國外進口黃豆救治國內水腫病等等，很快使形勢好轉。當然那時 還有少奇【115】同志、周總理【116】， 但是很多措施是陳雲同志提出來的。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陳雲首先提出進口一些糧食以保國內的經濟作物。因為那時國內經濟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折騰，許多東 西都要進口，糧、油、棉都要進口。總之，他是有真知灼見的。我到北京後，對他不贊成片面強調速度，避免經濟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 時，他對我提出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要打破大鍋飯，擴大企業自主權，他也表示支持。因此，開始幾年雙方處得不錯。而且我還可以在鄧、陳之間起一點溝通和中 和作用。因為我主管經濟工作，我聽聽鄧的意見，又聽聽陳雲的意見，然後提出我的見解，這些見解當然主要是根據鄧的，但也照顧到陳雲的一些意見，結果他們兩 個人都同意。 問 題是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不斷提出新的問題，需要把改革開放向前推進時，陳雲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動。在五十、六十年代，陳雲的經濟思想在我們黨內算是很開明 的，但是現在還是大計劃、小自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那一套，因此他和整個改革開放的思路和形勢，越來越不合拍了。於是我們之間距離也就越來越遠 了。這是第一個問題。 二、1981年進一步調整經濟 第二個問題，1981年全國進一步經濟調整問題。1979、1980年為了糾正當時經濟上的失衡，已經進行了調整，這是在陳雲同志主持下進行的。當時中央 成立了一個財經委員會【117】，小平同志力主陳雲主持，那時我尚未來北京【118】，後來我主持時改叫中央財經領導小組【119】。那兩年的調整，主要 是糾正李先念、余秋里他們主持那一段發生的問題。這次調整，余秋里、康世恩【120】他們很不以為然，比較反對。後來把余秋里調離計委，由姚依林接替，與 此有關。 在 1979和1980兩年調整後，1981年又提出要進一步調整，這是我擔任國務院領導人以後遇到的第一個大事情。本來在1980年5、6月間，在討論制定 第六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我曾提出過一個十年倍增的設想，也就說，1980到1985年期間，每年遞增5%-6%；前一個五年計劃慢一點，後一個五年計劃快 一點，總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但在計委具體研究1981年年度計劃的時候，發現1979、1980年財政赤字每年都在100億元以上，1981年仍將有 很高的赤字。同時，這兩年物價已在上漲，群眾反映不少。陳雲知道這些情況後，他提出必須做到1981年財政平衡、信貸平衡，他提得很尖銳，說寧可不要速 度，也要做到財政平衡。他主要怕年年財政赤字，引起通貨膨脹。李先念甚至提出不僅要財政平衡，而且要有節餘。他們兩位過去歷來主管經濟工作，按他們的意見 重新研究1981年經濟計劃時，就必須對1981年的經濟進一步調整，也就是說，要大大壓縮基建規模和大中型建設目，降低發展速度。計委根據這個精神擬訂 調整後的經濟計劃，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經過小平、陳雲、李先念同意後，於12月26日召開了有各省市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 議，向全國作了部署。 由 於那幾年農業連續豐收，市場也比較繁榮，經過城市和農村的改革，群眾生活有了提高，形勢很不錯，各地的同志認為沒有必要進行這麼大的調整。因為有些項目已 經與國外簽訂合同，如果要壓縮，就要修改合同，有些項目的設備已經運來，如果壓縮那就要封存。所以那段時間，國際上對此議論紛紛，認為中國形勢不妙，但也 有讚揚的。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認為調整有必要，才能使經濟走上軌道。 這 次大調整是陳雲、李先念提出的，鄧小平雖然在常委會上表示同意，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話，但實際上這個做法並不符合他的意願，尤其是從國外引進的大型項 目下馬、設備被封存起來，他是不願看到這種情況的。他在會議上同意陳雲、李先念的意見，只是對陳雲投了一張信任票而已。直到這個時候，據我看鄧小平仍然把 陳雲作為經濟問題的主要決策者。他認為在經濟問題上，陳雲看得比較深，比他要高明，幾十年來已證明了。鄧也說過這樣的話，即使他不以為然，還是投了陳雲一 票。 耀邦在那次會議上沒有講話。據我觀察，他是不大讚成的，但也不便於反對。因為兩位老人提出來，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但是事情過去了一年，1982年春天耀 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時說，1981年經濟調整搞了個小「馬鞍形」【121】。 後來這句話傳到陳雲耳朵里，他當然很不高興。我當時雖然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因為剛到中央不久，對全國經濟情況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較信任陳雲，所以 雖然他的意見和我原來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還是同意了陳雲的意見。從結果來看，這次的調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段時 間，我們整個經濟處於還賬階段。多年來，不僅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在城市建設、農業、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許多帳。要把經濟大體理順，就 必須還賬，必須「補課」。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設的攤子鋪得很大。比如說，當時為了恢復農業的活力，恢復農民的生產積極 性，提出了要給農民休養生息的機會。這就不能不對多年來存在嚴重的「剪刀差」【122】問 題加以調整、解決，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這個政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定下來的。當時我還在四川，但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研究時，我也參與了意見。當時 農副產品的價格必須提高，否則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這是第一。第二，那時雖然還不能取消，但要減少對農副產品的統購、派購【123】的數量，尤其是重點產 糧區、商品糧區，多年來派購徵購壓得很重，農民喘不過氣來。要實行計劃外加價收購的政策。 在這裏我要說一下，這兩條非常重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農業的復甦，從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連 續幾年農業豐收，農村欣欣向榮，首要的當然是解決了農民「耕者有其田」【124】的問題。農民有了土地，實行了包產到戶【125】， 這是最根本的一條。多年來，農民為生產隊打工的狀況改變了，農民開始為自己種田。但是我要說，農村那幾年之所以有那麼大的活力，簡直像是變魔術似的，誰也 沒有想到。多年來大家感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幾年時間就轉過來了，過去糧食那麼緊張，到了1984年竟然發生了農民有糧賣不出去的問題，國家收購的糧食，壓 在倉庫里很多。出現這麼大的變化，除包產到戶，另外兩條關係極大：一條是提高農產品價格，農民開始在農產品里感到減少了「剪刀差」，農民種地有利可圖；另 一條就是減少了統購、派購的數量，不從農民嘴裏奪糧。過去多少年來農民吃不飽肚子，每年糧食一收下來，就交公糧、餘糧【126】， 這種狀況持續了二十多年。當然，我們之所以能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決定每年要進口糧食。陳雲同志原來說進口糧食以保經濟作物，實際上進 口糧食解決了城市糧食供應，減少了對農村的購糧。那時每年進口糧食數量很大，我記不很清楚了，大約是1000萬噸到2000萬噸。這邊進口糧食保證城市供 應，那邊不從農民口裏奪糧，重點產糧區又可以拿多餘糧食以較高的價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圖。這樣三條一配套，農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實 行這三條也是要付出代價的。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但城市糧食的銷售價格卻不能馬上提高，因為那時居民的購買力有限，城市糧價不能輕易動，這就增加了財 政上對農副產品的價格補貼。同時進口糧食要用外匯，也就影響了進口設備。另方面多年來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難，不能不增加城市住宅建設面積。同時工廠擴大自 主權，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和獎金，這些都需要開支，所有這些都屬於還賬性質。沒有那幾年的還賬，不可能有以後那麼好的形勢，緩不過勁來。 所 以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佔國民經濟比重逐年下降，而財政開支逐年擴大，這就出現了赤字。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正常的，是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直到1984年，我才提出今後要逐步提高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要減少財政赤字，只能暫時壓縮經濟建設的規模，放慢經濟發展的速 度，別無他途。我認為，制定1981年計劃發現這些問題後，提出調整是必要的，我現在仍然是這個看法。如果那時不顧這些情況，認為政治形勢比較好，粉碎了 「四人幫」，開了三中全會，大家歡欣鼓舞，於是就搞大干快上，那就很容易或者很快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又回過頭來壓得工人、農民喘不過氣來。從整個形 勢看，雖然經過1979、1980年調整，1981年再緩衝，實行進一步調整很有必要。 從 結果來看，1981年的調整結果和過去的幾次調整結果不同，不僅農業繼續豐收，市場繼續繁榮，國民經濟不僅沒有出現負增長，全年也增長了4%左右。特別要 指出的是，1981年隨着調整的發展，增長的幅度越來越高，第一季度比較低，第二季度就好一些，第三季度就高一些，第四季度明顯加快了。這說明調整很好， 國民經濟回升了。 這 次調整有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在壓縮基建規模，壓縮重工業、鋼鐵和機械加工的同時，大力發展輕紡日用消費品工業，並結合着城市放寬就業政策，允許、鼓勵個體 戶經營，大量發展多種服務行業，因而經濟發展繼續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市場繼續繁榮，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沒有下降，而且繼續提高，沒有進一步造成失業，就 業的範圍也寬了。最後做到了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比較滿意。 當然從事後來看，不是沒有缺點，除了計委歷來在壓縮基建的時候，常常採取「一刀切」、「剃平頭」【127】的做法沒有完全糾正。 我 也感到，在壓縮基建規模開始的時候也很難不一刀切，就是發指標要各地方壓多少，當時還是那種舊體制，不這樣做也不行。但為了挽救、照顧那些實在不該壓的項 目，我叫計委留下一部分機動費用，以備「拾遺補缺」。在普遍壓了指標以後，再回過頭來看，那些壓了實在可借，或者繼續搞極為有利的再恢復一點，當然數量不 能多，不能大，以減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樣做雖然好些，但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事後來看，這次調整搞得狠了一些，如果能注意一下適度會更好 些。主要是對已經引進來了的成套設備，有些項目，或者是其中某些設備，確是國內所急需，安裝起來周期不長，很快就能發揮效益，這些就應該照顧。因為這些設 備已經進來了，已經付了款，安裝起來國內配套資金不需要很多，而且封存也需要經費。如果能安裝就安裝，這是合算的。如成套引進的電站設備、化肥、石油化工 設備，還有寶鋼的煉鐵高爐等等，都屬於這種情況。雖然有的項目過了一年又上馬了，但不僅時間拖長，花費也增加不少，而有的幾年以後才恢復。 當 時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大部分採取緩建、封存辦法，主要是國內沒有配套資金。因為要壓縮赤字，搞財政平衡。看來是機械了一點。比如說，即使搞的結果沒有完全 做到消滅赤字，還有部分赤字，而這些赤字用在合算的項目上，一兩年、兩三年就回收過來了，也是可以的。再說在對外開放的情況下，如果多借點外資也是可以解 決的。當時陳雲他們態度比較堅決，顧慮比較多，他根據1961年1962年經濟調整的經驗，怕攤子鋪得大了、多了，就堅決地壓縮。我們當時有些事也看不清 楚，缺少經驗。 三、開始對外開放 第 三個問題，關於對外開放的問題。在開放的問題上，陳雲顧慮比較多，他同鄧小平的分歧也比較明顯。在改革問題上的分歧，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問題。這一點我下 面再講，先講開放問題。因為把計劃經濟改為搞市場經濟當時還沒有被提到議事日程。至於擴大企業自主權，下放權力，簡政放權，農村包產到戶，陳雲並不明顯地 反對。但在對外開放問題上，陳雲顧慮比較多。首先是關於特區的問題。特區是鄧小平主張的，首先批准了廣東深圳、珠海，福建廈門，以後又增加了一些地方。對 特區陳雲一直是有保留的。他從來沒有到特區去過。有人告訴我，他曾派人到特區去過，派的人開始回來反映消極的東西多一些，後來好象好一點。但我總的感覺， 他對特區始終持懷疑和保留的態度。 特 區開辦不久，陳雲在1981年12月省市委書記會議上（這次會議本來是討論農業問題的），以及那年春節計委領導給他拜年時他的談話中，都強調特區第一位的 任務是總結經驗，並說特區不能再擴大，要充分看到特區所產生的負作用。本來沿海地區特區是可以多搞一點兒，如上海、江浙等地，特區是可以搞一些的。但陳雲 特別強調江浙地區，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區。陳雲說那裏是投機分子活動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們搞投機熟門熟路，一遇時機就會紛紛出籠。鄧力群 【128】主持的書記處研究室還搞了一些材料， 論證我們現在搞特區會淪為過去的「租界」【129】。一時間，這種議論就傳開了。這是在陳雲、鄧力群他們思想影響下出現的。 關 於利用外資問題，陳雲與小平看法完全不一樣。小平主張大量利用外資。他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不利用外資，經濟很難發展起來。當然，他是管人 事的，具體怎麼用，他也管得不多。總之他只要聽說國際上優惠貸款也好，不是優惠貸款也好，或者搞合資企業也好，他都非常支持。 但 陳雲對利用外資就很謹慎。上海大眾汽車合資企業的事，在他那裏壓了很久才同意搞。陳雲對利用外資是有看法的，他認為利用外國資本不可能解決我國的建設問 題。他經常說，外國資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潤，而是超額利潤，也就是說，你利用外資是不可能有便宜占的。他經常敲打當時主管外經工作的谷牧【130】，要 提高警惕。他說，利用外國投資，政府優惠貸款很少，大量是設備貸款【131】，而設備貸款表面上優惠，實際上他是為了出口產品，所謂的優惠已加到產品裏面 去了。而且設備貸款只能買他的產品，不能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要用自由外匯，自由外匯利息非常高，用不起。他對搞合資企業，態度也比較消極。我覺得陳雲思 想上還是停留在列寧《帝國主義論》【132】對 資本輸出的論述上。改革開放以後，他還重新讀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有一次他專門對我講，列寧總結的帝國主義那幾個特點至今沒有改變。現在還是那個時 代。在這裏我講一件事。1982年1月在沿海地區開展的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這件事影響很大，是1982年1月以中央名義發出的緊急通知提出的。 那時我不在北京，我是在浙江看到這個通知的。事後我知道，起因是中紀委一份反映廣東走私販私活動的材料，陳雲在這個材料上作了一個非常嚴厲的批示，指出要 雷厲風行地給予打擊。陳雲批示後，耀邦主持書記處開會討論後發出了這個緊急通知。3月我已經回到北京了，中央專門召開了一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並且以 中央名義把座談會紀要發到全國，要各地按此精神辦理。4月份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佈了關於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明確地把打擊經濟犯罪作為中心 任務。 1981 年正是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不久。在全國範圍內，特別是沿海地區開展這項活動，使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受到很大的傷害。改革開放，搞活經濟，這麼一搞，經濟領域 的走私、投機、受賄、盜竊國家財物等現象肯定會發生，也應該給予打擊。但應就事論事，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但當時把問題看重了，性質上也定得不當。 當時把經濟上放寬搞活後難以完全避免的現象【133】， 提高到「是在新的條件下階級鬥爭的重要表現」，甚至還提出「是國內外階級敵人用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對我們進行破壞、腐蝕的反映」。還說，「改革開放以來， 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國內影響增多，社會生活中的許多領域出現了嚴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提出，今後必須加強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 的鬥爭，強調在改革開放中，要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這樣一來，就不僅是打擊經濟犯罪的問題，而是提高到意識形態上反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進攻，提高到嚴 重階級鬥爭的問題了。 在這裏我要說一下，以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領域，而真正在經濟領域明確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這一次開展的打擊沿海地區經濟犯罪的運動。不叫運動叫活動也可以，反正是不叫運動的運動，就這麼一次。 問 題是這種提法和這種搞法，勢必涉及到改革開放中的許多問題。對廣東等沿海地區發生的走私之所以作出如此過度的反應，這與陳雲對改革開放、搞活經濟一直抱有 保留和懷疑態度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他認為這是一項極危險的政策，特別是開放、搞活。這次提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便宣佈經濟特區也必須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 市場調節為輔，這樣一來就沒有什麼特區了。還宣佈要加強對外經濟活動的統一管理。除國家規定的單位，按國家規定的原則和程序進行以外，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 進行對外經濟活動。這樣就把原來在改革開放中，在建立特區時已經下放給特區的一些權力取消了。並且還規定要增加國家對農副產品的統購和派購，減少議價部分 的比重。還提出把沿海工人的獎金控制在略高於內地的水平。這樣一來，打擊沿海地區的經濟犯罪活動，變成在經濟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必使整個改革開放的 一些搞法被否定了，把已經下放的權力又收了回來。允許廣東、福建搞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也就沒剩下什麼了。 發生這種情況，起因當然是中紀委的材料，但是沒有陳雲的批示不可能搞出這麼個東西。胡喬木【134】在其中也起了很壞的作用。 鄧小平大概對這件事沒有感到它的嚴重性，因為他一貫主張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經濟犯罪。這場鬥爭對整個改革開放會帶來什麼嚴重影響，他沒有覺察。 至 於耀邦和我，這次完全處在被動狀態。雖然中央的緊急通知是耀邦主持的書記處會議通過發出的，實際上是奉命行事。接着召開的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雖然是我 們兩人主持的，並在會議上講了話，但我們處在很為難的狀況。當時兩省的同志表示顧慮很大，認為這麼一搞，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就很難搞了。我們兩人一方面向 他們做工作，要他們接受中央通知的精神，另方面又要勸說陳雲儘可能保護改革開放，使沿海地區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大好形勢，不要受大的損害。 在會議期間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陳雲提出要調離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135】的 工作。他認為像廣東、福建這樣一些地方，不能讓任仲夷這樣頭腦靈活的人來干，要找很堅定的人。用陳雲的話說，應該找一個像釘子一樣釘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的 人來擔任。這件事經耀邦和我再三爭取，陳雲才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再說，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適的人。當時陳雲曾提出了一個人，但這個人身體不好，只好作罷。 這 一場運動實際上是針對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的。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加上中紀委領導人仍然是採取過去那一套左的辦法，這場持續一年多的打擊行動出了 不少問題。有些把工作中的失誤、缺點作為犯罪處理，無罪錯判、輕罪重判的事不少。本來適應改革開放的一些事，因為政策、立法沒有跟上，被當作投機、貪污處 理。例如技術人員利用工余時間幫助社隊民營企業工作，領取了報酬，或從事第二職業得到了收入；有些單位用自己的留成外匯與別的單位等價交換其他物資或貨幣 （因為留成外匯價格高於銀行牌價），以及採購人員和企業人員在貿易洽談中的交際費用等等，都被看作是犯罪行為。當時搞錯了許多人，以後又不得不予以平反， 恢復名譽。更嚴重的是，這樣一來人們對改革開放發生了懷疑，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思想引起了混亂。1982年一個時期，從事經濟工作 的同志顧慮重重，事事觀望，一些採購、推銷人員幾個月不外出活動。 因為中央有通知，各地紀檢部門，組織人事部門，有些人本來就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對改革開放看不慣，這時就紛紛到工廠、企業去調查來，調查去，弄得工廠、企業苦不堪言，改革開放的許多事陷於停頓。 這就是改革開放不久開展的一場反對經濟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一些情況。因為後來很少談到這件事，我在這裏說一下。 四、探索經濟建的新路子 第 四個問題。我在1981年11月向全國人大做了一個政府工作報告，題目是《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在報告中我提出，今後的經濟建設要走一 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圍繞這個總題目，我提出了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這是我擔任國務院總理以後，就經濟問題所 作的第一次長篇講話。當時有人把它說成是我的施政綱領。 自 從文革結束以來，我在四川工作的時候，就着重對經濟問題進行了研究。在我的腦子裏逐漸形成了兩個概念。一個是過去搞經濟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 效益極差，人民得不到實惠。第二個就是，現有的經濟攤子很大，存在極大的潛力，但原來那套辦法卻不能把潛力挖出來，必須另找出路，對原來那種辦法進行大的 改革。這是我在四川時開始形成的概念。在1981年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我講了這麼一段話：「千方百計地提高生產、建設、流通多個領域的經濟效益是核心問 題」。接着我回顧了建國以來我們經濟建設的問題。1980年同已經完成了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8.1倍，國民收入增長4.2倍，工 業固定資產增長26倍，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只提高1倍。可見，固定資產增了那麼多，而工農業總產值卻沒有相應增長，國民收入沒有相應增長，人民消費水 平增長就更少了。這些年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於國民收入增長的幅度，而工業資產增長卻很 多很多。這說明我國經濟建設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與人民付出的勞動不相適應。因此我認為，我國經濟的癥結是經濟效益的問題，而不是表面的產值增 長速度。 接 着我在1982年天津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會議上，就着重談了經濟效益問題。我指出，在工業生產上長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產值和增長速度，辦了許多蠢事， 常常是「工業報喜，商業報憂，倉庫積壓，財政虛收」，最後靠銀行發票子來補窟窿，致使國家和人民受實害。在這次會議上我講經濟效益問題，提出了一個觀點， 也可說是一個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和物資消耗，生產出更多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前半句講儘可能地節約，勞動和物資消耗儘量減少；後半句講要創造更 多的社會財富，關鍵是產品必須符合社會需要。否則生產的越多，浪費就越大。工廠追求產值，生產出大量無人買的東西，壓在倉庫，最後是報廢，這樣的事太多 了。 如 何才能提高經濟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廠生產出社會需要的、適銷對路的商品？這涉及到許多方面，但從根本上講，涉及到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的問題。要靠調整經濟 結構和改革經濟體制來解決，否則沒有出路。我之所以長期對經濟體制改革產生興趣，以至努力探索並致力於這項改革，就是為了根除中國經濟的弊端，是有的放矢 的。我如果沒有對中國經濟弊端的認識，就不可能產生要求改革的想法。當然如何進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國經濟的弊端，我開始的認識是很膚淺的、模糊的。開始提出 的改革辦法，許多只是治標而不能治本。真正認識到要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根治中國的經濟弊端，經濟必須市場化，必須解決產權問題，是經過長期反覆實踐才逐步 總結出來的。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條新路子，就不會有以後改革的過程，更不會有今天的認識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報告 中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對於以後的經濟改革有重要的意義。 也 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麼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 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裏，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後，我對經濟 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的辦法，這 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3%就不得了了，而我們經常增長10%，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里沒有 什麼模式，沒有系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 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五、我同耀邦在經濟上的不同意見 第五個問題。正是因為我到北京後強調經濟效益，不大讚成過去那種追逐產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這個問題上。 這種不同意見在1982年就開始了。當時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報告【136】， 涉及到經濟問題如何寫。起草小組的多數人開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報告的基調來寫的，但耀邦不同意這種寫法，他提出了一個思路和想法。因此政治報告有關 經濟這一部分就寫不下去了。後來問題反映到鄧那裏，鄧就拍板說，經濟部分基本上按政府報告的調子來寫，這樣耀邦也就勉強接受了。因為我沒有參加起草工作， 起草中有哪些不同意見，他們沒有提到常委會或書記處會上 來討論，所以耀邦究竟有哪些自己的想法，為什麼不同意我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調子，我也不清楚。但從他在十二大前後的言論和行動來看，他主要不同意我重視效 益，不強調產值、速度的問題。他講經濟問題很少講效益而十分強調增長產值和速度，常說「翻番」、「提前翻番」等。當然，我提出的六五計劃增長速度「保四爭 五」【137】是留有餘地的。我也清楚實際執行結果肯定會超過。當時經濟體制還是舊的，很容易追逐產值、輕效益。我寧願提得低一些，而不願意提高一些，以 免刺激下面又犯盲目追求產值的毛病。 小 平同志雖然也非常重視產值指標，十分關心每年增長多少，但他對我提出的想法表示理解。但耀邦對我的想法卻不以為然。所以十二大的報告雖然根據鄧的意思基本 上按政府工作報告寫了，但他的想法沒有改變。十二大以後他到外地視察工作，更加強調要增加指標，要加快速度。幾乎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 求。哪裏產值定的高，他就表揚。哪裏速度慢了些，就嚴厲批評。從來不講經濟效益，也不對快慢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籠統地就是鼓勵快。於是地方上就根據耀邦 的指示，向計委、國務院要資金，上項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個時期各地比速度、爭材料、爭資金的氣氛相當厲害。雖然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大報告是那樣 講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講話、指示，又是另一個調子，當時我感到許多事不好辦。 1983 年我與耀邦在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顯了。他一個勁地鼓勵加快速度，而且用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搞經濟建設。譬如他到處宣揚和推廣河北保定地區開展的農村人均每 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的活動，說一年一百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長多少。這種搞法我們過去就吃過虧，很容易搞成形式主義。1983年1月我訪問非洲期間，耀邦作了 一個城市改革的報告，主張城市改革全面推廣農村承包的辦法，也就是所謂「包字進城」。在城市採取承包的辦法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城市比農村複雜得多，工 業、商業採取什麼形式，如何承包，要經過試驗，逐步推行，絕不能簡單地一包了事，更不能一哄而起全面推開。耀邦講話後北京就在國營商店搞承包，一開始就出 現了亂漲價和賣大號的情況。什麼叫賣大號？就是商店把暢銷的商品大批賣給零售商，從中獲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價買給消費者。這樣國營商店一下子賣出那麼多 東西，承包任務很快就完成了。商業不能這樣搞，工業企業也千差萬別，在整個價格政策沒有理順的情況下，很難用一種辦法承包出去。我訪問非洲回來以後，停止 了這種搞法。我提出城市經濟改革要經過試點，逐步推行，摸索試驗，不能一哄而起。就在這一年，即1983年春節，我在團拜會【138】上也講了這樣的意 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過春節的，他對海南的幹部說：「什麼一哄而起？是轟也轟不動！」 這一段他在各地視察時，對國務院領導經濟工作經常講一些批評或影射的話。這些講話的記錄經傳抄、擴散，使許多人知道在經濟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聲音。 這 個情況很快傳到鄧小平耳朵里。1983年3月15日，鄧約耀邦和我在他家裏談了一次話。我把經濟工作的情況和我的意見講了，耀邦聽了很平靜，有些他表示同 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釋。這次談話比較好。鄧小平最後說，經濟工作他贊成我的意見，批評耀邦講話太多，不夠持重，老喜歡搞些驚人的東西，作為總書記，這 是一個很大的缺點。鄧還說，搞改革不能搞群眾運動，改革要貫穿整個四化【139】過 程，不是幾年可以解決的事。還說現在形勢很好，要注意頭腦不要發熱。同時在這次談話中還定下了這樣一條，為避免再出現不同的聲音，今後經濟工作主管是國務 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重大決策，發號施令，肯定哪些對、哪些錯，都要經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研究提出，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作為權威的發言和決策 者，不要多頭髮言，政出多門。當然書記處是要管經濟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針，不要干預具體的經濟工作。小平是因為聽到有不同聲音才找我們談話的。談話中我 把我的意見也都講了，他這麼一講，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這次談話以後，耀邦直接干預國務院經濟工作少了，對國務院的批評也少了，但思想深處並沒有放棄 自己的意見，他還是繼續講他的觀點。但有了小平那一番話，我覺得事情好辦了。以後我的態度是，擇其善者而從之，耀邦講的對的，我們就採納他的意見，他講的 不符合實際的，他可以發表他的個人意見，因為他並不代表集體，我們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辦。耀邦也知道，因為有了小平的話，他講了一些意見我不大同意，即使 沒按他的意見辦他也就算了，無所謂了。 國 務院經過研究提出的重要經濟工作方案或意見，都交中央常委會或書記處討論。有時耀邦即使不贊成，好像也不好反對，就會說：「好吧，那就這樣吧。」但事後他 對啟立說，現在也是強迫簽字。國務院是怎麼討論的我們也不清楚，拿來只好同意、簽字。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對國家計委的工作不滿意，也曾說過所謂「傾盆大雨 」、「被迫簽字」【140】之類的話。現在耀邦也有這樣的感覺，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為了儘量與耀邦溝通，我曾經建議國務院和財經領導小組關會討論問題的 時候，邀請胡啟立、郝建秀【141】等 書記處的同志參加，以便隨時向耀邦通報情況。還建議耀邦派工作人員列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的會。但不知是什麼原因，耀邦沒有這樣做。我還特別提出， 一些重大的經濟問題在正式提交常委和書記處會議討論之前，可單獨先向耀邦匯報，以便互相溝通，使他事先有充分的考慮時間。他同意了。先向耀邦匯報，再向常 委匯報，這樣搞過幾次，開始他還有興趣，但以後看來他興趣不大，他又不讓再搞了。這個問題也就沒有解決。 看來問題根本上是由於我們兩個人【142】在 經濟問題的思路，也包括工作風格上有些不同。耀邦不好、也不能把他的意見強加給國務院和財經領導小組，因為小平已有了那麼個規定。所以不是採取溝通情況或 讓他在國務院討論經濟時了解決策的過程就能解決的。儘管有上述這樣的問題，但總的來講，自從在小平那裏談話以後，我們雙方在方式上都注意了，至少再沒有使 別人感到在經濟問題上有兩種聲音。 六、計劃與市場 第六個問題，講一下計劃和市場的問題。 小 平同志一直強調市場的作用，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在會見外賓時就說，社會主義並不排斥市場經濟。以後又多次說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以哪個為主，可 以視不同時期不同情況靈活運用。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發揮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指出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經濟。鄧對這個決定評價很高，說 是新的政治經濟學。1988年他在同我一次談話時，針對陳雲、李先念的主張，鄧說我們的計劃經濟是學蘇聯的，現在人家都不搞了，我們為什麼還抱着不放呢？ 當然到1992年時就講得更明確了。總之他一貫傾向於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市場經濟，雖然不同時期有不同說法。 耀邦也是對計劃經濟不感興趣。據我觀察，耀邦認為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束縛了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束縛了企業積極性、下面的積極性、地方的積極性。他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就要讓群眾、讓企業、讓地方放開手來干，近似過去搞群眾運動的那一套辦法。 至 於陳雲、李先念，他們一直強調計劃經濟。特別是陳雲，從五十年代以來，幾十年始終沒有任何變化。「計劃為主，市場為輔」，這幾乎是他每次講話都要強調的話 題。改革開放以來，他每次講話都還是這個調子。他主張對待經濟就像養鳥，不能抓得太緊把鳥捏死，也不能撒開手讓鳥飛掉，應該關在籠子裏捏不死也飛不掉，這 就是他有名的鳥籠經濟思想。他不僅認為中國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成功的，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他仍認為蘇聯搞計劃經濟，把一個落後的國家在幾十年內變為 僅次於美國的強大國家，就是計劃經濟成功的證明。他認為中國所以沒有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了那一套的干擾，加上文化大革命。如果都像第一個五年計劃，肯定 是很好的。直到八十年代末，至少在我下台以前，他一直堅持這個觀點。 在這裏我順便說一下，在對外關係上，陳雲思想深處實質上對蘇聯是看好的，對美國不放心。在外交路線這一點上他和鄧小平有很大的不同，兩個人之間也有矛盾。 在1984年的時候，阿爾西波夫【143】到 中國（他是過去蘇聯派到中國幫助搞計劃的專家，與陳雲的關係比較好），陳雲見他。當時小平專門為陳雲規定一個談話口徑，讓陳雲按着這樣講，小平對陳雲怎樣 與阿爾西波夫談不太放心，怕造成對外政策上的混亂。陳雲不情願，但還是照這樣做了。這是當時的一個插曲。在八十年代持這種觀點的還有徐向前【144】。他 也認為蘇聯終究是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45】剛 剛推開的時候，陳雲在1981年12月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上講了一篇話。他說，農村經濟也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其中糧食、棉花、煙葉等多種 經濟作物，都必須規定種植面積，養褚也要規定任務。1982年1月春節期間，他又找國家計委領導人作了一次加強計劃經濟的談話，報紙上發了消息。他說，現 在計劃不受歡迎，計委的工作難做，但計劃經濟不強調不行。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陳雲作了一個書面發言，儘管肯定了五十年代對糧食不搞價值規 律的做法仍是正確的，但他對提交全會討論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表示贊成。這個決定稿子提交全會討論前，我曾寫過一封信分送常委，內容是關於經濟體制改 革的幾個要點，小平、陳雲、李先念都表示贊成。陳雲在書面發言中還說，由於現在經濟規模擴大，五十年代一些做法很多現在不適用了。這次講話我覺得是好的， 支持了改革。 但 是到了1985年9月全國黨的代表會上他又說：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並說這個話現在沒有過時。陳雲這樣講就有問題了。因為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前，有 幾年是用過這個提法，但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那個決定，已經講整個社會主義是商品經濟，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而且已經否定了過去毛主席長期堅持的計劃第 一、價格第二的觀點，怎麼還講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再講這樣的話就與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相牴觸了。陳雲在會前曾把他的發言稿送給我徵求意見，我感到很為 難。因為他現在講這個話，明顯地從他一年前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的書面發言後退了。他這樣一講，必然會在會上引起思想混亂。但我也知道，他既然已經寫了，雖 然還沒有講，要他改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就去了他家裏，建議他加上一段話：「所謂市場調節，即不作計劃，根據市場供求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的調節」。 這樣的話他在五十年代就講過了，所以他欣然接受了這個意見，當時就讓秘書加在他的發言稿里。我為什麼建議他加上這句話？因為加上這句話就對市場調節為輔 ——也就是為輔的市場調節作了嚴格的限制，僅僅是指那些國家完全沒有計劃指導的小商品【146】。 而十二屆三中全會所講的相當多的商品，即所謂間接計劃的那一部分，也是靠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的。加上這句話實際變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計劃調節；一部分是靠 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的間接計劃，即大量的商品；第三部分所謂「為輔」的市場調節僅僅指的是小商品。也可以這樣說，不作計劃的、盲目生產的小商品，加上間接 計劃即宏觀指導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實際上靠市場調節的商品，已經是或者至少是一半對一半。加上這句話，就可以做這樣的解釋，這樣就同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 革決定的矛盾不大了。當然陳雲肯定不會做這樣的解釋，他是另一種意思。但至少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解釋。如果不加這句話，他直接講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 為輔，這樣就把整個市場調節的範圍搞得很小很小。這似乎是一種文字遊戲，但當時沒有辦法。在中國黨內對經濟問題有重大影響的陳雲，如果按他原來的講法發下 去，必然在黨內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亂。 到了1987年十三大我在政治報告【147】中 指出，今後經濟運行機制，是「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由於當時整個形勢，改革開放氣氛很濃，我報告的草稿一次又一次送給陳雲審查，他沒有公開反 對，但一直也沒有說過同意的話。不像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他是正式表示了同意的。當我在十三大開幕時作政治報告的時候，開始不久，他就退席了。這表示了他 對政治報告的保留態度。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那時他身體不很差，可以聽下去。相比之下，1981年我做為國 務院總理講提高經濟效益十條方針的時候，當時他身體不太好，有人勸他回去休息，他說不，我要把紫陽報告聽完，這表明他對我的支持。本來，老人開會、聽報 告，中間退席是很平常的事，但有這樣的比較，也可以看出他的態度。到了1989年「六四」以後，以陳雲經濟思想作為指導的姚依林，很快就提出「要跳出趙紫 陽的圈子」，要公開批判「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提法。 所謂經濟體制改革，很大成分就是改革計劃經濟。歸根到底，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計劃和市場，一個是所有制。陳雲是幾十年一貫堅持計劃經濟的，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始終站到了改革開放的對立面，不是偶然的，也是不奇怪的。 至 於我本人，對計劃經濟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開始我只是感到中國這麼大，情況千差萬別，交通信息不太發達，如果一切生產流通活動都由中央計劃統一安排，必然 是官僚主義叢生，弊端百出。後來到中央工作以後，又認識到之所以經濟效益不高，生產和消費脫節，根本原因是中央計劃體制帶來的弊端，不發揮市場調節和價值 規律的作用是不行的。但我對於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實行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心中無數，所以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 中，對計劃體制按照不同企業和商品，曾經分為四種情況：一是按國家指令性計劃生產，如關係到國家經濟命脈的骨幹企業和關係到國計民生的主要商品；二是按市 場變化由企業和經營者自行安排生產，如產品繁多的小商品。以上兩類，一個是指令性計劃生產的，一個是完全由企業和經營者自行安排生產的。在這兩類之外還有 兩類產品和企業：一個是大部分按國家計劃、小部分自行安排；一個是大部分按市場自行安排、小部分按國家計劃。當時這樣劃分，雖然保持了計劃經濟體制，但擴 大了市場調節的部分。這樣的區分，當時也得到了陳雲的認可。在為十二屆三中全會準備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文件的時候，我向起草小組講了幾個基本的概念，後來我 又把這幾個基本概念給中央常委寫了一封信。我的幾個基本概念是： （一）中國的經濟是計劃經濟，不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二）中國的經濟是商品經濟，不是產品經濟，可以概括為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48】； （三）計劃分為直接計劃和間接計劃，要逐步縮小直接計劃的部分，擴大間接計劃的部分； （四）間接計劃主要靠市場和經濟手段調節，直接計劃也要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 我的這幾個概念，都寫進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裏，明確了商品經濟。除小商品外，間接計劃的部分，也要靠市場調節，而且這一部分將逐漸擴大。這樣，中國經濟中靠市場調節的比重將越來越大。 1984-1985年在計劃體制改革中，除了下放權力給企業外，主要是縮小了國家計委直接計劃的比重。那幾年逐步縮小了國家計委直接計劃的產品，縮小了國家計委直接管理的統配物資。 到 了十三大，政治報告就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也就是說，要基本上實現市場原則。不過由於受意識形態的約束， 沒有使用市場經濟這個名稱罷了。由此可見，對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在認識．上我也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 七、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 第七個問題。國外在議論中國經濟改革時，大體上認為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改革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激進的，一種是漸進的，而且大多肯定中國採用漸進 的、逐步過渡的方法，避免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發生的動盪和經濟滑坡，是成功的。但中國這種逐步過渡的方式是如何進行的呢？ 從 我下台以前在中央主持經濟工作十年的經歷來看，所謂逐步過渡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個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之外，逐步生長、壯大一種新的經 濟，即市場經濟。如隨着農村改革的開展，國家對農副產品統購派購減少，絕對數量有所下降，隨着農業的增產，所佔比重更是逐年減少。由農民進行市場調節交易 的，或者超產由國家加價收購的數量越來越多。 到 了1985年，進一步取消了對農副產品的統購派購，整個農業除棉花和少量產品外，基本上實現了市場調節，脫開了計劃經濟的範圍。鄉鎮企業的興起，工商業個 體經營放開，允許私營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外合資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一開始就是在計劃經濟以外，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市場經濟部分。這一部分市場經濟從無到 有，從小到大，幾年來蓬勃發展。由於他們的機制活力大，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國有經濟和原來的集體經濟。他們既為中國經濟帶來了繁榮，也在中國大地上成長出來 一種新的經濟一一市場經濟。因而出現了一種情況，即在計劃經濟模式還沒有作大的、根本改革的情況下，中國整個經濟中市場經濟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佔的比重 一天比一天大，整個中國經濟體制的性質也在一天一天由量變到質變。這是中國改革的最大特色。中國經濟的改革，既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又保持了政治穩定，這是 根本的原因。 以 上是主要的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對計劃體制內的那一部分，也逐漸地加以削弱縮小。當然不是一下子改掉，而是開始的時候變動不大，小量地改變，以後逐 步逐步地加大份量。雖然比前面所講的這是次要的方面，但它也起了不可忽視的配合作用。如改革以來實行的簡政放權、擴大企業自主權等許多政策和措施，在計劃 改革方面逐步縮小直接計劃，擴大間接計劃的比重，逐步壓縮國家的統配物資，擴大企業自行銷售的品種和數量。國家統配的重要物資，超產部分允許企業自行銷 售，計劃內的也允許一定比例的自銷。還有對企業實行承包製，以及放、調結合逐步進行價格的改革等等，都對體制外生長的那一部分市場經濟，起了很好的配合作 用。 總 之，當時有兩部分，一個是計劃體制外的市場經濟，一個是計劃體制內的計劃經濟。我們一方面擴大計劃外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逐步縮小計劃經濟的比重。在計劃 經濟和市場經濟並存的情況下，勢必是此消彼長。計劃經濟縮小減弱，市場經濟就得到擴大和加強。當時市場經濟部分主要是農業、農副產品、輕紡工業、消費品工 業，而屬於生產資料生產的，基本上掌握在國營企業手裏。一個消費品，一個生產數據，如果控制生產數據生產的企業不削弱、不縮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場，新 生長起來的那一部分市場經濟就無法繼續；如果生產數據生產的那一部分，一點也不允許自銷，一點也不允許進入市場——如果把小煤窯、小水泥也都統管起來的話 ——那新生長的市場經濟將會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極大的困難。所以十幾年來對計劃內經濟體制的改革，對國有企業機制的改革，儘管都沒有觸動根本，但從中國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個意義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視的良好作用。 過 去曾有人把這種逐步過渡的漸進改革方式，批評為「缺少整體規劃」，「缺乏全面配套措施」的「走一步看一步」，「沒有遠見」，「盲目性很大」等等，現在這樣 批評的人少了。但他們所指出的兩種體制雙軌運行下所產生的種種弊端，確實是不可忽視的。當這種負面影響超出了社會能夠承受的限度時，那就會爆發問題。這隻 能由經濟和政治體制進一步改革來加以解決。這種對舊體制進行根本改革的條件，在幾年以前就具備了。兩種體制、兩種運行軌道長期並存，終究負作用很大。一開 始採取漸進過渡的辦法是對的，但不能長期這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