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逝世，引發八九民運，中共高層保守派悍然決定武力鎮壓，釀成「六四」慘案，趙紫陽也在政治上遭致失敗。二十年前這一政治事變，涉及前後兩任中共總書記，「鄧胡趙體制」終於崩潰，青年學生與民眾損失慘重，國內政治環境與氣氛也頓呈根本變化。
何以至此呢？
當時，據傳有「再退一步即亡黨亡國」之說。要維持黨國的生存，不惜下決心殺人，乃專制的一番道理。但是，究竟是否已經退步，以及何為「再退一步」，還是有些意思的。
實際上在胡耀邦逝世之前，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那一年，人們想到的是，建國四十周年，一九七九年北京民主運動即「北京之春」十周年，以及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於是有人要呼籲人權，有人要推動改革深入，更有人要反對「官商官倒」之腐敗，中共則感覺到壓力。到胡耀邦逝世，高校出現了仿效波蘭「團結工會」的「團結學生會」，提出與當局對話的要求，八九民運隨即展開。
八九民運在政治上矛頭直指中國共產黨的專制和鄧小平的獨裁，而基本訴求，集中在公民權利中言論示威的自由、結社的自由，中共則堅持站在社會民眾的對面。這一對立，體現在對話的問題上。
中共十三大決定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顯示了「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政治姿態，並規定「分別在國家、地方和基層三個不同的層次上展開」對話。此舉之意圖當然很好，具體問題則是：誰與誰對話？或者說，誰與當局對話？
在中共治下，公民不得自由結社，不得自由組黨，即使自發組織非政黨之社團，也動輒被嚴厲懲處。中共當局極力維持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傳統格局，竭力阻止公民「組織起來」。所謂人大，即刻意地避開政黨政治，使個人「代表」難以制約黨政當局，而即使如此，黨員代表或官員代表也還是要在其中佔據多數地位，嚴防民意自由表達。在這樣的「根本政治制度」下，社會協商對話的「制度建設」實際上佈滿荊棘──誰能指望個人能在地方或國家的層次上與政府真正對話？
但是，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下台的胡耀邦突然逝世，提供了一個契機。高校學生挺身而出，公開打出了自治「團結」學生會的旗號，要求以民間自發組織的身份與黨政當局對話。一九七六年人們悼念周恩來時，曾走上街頭，十多年後，在改革開放之中，政治環境與氣氛較為寬鬆，其反應理當有些新意，而國際影響在其中也顯而易見。
與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姿態相比，學生們顯然是更進了一步。他們以行動顯示，對話應是公民社會的對話，而非重演臣民與官員對話。中國農民在被迫接受集體化之後，即不屈不撓地要求土地承包，終於推着中共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中國民眾要建立公民社會，一直在試圖推着中共向前走，只是至今幾無進展──它遠遠落在潮流後面，還在頑固地企圖將潮流拖回頭。
幾經周折，學生們的要求清晰起來，一是要否定扣 「動亂」帽子的「四二六社論」，一是對話。然而，在社會各界（包括共青團中央）一致肯定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要求中共高層出面對話的壓力下，李鵬辯稱「沒有人說過學生搞動亂」。趙紫陽在失勢之後，搶在宣佈戒嚴之前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只能承諾「對話的門是敞開的」。他告誡學生們，你們還年輕，無論如何，事情將來會起變化，要保重身體。其弦外之音，意味深長。這表明，中共絕不會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為對話之對手，因為它絕不會在「對話即意味着承認對手身份」上有絲毫的疏忽大意。
對話與否，對話如何組織，成為關係重大的事情。八九民運中的「對話」，以李鵬等人在戒嚴之前會見學生代表，最接近於成為一次對話。而李鵬的態度，恰似當年國共之間最後談判時宣稱「解放軍肯定要過江」，他「負責任地」暗示鎮壓已箭在弦上，那會見只是最後的勸告或最後通牒，要學生們在中國共產黨專制權力面前知趣投降而已。
中共保守派大員勝券在握，趙紫陽此時已是失敗者。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下台，趙紫陽反對「動亂」不力，更兼以「不同的聲音」而「分裂黨」，更成為中共絕不肯饒恕之人。
不過，中共之內出現了胡耀邦，出現了趙紫陽，這樣前後兩任總書記前赴後繼地倒在同一個地方，大概要比毛澤東廢黜其前後兩位接班人，更有意義得多。
他們兩人對於公民社會的成長，是抱着開明的，甚至熱情的態度。他們注意傾聽民間的聲音，解決問題則力圖遵循民主與法制。同時，他們不是孤立的存在。不過，龐大的黨政機器先前可以挫敗毛澤東的「文革」，現在也同樣可以將改革開放置於其魔爪控制之下。
然而，即使中共內部還沒有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只要有現實的社會需要，就能夠造就這樣的人物。
毛澤東當年眼看劉鄧在黨政機器中羽翼逐漸豐滿，在維持「社會主義」表面勝利的同時，修正他自己的思想與路線的壓力越來越大，終於不得不下決心打碎這個機器，以「左派」取而代之。這部機器不能適應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因為其務實，而它不能適應當今公民社會的成長，卻是因為其保守。人民公社崩潰，計劃經濟難以為繼，搖搖擺擺地接受了市場經濟在中國復興，實乃不得已，但威脅到專制的穩固，卻更是要命。
但是，公民社會成長的趨勢，是基於市場經濟發展，而互聯網興起，更清楚地表現出生產力的社會化性質。中國共產黨即使仍然心不甘情不願，仍然要對公民權利厲行控制之能事，卻也不得不裝模作樣地弄出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無可奈何地濫竽充數。只是，它如此被動而非主動，其實難以阻擋公民社會的成長，卻是將它自己的前途，一點點地賠光。
當年，面對蘇共的黨機器，戈爾巴喬夫終於辭去了黨總書記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國共產黨和地方黨組織的命運由它們自己決定」。胡耀邦、趙紫陽，也先後辭去黨總書記職務，儘管他們對中共仍抱着希望，但回眸望去，中共緊握着「六四」鎮壓的屠刀，仍不肯放手。未來之命運，天知地知，人們只好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