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台北的哥聊管制
郭宇寬
新到一個城市，通常你所能發現的最熱忱的交流者，大概就是計程車司機了。台北的計程車司機，服務是非常優質，不僅禮貌得體，而且幾乎從不會給你繞路，即使一聽口音就知道你是大陸人。和他們聊天也許你最能了解普通人在想什麼。
最近一次和一個台北的哥的聊天，是從西門町搭車到考試院附近我住處的路上。他叫陳國豪，什麼國豪啊，國才啊都是台灣特別普通的名字，那天恰是228的周年紀念，中正紀念堂到228公園這一帶政治氣氛都很濃。我們的談話，自然聊到了政治。他對台灣政治好像很不滿意的樣子，跟我說：「太民主了也不是個好事，你看我們台灣這些領導人啊都沒本事。」這樣的觀點，我在台灣聽到不止一次，不過倒還是很想了解出租車司機為什麼覺得民主不好？於是問他此話怎講。
他抱怨說，不管是陳水扁還是馬英九，都是光會講好聽話，一點都不管事。他指得「不管事」，是說台灣從民進黨上台以後就取消了出租車限額制。現在任何人只要找不着工作，只要能買得起一輛車，就可以申請個出租車牌照上街運營，也不用為了執照交錢。這樣門檻很低，台灣當出租車司機的人就太多了。陳國豪不爽的是，出租車這個行業好像競爭越來越激烈，他今年28歲，開出租車有三年了，「賺不了多少錢，我這樣一天幹上12個小時，一個禮拜干六天，辛苦得要命，一個月也就賺個6萬多（大概人民幣一萬三千左右），只能湊活養家啦。」他講的是實話，台北市常駐人口只有280萬，出租車就有三萬多輛，再加上台北縣，桃園這些鄰近地區的記程車也都可以來台北市運營，台北出租車的密度是在相當的高，在台北市區幾乎閉着眼睛，隨便一招手，就會有車停下來，甚至有時你發現路邊停着不少似乎主人在休假的出租車。這是在大陸的城市裏幾乎不會遇到的景象，在北京和上海，出租車幾乎二十四小時都在街上奔波，而且你還經常在路邊站上十幾分鐘都攔不到一輛空車。而且相對於台灣的平均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來說，出租車的價格也不算貴，起步價換成人民幣大概14元。
我正想到台北和大陸的比較，國豪就表現出了對大陸的興趣「在北京或者上海開計程車應該很好賺吧？」我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們公會的人講的，聽說上海差不多2000萬人，才六萬輛出租車，是麼？」他指的公會是民間組織台北記程車公會。我記不得上海準確的數字，不過按照記憶我可以告訴他「大概差不多吧。」也許國豪覺得自己的想法被印證了，有些得意：「那還不賺翻了！」不過轉念這種對比更讓他覺得失落「我們台灣這些領導人啊，計程車都這麼多了，還在發牌照，也不知道腦子怎麼想的？一點都不會管。」
這讓我覺得有些好笑，我問國豪，「你知道上海或者北京一個司機，一個月要給公司，交多少錢麼？」國豪看來不知道「我們一個月也要給公會交大概六百塊吧，公會就代表我們替我們爭取一些權益，我們從入這行開始，大概要繳會費六年，以後就可以不交了。你說的公司，要收多少錢啊？他們幹些什麼啊？」「他們基本上什麼也不用干，坐在辦公室里數錢就可以啦，你知道他們每台出租車一個月要給公司交多少錢麼？」國豪顯出驚訝的表情，「換成台幣大概——」我心算了一下「4萬-5萬塊吧。」國豪已經驚得嘴都合不攏了，這顯然是他公會的朋友沒有告訴他的。「那為什麼不自己買一輛車，自己當老闆呢？我們台灣的司機現在除了還有一些集資入股的計程車合作社，都自己是老闆，現在車也不貴啊？」我接着告訴他：「其實大陸的出租車司機，大多數也都是自己花一大筆錢買車，不過即使自己買的車，也還是要給出租車公司交這麼多錢。」國豪已經覺得難愈置信了，頭搖得和撥浪鼓一樣，為了讓他安心開車，我只好跟他進一步解釋。
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剛才所推崇的大陸的管制措施，把出租車牌照控制得非常緊。這樣的結果是，只有少數有關係的人開的公司才能獲得牌照，很多人想當出租車司機的，但不能像台灣這樣，自己去交通局申請一個牌照。所以不得不到那些手裏握有牌照的公司下面打工，自然這些公司，就可以以他們的壟斷地位，設立高額的租金，坐着收錢就可以啦。這導致的後果是，第一，你所知道的，大陸這些大城市，出租車很少；第二，出租車司機賺得很少，而且工作比台灣司機辛苦的多，每天大概14個小時跑在路上是很正常的，而且幾乎沒有星期天，因為每天都要交份兒錢，沒有周末的概念乃至生病都不敢休息；第三，出租車價格相對於大陸人的收入水平來說顯得很高，而且因為供給不足，打車常常比較難；第四，因為打車貴，打車難，所以很多上班族都買私家車，私家車多了，這樣市區交通就更容易堵塞；第五，因為市區交通不好，出租車司機就更難賺錢，而且因為被剝削的太厲害，願意當出租車司機的人就更少。而且更可悲的是，很多出租車司機認識不到這背後的邏輯關係，而覺得自己之所以這麼苦，還是因為出租車太多，要是能把牌照控制的更嚴一些，自己才能喘口氣，殊不知越一照難求，出租車公司就越奇貨可居，他們壓榨司機的談判資本就越強。反過來倒是台灣，放開記程車車牌照，既幫助解決了社會就業問題，計程車司機給自己打工，比較自由，老百姓也得到了實惠，這樣好象更符合公正均富的社會理念。
說到這裏，國豪好像是理解了：「喔，我原來還想能不能到上海去開計程車呢？聽你這一說，我還是安心在台北干吧。不過我搞不懂，這麼不合理的制度，你們大陸怎麼不改呢？」我反問他「你要是大陸交通管理局的幹部，你願意改麼？拍賣牌照可以掙一大筆錢，政府公務員就可以有好福利啊，你捏着這些管制牌照的權力，別人都要來拍你馬屁啊，有人來送錢，送房子，還有人請你出國旅遊，你小孩哪怕沒什麼本事，都有人會給他安排一個輕鬆又賺錢的好工作。」國豪沒有說話，我告訴他，就是這些人在掌握制定規則的權力啊，他們管得這麼爽，如果沒有民主的力量來推動他們，他們為什麼要改呢？他們反倒會找出一堆理由，什麼價錢管理啊，規範經營啦，來強化管制措施。我又問他「你現在還覺得台灣領導『不管事』，不好麼？」國豪大概沉默了半分鐘說：「你講的，我過去倒真是沒有想過。」後來他一直沒有說話，看得出來他是在思考。這個時候，我也在思考，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彼此誤解真是很有意思。
到我住處的時候，國豪對我表示感謝，他告訴我，今年暑期的時候，他準備一定要到大陸去看一看。
阿波羅網編後按：造成這種情況，台灣媒體有極大責任。台灣藍營媒體佔大多數，中共在藍營媒體的滲透控制極為成功。台灣一些大媒體根本是共資（一般稱為「中資」）開辦的，就象是鳳凰衛視的情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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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庫與鄭南榕基金會12日舉辦「透視台灣言論自由新威脅」座談會，並由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前排右）與前總統府秘書長葉菊蘭（前排左）共同探討言論自由所面臨的威脅。（自由時報） 葉菊蘭︰媒體傾中言論 自由新威脅(2009-04-13)
〔記者林毅璋／台北報導〕台灣智庫與鄭南榕基金會昨日舉辦「透視台灣言論自由新威脅」座談會，前總統府秘書長，也是鄭南榕的遺孀葉菊蘭警告，台灣的言論自由正面臨內憂外患，內有馬政府因服膺傾中政策所形成的壓迫，外有中共挾龐大國力帶來的威脅。
中資媒體老闆心中有小警總
葉菊蘭說，國內有媒體的資本結構與中國有關，常有選擇性報導，無法清楚呈現台灣社會面臨的難題，且因資金來自中共，媒體老闆心中有「小警總」，必須對資金來源有所交代，對中共或馬政府不利的內容就不會報導。她擔心台灣民眾像「溫水煮青蛙」，面臨言論自由喪失的危險而不自覺。
本土型不中立外來型掩真相
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清溪認為，台灣言論自由受到的新威脅可分為「本土型」及「外來型」，本土型的威脅主要表現在媒體不中立、司法不公、黨產與行政資源進行干預等面向；至於外來型則源於中共，以「對內控制、對外收買」、「強力散播謊言」、「掩蓋真相」的三步驟形式呈現。
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則舉例，日前民間國是會議上，他針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議題向經濟部長尹啟銘提出十二點學術上的質疑，結果除了自由時報外幾乎都沒報導，反而只着重尹啟銘「台上講了一小時多，他卻只能有五分鐘」的說法。陳博志強調，這就是台灣遇到的困境，即使有言論自由，媒體卻把這些對政府不利的看法收起來，不讓外界知道。
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蘇正平認為，自由的言論必須透過媒體才能發揮影響力，如果媒體被特定的意見壟斷，這樣的言論自由充其量只是「在家喃喃自語」。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莊豐嘉說，中共透過威逼利誘的方式來掌控台灣媒體，一方面投入資金左右記者的工作權，另一方面則借法律來約束對己不利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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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體被批傾向中共 言論自由新威脅
【大紀元4月14日訊】台灣批評家稱，由於中共試圖控制台灣媒體，以及馬英九政府的各項政策，台灣來之不易的言論自由正受到威脅。他們說，當媒體大亨到大陸投資或得到中共的資金，如何期望媒體提供有關大陸的公正報導？「我們正被迫用中共的眼光看世界」。
據《台北時報》4月13日報導，台灣智庫（Taiwan Thinktank）董事長陳博志4月12日告訴台北一個言論自由論壇說：「台灣今天享受的言論自由來之不易，是許多人權鬥士獻出生命的結果」。
然而，「不幸的是，這種自由正受到威脅」，他說：「中共正在試圖投資或收購媒體，以控制台灣的媒體，而台灣政府也在消除媒體對自身或對中共的負面報導。」
前總統府秘書長葉菊蘭也參加了論壇，她表示擔心的是，大多數台灣人沒意識到這種威脅。 葉菊蘭問道：「當媒體大亨在考慮到大陸投資或當他們得到中共的資金，您如何期望媒體提供任何有關大陸的平衡和公正的報導？」
她說：「可悲的是，大多數台灣人並沒意識到這件事，他們就像青蛙被烹飪在溫水中，當發現水已沸騰，時之晚矣」。
台灣大學經濟學教授張清溪，也是法輪功學員，他表示，位於海外的中文電視網絡、新唐人電視台2007年準備購買頻道在台灣播出，但沒有電纜系統業主出售頻道給他們。新唐人電視台重點報導法輪功和有關人權的事態，包括北京迫害法輪功的精神運動。
張清溪說：「他們告訴我，不想賺'麻煩錢'，因為我們是法輪功」。「當您仔細看看這些電纜系統公司，您會發現，大多數都在大陸投資。 」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主席莊豐嘉表示：「大多數人都未意識到，言論自由正在被削弱，而且情況非常糟糕」。「我們被迫用中共的眼光看世界，而有些人仍然認為，這是'全球視野'。」
莊豐嘉還說，中共透過威逼利誘的方式來掌控台灣媒體，一方面投入資金左右記者的工作權，另一方面則藉法律來約束對己不利的報導。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蘇正平認為，自由的言論必須透過媒體才能發揮影響力，如果媒體被特定的意見壟斷，這樣的言論自由充其量只是「在家喃喃自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