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管經濟不分宏觀和微觀
中國總理溫家寶一個多月前，在英國接受《金融時報》獨家專訪時，大秀亞當?斯密，想表現為經濟學的行家裏手。在劍橋大學演講時，他對國際金融危機進行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批評：「不受管理的市場經濟是註定行不通的」，「市場也不是萬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勢必引起經濟秩序的混亂和社會分配的不公，最終受到懲罰」。本來期望他在今年兩會上，能真正露那麼兩刷子，給國人和世界帶來些信心，沒想到政府工作報告卻無牌可亮，沒有什麼新內容，今年核心計劃還是四萬億和「振興十大產業」，被外電評為「力度不夠」，「不足提振經濟和信心」。溫家寶在報告裏稱：「我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從二○○五年起，溫家寶年年將GDP指標定在八，今年保的還是八，比較「彭博社」日前公佈的市場對美國二○○九年經濟的平均預期是負百分之一點九，溫家寶的報告是個不實在的報告，既有誇大其詞，也有又藏又掖。
按照慣例，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第一部分對○八年的工作成績作了充分肯定，尤其是「及時果斷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全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二 ○○四年五月，當代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盧卡斯訪問中國，適值中國政府的各項宏觀調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個學術會議上對此作了一句話的評論：「中國出台了這麼多措施，沒有一項是宏觀政策，全部都是微觀政策。」此言對溫家寶今天領導中國經濟的水平仍舊一針見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兩會前也尖銳批評：「宏觀調控的概念自一九八五年的『巴山輪』會議上提出至今也二十多年了，但是我們還未完全認清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區別，也沒有有效區分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這兩種非常不同的職能。」錢穎一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根本原因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濟轉型的本質「就是重新定位政府與個人、政府與企業的關係，重新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其主旋律就是減少政府的干預，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改革開放的本質，是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得以持續增長的根本原因。」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世界潮流的體現，「一九七九年，幾乎在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各國也在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發達國家如此，在發展中國家也如此。近來，經濟學家做了大量研究，發現正是由於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大大減少，使很多國家的經濟活力大大增強。過去的三十年，正是世界經濟增長較快的三十年，是脫貧人口較多的三十年，也是創新活動較活躍的三十年。」
危機成因：政府長期不恰當干預
北京師範大學資源與管理研究院院長周為民駁斥了「危機是由缺乏政府調控、干預的市場造成的，是自由市場失靈的證明，並以此論證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須更加強化政府的干預而限制市場的作用。」他認為：「實際上，此次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對市場長期實行不當干預的結果，是不恰當的政府調控、政府干預使市場運行被長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後果的總爆發，也是市場規律最終對這些後果所作出的強制平衡。人們不難看到，在次貸危機的源頭美國，一方面，「宏觀調控」長期、人為地維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兩房」等機構和多種手段，以某種社會政策目標干預房地產市場。在這一類情況下，市場信號被長期歪曲，以致虛假繁榮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信用透支的窟窿也越扯越大，終至不可收拾。 」
經濟學家吳敬璉特別提醒：「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於復辟命令經濟。這不但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損害經濟的活動，還會帶來強化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泛濫等惡果。這是必須堅決制止的。」
刻意炒作「十四個核心數據」
官方傳媒今年對溫家寶的報告苦於無新牌可出，只能拿報告中的「十四個核心數據」作文章。當然最熱的數據還是「保八」，與國際權威機構的預測相距甚遠，他們的預測是百分之五至七點五。第二個熱門數據是○九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九百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就業與勞動力市場研究室主任張麗賓說：「就業政策的定性上，二○○九年的就業政策是『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並且要『千方百計促進就業』，就意味着政府要在促進就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增加促進就業的投入。」張麗賓透露二○○九年預計全國總的從業人員為百分之七點八億人。九百萬數字是根據「我們測算的數值，GDP每增長百分之一，能帶來的新增就業崗位是六十五萬個。」今年安排就業資金四百二十點二億元，比二○○八年增加一百六十八點一二億元，增長百分之六十六點七，還可以帶動一部分就業。但是比較全國龐大的失業人口，解決九百萬，只是杯水車薪。中國的失業人口到底有多少，中國政府提供的永遠是一個曖昧的數字，社科院二○○九年《社會藍皮書》公佈城鎮的經濟活動人口失業率大約百分之九點四，已經高出政府數字的一倍以上。而在英國的經濟學者胡少江說：「按照世界通用的統計口徑，中國全國的真實失業率大約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間。」
十四個核心數據加在一起，也沒有一個四萬億的投向更令人關注。經濟學家陸磊着文《防止拉動內需中的體制復歸》，他說：「第一，我們很容易因巨額政府投資而復歸於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消費不足仍將成為制約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問題；第二，為維持政府投資，稅收仍將維持較高水平，既傷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能力，又降低了私人部門投資的積極性；第三，為配合財政性投資，持續的大規模信貸投入將直接意味着產能進一步過剩和信用風險持續上升，一旦出現某種經濟衝擊，必然造成銀行體系的較大損失，最終仍將落實為財政成本。」一月信貸發生井噴，高達百分之一點六萬億，二月又完成小一萬億，報告定的指標全年五萬億，兩個月就完成一半，但是中小企業幾乎沒有從中獲益，可見各級政府投資衝動有多麼大。
四萬億將被特殊利益集團瓜分
社會學家孫立平說：「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挑戰應該是在長期的意義上。中國正在經歷的是一場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但又不同於美國金融危機的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實質上，中國的危機並不是國際金融危機的一部分，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危機過程。即使沒有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引發，中國的這種生產過剩危機遲早也會發生。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國已經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如果這時沒有相關的制度安排和結構條件，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幾乎可以說是這個時代必然的伴生現象。」
政治學家陳子明說得更直白：「這次世界經濟危機是在新的形勢下，全球一體化情況下的經濟危機。中國是物品輸出國，美國是輸入國，美國那邊出了問題，全球經濟就循環不起來了。美國的問題出在消費環節，對消費的金融支撐方面出了體制性的問題，是過度消費造成的問題。有國家過度消費就必然有國家過度生產。本來美國過度消費，中國過度生產，從全球來說是平衡的；現在美國過度消費不下去了，我們過度生產就沒有買家了。美國經濟危機和中國經濟危機不一樣，這一點是最明顯的。第二點，美國和中國還有一個時間差。美國是在信用制度、信貸制度非常發達的情況下出現的問題，他們要解決這個全新的問題。而中國就像孫立平說的，與一九三○年代的美國情況類似，生產過剩問題沒有解決。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差。」可見「英雄所見略同」。
目前四萬億元完全受政府控制，預示將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瓜分。政府部門還是習慣於把這些公共資金切割給各大國有企業去搞一些大項目。在這個過程中，項目規劃缺乏科學論證，資金流向不透明，而且絕大部分還是投向基礎設施：鐵路、公路、機場──新世紀所稱的「鐵公雞」，投資收益下降。此次「保增長」的口號在兩會喊得震天響。單純保增長實際就是無效的增長，就是調整結構給增長讓路，就是民生給GDP讓路。政府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讓國企跟國企抱成團，民營企業就被排除在外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原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甚至喊出：「這跟我們原來改革的方向是相悖的，只會倒下一批貪官。中國的改革進程可能要暫告一段落了。」
中國總理溫家寶一個多月前，在英國接受《金融時報》獨家專訪時，大秀亞當?斯密，想表現為經濟學的行家裏手。在劍橋大學演講時，他對國際金融危機進行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批評：「不受管理的市場經濟是註定行不通的」，「市場也不是萬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勢必引起經濟秩序的混亂和社會分配的不公，最終受到懲罰」。本來期望他在今年兩會上，能真正露那麼兩刷子，給國人和世界帶來些信心，沒想到政府工作報告卻無牌可亮，沒有什麼新內容，今年核心計劃還是四萬億和「振興十大產業」，被外電評為「力度不夠」，「不足提振經濟和信心」。溫家寶在報告裏稱：「我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從二○○五年起，溫家寶年年將GDP指標定在八，今年保的還是八，比較「彭博社」日前公佈的市場對美國二○○九年經濟的平均預期是負百分之一點九，溫家寶的報告是個不實在的報告，既有誇大其詞，也有又藏又掖。
按照慣例，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第一部分對○八年的工作成績作了充分肯定，尤其是「及時果斷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全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二 ○○四年五月，當代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盧卡斯訪問中國，適值中國政府的各項宏觀調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個學術會議上對此作了一句話的評論：「中國出台了這麼多措施，沒有一項是宏觀政策，全部都是微觀政策。」此言對溫家寶今天領導中國經濟的水平仍舊一針見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兩會前也尖銳批評：「宏觀調控的概念自一九八五年的『巴山輪』會議上提出至今也二十多年了，但是我們還未完全認清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區別，也沒有有效區分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這兩種非常不同的職能。」錢穎一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根本原因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濟轉型的本質「就是重新定位政府與個人、政府與企業的關係，重新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其主旋律就是減少政府的干預，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改革開放的本質，是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得以持續增長的根本原因。」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世界潮流的體現，「一九七九年，幾乎在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各國也在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發達國家如此，在發展中國家也如此。近來，經濟學家做了大量研究，發現正是由於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大大減少，使很多國家的經濟活力大大增強。過去的三十年，正是世界經濟增長較快的三十年，是脫貧人口較多的三十年，也是創新活動較活躍的三十年。」
危機成因：政府長期不恰當干預
北京師範大學資源與管理研究院院長周為民駁斥了「危機是由缺乏政府調控、干預的市場造成的，是自由市場失靈的證明，並以此論證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須更加強化政府的干預而限制市場的作用。」他認為：「實際上，此次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對市場長期實行不當干預的結果，是不恰當的政府調控、政府干預使市場運行被長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後果的總爆發，也是市場規律最終對這些後果所作出的強制平衡。人們不難看到，在次貸危機的源頭美國，一方面，「宏觀調控」長期、人為地維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兩房」等機構和多種手段，以某種社會政策目標干預房地產市場。在這一類情況下，市場信號被長期歪曲，以致虛假繁榮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信用透支的窟窿也越扯越大，終至不可收拾。 」
經濟學家吳敬璉特別提醒：「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於復辟命令經濟。這不但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損害經濟的活動，還會帶來強化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泛濫等惡果。這是必須堅決制止的。」
刻意炒作「十四個核心數據」
官方傳媒今年對溫家寶的報告苦於無新牌可出，只能拿報告中的「十四個核心數據」作文章。當然最熱的數據還是「保八」，與國際權威機構的預測相距甚遠，他們的預測是百分之五至七點五。第二個熱門數據是○九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九百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就業與勞動力市場研究室主任張麗賓說：「就業政策的定性上，二○○九年的就業政策是『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並且要『千方百計促進就業』，就意味着政府要在促進就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增加促進就業的投入。」張麗賓透露二○○九年預計全國總的從業人員為百分之七點八億人。九百萬數字是根據「我們測算的數值，GDP每增長百分之一，能帶來的新增就業崗位是六十五萬個。」今年安排就業資金四百二十點二億元，比二○○八年增加一百六十八點一二億元，增長百分之六十六點七，還可以帶動一部分就業。但是比較全國龐大的失業人口，解決九百萬，只是杯水車薪。中國的失業人口到底有多少，中國政府提供的永遠是一個曖昧的數字，社科院二○○九年《社會藍皮書》公佈城鎮的經濟活動人口失業率大約百分之九點四，已經高出政府數字的一倍以上。而在英國的經濟學者胡少江說：「按照世界通用的統計口徑，中國全國的真實失業率大約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間。」
十四個核心數據加在一起，也沒有一個四萬億的投向更令人關注。經濟學家陸磊着文《防止拉動內需中的體制復歸》，他說：「第一，我們很容易因巨額政府投資而復歸於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消費不足仍將成為制約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問題；第二，為維持政府投資，稅收仍將維持較高水平，既傷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能力，又降低了私人部門投資的積極性；第三，為配合財政性投資，持續的大規模信貸投入將直接意味着產能進一步過剩和信用風險持續上升，一旦出現某種經濟衝擊，必然造成銀行體系的較大損失，最終仍將落實為財政成本。」一月信貸發生井噴，高達百分之一點六萬億，二月又完成小一萬億，報告定的指標全年五萬億，兩個月就完成一半，但是中小企業幾乎沒有從中獲益，可見各級政府投資衝動有多麼大。
四萬億將被特殊利益集團瓜分
社會學家孫立平說：「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挑戰應該是在長期的意義上。中國正在經歷的是一場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但又不同於美國金融危機的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實質上，中國的危機並不是國際金融危機的一部分，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危機過程。即使沒有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引發，中國的這種生產過剩危機遲早也會發生。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國已經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如果這時沒有相關的制度安排和結構條件，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幾乎可以說是這個時代必然的伴生現象。」
政治學家陳子明說得更直白：「這次世界經濟危機是在新的形勢下，全球一體化情況下的經濟危機。中國是物品輸出國，美國是輸入國，美國那邊出了問題，全球經濟就循環不起來了。美國的問題出在消費環節，對消費的金融支撐方面出了體制性的問題，是過度消費造成的問題。有國家過度消費就必然有國家過度生產。本來美國過度消費，中國過度生產，從全球來說是平衡的；現在美國過度消費不下去了，我們過度生產就沒有買家了。美國經濟危機和中國經濟危機不一樣，這一點是最明顯的。第二點，美國和中國還有一個時間差。美國是在信用制度、信貸制度非常發達的情況下出現的問題，他們要解決這個全新的問題。而中國就像孫立平說的，與一九三○年代的美國情況類似，生產過剩問題沒有解決。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差。」可見「英雄所見略同」。
目前四萬億元完全受政府控制，預示將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瓜分。政府部門還是習慣於把這些公共資金切割給各大國有企業去搞一些大項目。在這個過程中，項目規劃缺乏科學論證，資金流向不透明，而且絕大部分還是投向基礎設施：鐵路、公路、機場──新世紀所稱的「鐵公雞」，投資收益下降。此次「保增長」的口號在兩會喊得震天響。單純保增長實際就是無效的增長，就是調整結構給增長讓路，就是民生給GDP讓路。政府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讓國企跟國企抱成團，民營企業就被排除在外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原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甚至喊出：「這跟我們原來改革的方向是相悖的，只會倒下一批貪官。中國的改革進程可能要暫告一段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