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黨媒放風:中央九常委紛紛外出調研 敲定宏調四方向
香港黨媒放風 鳳凰衛視《金石財經》9月1日播出節目「中國經濟基本面穩定 「一保一控」將繼續貫徹」，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瀞漪：政治局常委們最近到各個地方去考察，除了到天津之外，內蒙古還有黑龍江地區也是重點，像是李克強就到了內蒙古，賈慶林到了黑龍江。
曾瀞漪：李克強最近在內蒙自治區考察的時間是8月28日到30日，他在考察的時候強調，要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新的機遇，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新的起點，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他也跟來自外省的務工人員、從事經營的個體戶還有俄羅斯商戶親切交談，了解他們的收入、生活、經營銷售、旅遊感受等等。
高層分赴地方考察為三中全會做準備
曾瀞漪：《經濟日報》余木的文章說，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下個月在北京召開，作為內地最高權力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個成員會紛紛外出考察調研，為會議做準備。除了我們剛剛談到的這些考察地點之外，相信接下來，因為到下個月會議召開的時候，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所以還有更多的常委們到更多的地方去進行專題調研，了解各地目前真實的情況。
曾瀞漪：在中國的經濟目前的情況到底如何？我們來自不同的專訪，還有來自於各種分析報告都發現說，中國今年下半年經濟雖然會有下行的風險，但是整體經濟基本面還是不錯的，所以現在看起來「一保一控」還是中央會繼續貫徹的目標，不過可能會有些新的招數出來。
曾瀞漪：《經濟日報》的文章說，中央已經敲定在宏調着力四個方面保持經濟增長。第一個是貨幣政策方面，緊中有松，有保有壓；其次是擴大內需，包括了研究減稅，也包括增加城鎮居民、農民收入的政策；第三是激活企業，或者就業，要採取措施，保障大學就業、退伍軍人，還有農民工的就業情況。
曾瀞漪：《證券日報》的文章說，引述相關的報導提到，財政部打算擬定事關1500億減稅規模的新增值稅方案，並且已經上報國務院，如果沒有意外，新的方案會按照計劃在09年1月1日實施。有分析說，表示了政府着手為保增長做更多的工作。
曾瀞漪：《經濟日報》的社評說，北京奧運會之後，宏調稍微放鬆，但是現在除非經濟突然出現大的變化，否則宏調是不會有大擂大鼓，出現大的變化，還是會繼續落實一保一控。
曾瀞漪：《文匯報》的文章說，來自專家的整個綜合分析看起來，有三大理由表示後奧運中國經濟增速是不會放慢的。第一是主辦城市北京在中國的GDP佔比很小；第二是京奧之後，內地承辦的大型國際盛會一個接一個；第三是推動中國經濟基本發展的動力不會因為北京奧運結束髮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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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進展緩慢 |
BBC/中國的奧運之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關於奧運經濟和"後奧運"的種種辯論、分析中，不管是樂觀還是悲觀，都直接或間接承認，今後的挑戰更艱巨。
由於支撐中國過去經濟高速發展的政策和社會環境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而發生了重大變化，有學者指出，過去行之有效的發展戰略今後將不再有同樣的效力。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裴敏欣認為，在通過30年努力把自己從低收入國家提升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後，通往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路途將更艱難，警惕"轉型陷阱"至關重要。
裴敏欣說，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階段，但必須看到，所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都是相對較容易取得的。
而現在，政府說的「深化改革」，需要對付的基本上是難啃的硬骨頭。
政府再定位「很迫切」
他認為，政治挑戰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轉型，是從以發展為中心到以服務於公眾為中心的政府責任的轉變，真正實現「小政府大社會」。
發展型的政府在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攀升時是合適的，但在下一個階段就不適用了。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利益分配日益不平衡，而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顯著退化。
有學者指出，中共政府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經濟發展速度問題，而是社會不公問題、社會服務問題。
與此相左的一種意見認為，中國保持現有的經濟發展速度是最重要的，因為這關係到社會穩定和政權穩固。
裴敏新認為，這是個兩難問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從近期而言是重要的政治任務，但如果繼續沿襲已經被證明有很高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政治成本的政策，將後患嚴重。而後患之一就是經濟無法維持高速增長。
政府再定位「最難」
裴敏新認為，政府職能的轉型必然涉及利益再分配，而這就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權力的運用、民眾權力如何得到體現、民眾權益如何得到保障等一系列問題。
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意味着需要目前體制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主動改變「遊戲規則」，讓過去三十年發展中未能享受高速發展利益的群體更多參與社會財富的再分配。
裴敏新指出，這不僅涉及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利益再分配，更重要的是執政高層內部會有分歧。
而貧富差距構成了中國目前最大的社會陷阱。
貧富差距「趕超」拉美
以貧富差距指標來衡量，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墨西哥的水平。根據過去五年的趨勢判斷，貧富差距仍呈擴大的趨勢。
貧富差距構成發展途中的陷阱，是因為它除了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一個根源，長期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將造成一個國家經濟結構失衡、內需疲軟、增長無法持續。
拉美過去三、四十年的經歷提供了明顯的證據。
貧富差距曾經是對毛澤東時代「大鍋飯」的平均主義的反動，對中國經濟的騰飛起到了推動作用。但如果貧富差距由於政治權力的分配而變成痼疾，那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障礙。
轉型「綜合陷阱」
關於中國的「主義」，曾經有「姓社姓資」的辯論，近來出現「國家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還是「市場資本主義」的討論。
裴敏新認為，考察中國經濟生活中影響力最大的因素，人們會不無憂慮地發現國家資本主義和裙帶資本主義的因素很強。
他說：「最主要還是一個權力分配問題」。
他認為，轉型陷阱的出現，最關鍵的問題是市場改革沒有到位、國家的權力和執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過分強大。
他說，今後除了在技術層面解決人口結構問題、消費不足、貧富不均等問題，更重要的還是要解決如何從一個以政府為主的政體轉型為以社會為主的政體。
以社會為主，意味着政府要逐漸從許多社會、經濟甚至政治活動中脫離，同時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並讓社會團體承擔更多的社會職能。
裴敏新指出，這就需要繼續機構改革、放鬆對媒體的管制以及發展公民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