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後定＂這是一句諺語，最早見於明末清初人歐陽直公的《蜀警錄》，而更早的淵源則可追溯到《北周書》上蜀人「貪亂樂禍」的說法。聽起來似乎有點貶義，如果加上下一句就更讓人確信無疑了，那便是「天下先治蜀後治」。似乎巴蜀從來就是一個不安分的地方，先亂後治的傳統延續了上千年，甚至更早，春秋以前。
　　　　　　
　　古代的巴國和蜀國地處秦嶺、大巴山、雲貴高原、青藏高原的包圍之中，進出交通十分艱險，直到科技發達的唐代，李白還詠出了「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詩句。這就形成了與外界相對隔離的局面，蜀人自給自足，發展農業生產，春耕秋收，相對固定的生產生活場所，確定了農業在社會生產中的主導作用。
　　　　　　
　　但又並不能完全與外界隔離，戰國時期，秦昭襄王派了一個叫李冰的人到蜀郡做太守，看起來是一個不起眼的任命，但就是這個李冰，奠定了自此以後兩千多年巴蜀文化的特點，一個小小的水利工程，讓蜀國從此沃野千里，國富民強，這為文化的孕育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物質基礎。還有後來的劉邦起於四川，劉備建於四川，司馬遷、李白、杜甫、蘇軾的足跡無一不涉足四川。這就形成了文化間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如果以長江作為中國文化體系的劃分來看，上游是巴文化、中游是楚湘文化、下游是吳越文化，無一不是華夏文明的主體構造。
　　　　　　
　　再說巴蜀「先亂後治」，聽起來總給人一種蠻荒、刁頑的感覺，直到近代，才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沫若認為「能夠先亂是說革命性豐富，必須後治是說建設性徹底」，與「革命」牽連起來總是帶有超越文化的色彩，我們姑且把這種「革命」稱之為「變革」。變革本身就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力量，歷朝歷代，巴蜀始終是讓帝王最頭疼也最不願割捨的地方，無論從文化還是軍事、經濟的地位，巴蜀總是若即若離，你亂我治，你治我亂，總顯得與華夏整體格格不入，又難分難捨。
　　　　　　
　　巴蜀自古以來也是一個很好的避難的地方。項羽稱霸之後封劉邦為漢王，即放逐了劉邦，又可以監視他。而劉邦似乎也很樂意，帶着打天下的一幫哥們充軍一般到了漢中（漢中也是蜀國的一部分），從此勵精圖治，幾年時間就把天翻了過來。劉邦的後代喪盡了漢家天下，一個不知隔了多少代遠到不知邊的以織席為生的自稱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後的劉備，同樣選擇了立足蜀國的路線，只是與強大的中原勢力比起來，小小的蜀國豈是對手？終將走上滅亡的道路，而滅亡本身又是重生的開始。連盛唐的明君，遭遇安史之亂，首先想到的避難的之所仍是四川，山高路遠，行路難，行軍更難，收拾舊河山，從頭再來。包括蔣介石，丟了南京，還有大西南。
　　　　　　
　　近代研究巴蜀文化的學者，始終很難給巴蜀一個準確的定位，其實何須定位？巴蜀就是巴蜀，獨立在中國文化之中，又緊密纏繞在中華文明博大、深遠的歷史深度與廣度中。我們今天再重訪都江堰、重遊杜甫草堂，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思考，千年的文化沉澱非一朝一夕能夠詮釋清楚，既然沒有一個準確的定論，何不順其自然？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先治蜀後治。從大方位定論只能是部分地區的地域文化現象，也是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姑且當作又一次為四川鼓吹吧，文字總是很淺薄，遺蹟總是很清晰，感受總是和真切。